1965年深秋的一个黄昏，台北松江路的街灯才亮起，白崇禧独坐窗前，手里端着温过的药酒，院门外两名便衣特工在雨里抽烟。他们的存在，早已成了这位昔日“桂系虎将”生活的背景音。第二天，城里就会传来李宗仁已到北京的消息，而白崇禧的命运，却已在无声处被悄悄推向终点。
1949年初夏，长江防线崩溃，解放大军滚滚南下。与胡宗南、陈诚并列的三大残存主力里，白崇禧的十五个军尚算整齐，可他没有心思继续鏖战。南京的青天白日旗倒下后，他把兵拉回广西老巢，一面掂量“撤往海外”与“再起炉灶”的分量，一面夹在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上下求生。
当年十一月，广西全面解放。白崇禧只身撤到海南，几乎与败军同样仓皇。蒋介石连发密电，先说“国危非常，盼共商大计”，又许诺“行政院长”高位，还特派罗奇携手书前往。面对诱饵与威逼夹击，白崇禧摇摆数日。老部下何遂劝他“干脆起义”，远在纽约的李宗仁更直言“万不可去台湾”。劝告终究敌不过权位幻影，1949年12月，白崇禧登机北飞台北。
初到日月潭，待遇的确体面：礼车迎接、专机巡岛，蒋介石把握节奏，先让他对岛内外报纸高谈阔论，摆出重用姿态。可三个月后，转折来得突然。1950年3月，蒋介石宣布“复职”，李宗仁海外抗议，法统之争剑拔弩张。蒋的怒火无处发泄，便指向眼前这位“健生兄”。白崇禧察觉寒意，却已骑虎难下。
1952年秋，国民党“七大”名单公布，老常委几乎悉数入列，唯独漏掉白崇禧。旁人以为是失误，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在笑眯眯地答应补选后，再无下文。白崇禧成了全场尴尬的注脚。两年后，“国大会议”上忽然有人提案，罗列“私吞黄金”、“拥兵自重”等三条重罪，要求弹劾白崇禧。白崇禧打印千余份答复书，逐一反驳寄送代表，香港报纸全文转载，岛内舆论一片哗然，案件却被行政当局轻描淡写压下。熟悉内情者看得明白：这不过是领袖发出的警告——“你的价值正在递减”。
夫人马佩璋于1962年底病逝，家中骤然冷清。白崇禧在灵堂前木然立了整整一夜，翌日才哑声对亲友说：“自此无人与我商量人生。”情绪的裂痕随之而来，他开始依赖药酒驱散寂寞。理事长赖少魂配制的滋补方子本属烈性，再被人暗地里加重分量，“虚而实补”反易损身。外界谣言四起，却无人敢查。
1964年初春，李宗仁在《先锋论坛报》公开劝美国承认新中国。台北高层火速指令白崇禧出面斥责。传电报时，机要员张口欲言，被他挥手止住。白崇禧沉思片刻，提笔写下措辞严厉的电报，末尾却留下一句玩味的话：“愿兄自爱，毋贻误。”这八字被审查人画红圈，却终究放行。
1965年7月，李宗仁搭机返京。消息传到松江路的那天深夜，白崇禧久久无语。窗外的巡逻车闪着灯，他低声和副官说：“德邻归去了，我在此再无容身。”副官不敢接话，只站在门口。
对他的监控愈发紧凑。警卫岗与白宅相隔不足十米，电话线路被并接，访客需登记证件。白崇禧仍旧爱下棋，可棋友一个个推辞。为了缓和气氛，他偶尔在餐后吩咐侍者，“给那两位辛苦的跟班也结账。”话音不高，特工们却照单领情，尴尬而又无奈。
1966年12月1日晚，白宅灯火通明。照顾白崇禧的张姓护士例行值夜，她将一杯温热药酒放在床头，轻声说：“将军，夜深了。”白崇禧点头，举杯而尽。翌晨七时，副官推门，眼前情景让他愣住：床单撕裂，主人侧卧，面色泛紫。那半杯药酒只剩杯底几滴，张护士却已不知所踪。
台北方面迅速给出结论：心脏病猝发。尸检报告草草收场，床头杯子也在混乱中失迹。江湖传闻此起彼伏，指向幕后操盘的名字不止一个，其中有军统特务谷正文。谷在多年后的一段回忆中提到，“任务要求不用枪，要像意外。”动过剂量的补酒、故意调换的药包，与张护士的离开，被外界串联成完整叙述。文件却始终没有公之于世，真相停留在纸背阴影里。
白崇禧的灵柩安葬于信义区回教公墓，棺木朝向西北。葬礼那天，台北冬雨未停，蒋介石远望灵车，只简短鞠躬便离开。沿路站岗的宪兵很快拆除警戒线，车流恢复如常，街头行人对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新桂系统帅少有停步回首。榆树叶被风卷起，落在墓碑前，几秒后又被吹走，似乎印证了权力场里的一个老规则：失势者的故事，总被时间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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