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的午后,磁器口一家老茶馆里弥漫着湿热和茉莉的味道。几位退伍兵聊起歌乐山碉堡,随口提到“杨森家有人失踪”。坐在角落抿茶的菜农刘顺心头一跳,脑中猛地掠过二十六年前那副惊悚画面。

刘顺当年只是个给杨家挑粪的长工。1949年春,他路过金刚坡一处废弃碉堡,拣柴火时瞥见角落里躺着一具女尸,手腕还扣着铁铐。他怔住了,国民党正在清乡,枪声日日不歇,胆小的他没敢多看便仓皇离开,也就此封口。

新中国成立后,粮票布票忙得人脚不沾地,刘顺很快把那次撞见抛诸脑后。可茶馆里的三言两语,把尘封的记忆再次撩开。他越想越怕,索性连担子都扔下,急匆匆赶回村里,与家人商量是否去官府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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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他走进重庆市政府接待室,小声复述当年的目击。工作人员听他提到“金刚坡”“女尸”“手铐”,顿时脸色凝重,立刻记录地点,并联系歌乐山烈士陵园及公安人员同赴勘察。

碉堡推开一瞬,呛人的尘土夹杂着霉味扑面而来。考古人员在灰烬与枯叶中挖出一副残破手铐,旁边白骨尚存,指节间一枚褪色的戒指闪着黯淡微光。随后,骨骼特征、遗物对照、档案核查同步推进,一名在1949年失踪的中共地下党员浮出水面——杨汉秀。

关于杨汉秀,旧时川中早有传闻:她是“川西王”杨森的侄女,却被朱德称作“最了不起的军阀叛女”。1913年,她出生在广安杨家大院,自幼聪敏伶俐,顽皮中透着倔强。十三四岁那年,她目睹英国军舰炮轰万县的“九·五惨案”,满街的血让少女第一次意识到屈辱与抗争。

同年,朱德以第二十军顾问的身份常往杨府串门。这个和蔼的“朱伯伯”谈论时局,声音洪亮,词锋如刀。小姑娘常躲在屏风后偷听,心随话语燃烧。她后来回忆,“那时便想,若有一日,也要去做国家用得着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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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反抗、改名,杨汉秀一步步告别“大小姐”身份。1931年,她违抗父命,执意嫁给共产党员赵致和。婚后,两人奔赴上海,学习外语,筹划赴欧留学。天有不测风云,卢沟桥枪声炸碎了平静,赵致和病故途中,怀孕的杨汉秀独自返乡,悲怆中却更认清了方向。

1938年初春,她只身离川北上,一路辗转西安、延安。抵达枣园时,土墙青瓦在晨曦里泛着金色,她第一次真正站在梦想的土地。朱德拍拍她的肩膀:“丫头,革命路远,须有铜头铁脚。”她当即把名字改作“吴铭”,意为“无名”,从此与家族恩怨割裂。

在延安女子大学、鲁艺美术系,杨汉秀勤学苦练,也常给伤员画速写。1944年冬夜,她向组织递交入党申请。周恩来在窑洞里递给她一张写着“同意吸收”的批件,她抹泪却笑得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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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四川局势牵动中央。1946年,王维舟力荐本省党员回籍工作。中央作出决定:让杨汉秀赴渝接近杨森,尽力争取这位旧军阀。临行前,朱德关照:“四川水深,记得多想一步。”她领命即行。

抵达重庆,特务的尾巴甩不掉,杨森却以为侄女终于回心转意,宽馈金银。杨汉秀将钱财暗中换成步枪、药品,送往地下党。随后,她以“兴建舞厅”为名,变卖旧产,筹措巨款支持地方武装,自家院落成了秘密联络站。

劝降杨森的工作并不顺利。杨森老奸巨猾,既怕清算又眷恋地盘。一次家宴上,他冷笑:“老蒋给的荣耀,我怎愿拱手?”杨汉秀举杯淡淡道:“伯父,历史的车轮压过来,可没人能躲。”这席话点醒旁观的堂兄杨汉烈,使其立场动摇,却也让特务暗中生疑。

1948年底,川东游击队中有人叛变,被捕后供出了“吴铭”即杨汉秀。军统迅速行动,将她囚于渣滓洞。狱中,她与江竹筠等人并肩度日。起初,狱友对这位衣着考究、操一口川味京片子的“贵小姐”颇多提防。杨汉秀把姨太太送来的白面馍撕散递给大家,还替受刑同志缝合裂开的伤口,沉默却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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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南京解放,蒋介石政权风声鹤唳。杨森见势不妙,托关系将侄女保出监狱,转至金汤街医院软禁,暗自留作政治筹码。7月,他被任命为重庆卫戍司令,心思瞬息万变。9月,为表忠诚,他纵火制造“朝天门惨案”。杨汉秀闻讯,怒不可遏,当众斥责此为“重庆的国会纵火”。话音未落,杨森脸色铁青,终于起了杀机。

1949年11月23日深夜,三名军统特务闯入病房,将杨汉秀五花大绑,塞进黑色轿车。车窗外是黢黑的山路,风声猎猎。她低声说道:“告诉伯父,我死不足惜,他日必有公论。”无人回答,绳索渐紧,呼吸戛然而止。随后,尸体被掩埋于金刚坡碉堡,任草木成荫,尘埃遮掩。

四川和平解放后,中央多次派人查找杨汉秀下落,始终无果。直到刘顺的那声悔悟,真相才得以接续。1976年,经DNA比对与遗物核实,确认遗骸正是杨汉秀。重庆军民在歌乐山上为她举行了安葬仪式,白花和山风一同簌簌而落。老人们说,这位“叛女”终究回到烈士的行列,名册上多刻一道印痕,却少了三十年的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