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盛夏的夜里，霞飞路灯火通明。一旁赌台前，几个衣着考究的客人正谈起“袁二爷”的昆曲票房，赞叹声里透着几分敬畏。此时的上海，黄金荣、杜月笙名声如日中天，可在行里人眼里，能让这两位都称一声“袁二叔”的，唯有袁克文。人群散去后，老茶房悄声感慨：“谁能想到，三年前还在北平抱病的袁二爷，如今又把滩头搅得风生水起。”
顺着老茶房的惋叹，把时间拨回1890年3月23日。那天的汉城还飘着细雪，清廷驻朝“通商大臣”袁世凯喜得一子，母亲是朝鲜贵族金氏。混血的面孔、浓眉高鼻，加上祖上殷实家底，让这个婴儿一出场便自带光环。不久，他被过继给袁世凯最宠爱的沈氏。沈氏无子，含在嘴里怕化，捧在手里怕摔，走到哪儿都抱着。长期溺爱，让袁克文形成了“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日子无趣”的性子。
袁家讲究读经史、学骑射，他却偏爱诗琴画轴。十三岁能对出骈文长联，十六岁写下《圭塘倡和》，雅士惊叹。袁世凯看在眼里，暗中皱眉：这孩子恐成不了治国之才。可沈氏一句“文人也是荣耀”，便再不强逼。正因如此，袁克文与大哥袁克定形成鲜明对照——一个钻研权术，一个徜徉风月。
1915年冬，袁世凯筹划称帝。袁克文写《感偶》，“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两句传遍京华。袁克定揣上纸条告父：“二弟心怀异志。”袁世凯震怒，将袁克文软禁北海。湖面冻裂的清晨，袁克文抚栏自语：“树欲静而风不止。”那句摇摇扇子的牢骚，被守卫听去又添了几分讥讽。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抱憾病逝。皇帝梦破碎，袁家顷刻散沙。叔侄分银库、姨太携嫁妆，大宅里连铜炉都拆卖。袁克文索性带几卷手稿南下。他说：“留京，只剩人情薄如纸。”船到苏州，友人姜筱若劝他隐居著述，他却一口回绝：“诗书救不了现世饥寒，我要活得痛快。”
抵沪后，他先拜见黄金荣。见面礼是十枚大总统黄金纪念章，分量十足。黄金荣递过香烟，笑道：“二爷若入堂口，兄弟们服气。”就这样，袁克文以“通字辈”坐上青帮高位，辈分甚至压过黄金荣、杜月笙。香堂开张那天，十里洋场各路人物云集，新旧势力暂时握手，谁都不愿得罪这位昔日“二皇子”。
青帮庇护下，袁克文游走四方，京剧票友敬他，古玩商捧他，青楼名伶更奉他为“诗中雅客”。1918年底，他在福开森路唱一曲《牡丹亭》，台下喝彩声未散，已挥笔订下整座花园洋房，当场付六十万大洋。此事传到北京，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大怒，拄着拐杖痛骂：“败家子，亏你叫我一声相父！”袁克文笑嘻嘻地回信：“花出去的都是旧钱，新钱自会再来。”
然而纵情声色，身体终被掏空。1931年春，他染上猩红热，卧床两月。3月22日傍晚，他偷跑到虹口码头会旧识。夜露侵骨，回宅后高烧不退，四日后撒手人寰，年仅四十二岁。临终前，他只留一句“好景不常，笔墨长在”，便再无声息。
葬礼择在诸法寺举行。青帮弟子跪送，达官显宦执绋，连四千僧尼、千余名伶也自发前来。最抢眼的是那群青楼女子，额缠白帕，胸别袁克文头像徽章，唱着《苏三起解》送灵。路人看花了眼，却都默认——这就是民国最体面也最荒唐的送别。
袁克文死后，诗稿散落各处，后由友人辑成《洹上私乘》。书中大量记述清末民初政坛秘辛，被称“另一部野史”。文坛里有人评价：若袁克文收束心性，未必不是民国的王国维。但偏偏这位才子把命运写成了戏本，舞台落幕之时，掌声与嘘声难分真假。
有意思的是，他挥霍无度，却给后人留下丰厚精神遗产。三子袁家骝1920年赴美，终成为高能物理泰斗；儿媳吴健雄被誉为“核子研究的女王”；侄辈袁家照则潜心土木水利，为黄河治理贡献多年。浪子身后，竟培养出一门科学巨匠，令人侧目。
试想一下，如果当年袁克文把青楼的灯红酒绿换成实验室的台灯，又会写出怎样的结局？历史没有假设，留给世人的，只剩他那句“莫到琼楼最上层”的警语，与尘封在旧书页里的点点诗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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