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9月的一次志愿军战役检讨会上，一张用红铅笔圈出的作战示意图被挂在墙上，图上的两个名字——“铁原”“加德山”——在将领们看来仍像灼人的火炭。会上首先被提到的，并不是谁该负全部责任，而是一个问题：若当时第63军稍一迟疑，志愿军还能否守住后来被誉为“血色锁钥”的铁原？就此展开的讨论，把目光重新拉回那个惊心动魄的五月。
第五次战役进入第二阶段的前夜，5月21日晚，彭德怀电令各兵团就地制止南进，准备后撤。表面上，一个看似周密的部署已经排定：各兵团须各留下掩护部队，一方面顶住敌军，一方面保证主力安全转移。可没人料到，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翌日便抢先发起反扑。短短二十四小时的落差让所有设想瞬间失色，战场立即变为移动的棋盘，谁稍慢一步，就可能被对手“吃子”。
十九兵团按预案指定第65军担任后卫，63军与64军机动北撤。与此完全不同，第三兵团则让60军留下阻击，为兵团八千名未撤运伤员争取时间。两条截然不同的退却路线和任务，埋下了之后所有误会的种子。
63军军部当时位于清平川。5月23日凌晨，“嗡”的一声，战役电台里传来64军已过江的信息，接着侦察排报告：“右翼美坦克部队已插向三德里方向。”会上，有参谋犹豫：“要不要电呈兵团？”傅崇碧把钢盔往桌上一放，“等批复，时间就没了，先撤，责任我扛！”简单一句，止住了争论。当夜，63军踩着碎石和夜色北渡，随即向涟川急行。事实证明，这一步若再拖延半天，全军很可能被堵在江南。
与此同时，60军的处境日趋复杂。其左翼的15军自23日黄昏后突然后撤，北汉江南岸防线出现豁口。兵团电台却因频率故障陷入沉默。除军部直辖的180师外，另两个师分别支援12军与15军，一时回不了身。韦杰只能让180师先顶在江南。为了给伤员争取上船时间，60军必须硬撑三至五天，这是当时唯一现实选择。
24日拂晓，180师指挥所已经能看到美机滑翔时机翼上的白星。师炮兵火网刚一张开，右翼又传来坏消息，“左邻无接防部队”，意即180师已暴露侧背。江面上云雾很重，师长张计发问：“硬守还是抢渡？”参谋长苏鳌咬牙：“不渡就是死！”这一夜，180师趟过江底乱石，没带走一门火炮，却保住了绝大部分指战员。
跳出合围并不意味着安全。25日下午，重新运转的三兵团指挥所突然发来电报，要求180师在加德山一带阻击三昼夜。加德山地图坐标一眼就能看出孤立，且四周制高点易遭火力环击。韦杰对身旁警卫低声嘀咕：“这命令，下得蹊跷。”可军令如山，180师回身再顶，被迫陷入新的囚笼。
就在美军坦克链条彻底收紧的26日，63军其实已脱离险境，正在涟川集结。尾随其后的第7师先锋憋着劲想抄近道包抄，遭63军后卫一阵猛烈炮打，被迫停顿。63军三万余人核心建制完整，重炮、通讯器材一件未丢，这给即将到来的铁原阻击战积攒了唯一能用的机动力量。倘若当初傅崇碧为“照顾友邻”延迟北撤，后果不堪设想。
有人因此断言：63军“弃友军不顾”，导致180师被围；傅崇碧后来在铁原血战，是“戴罪立功”。这个说法或许听着刺激，却无视当时两兵团任务的根本差异，更忽略通讯失联、命令多变、兵团协同失调等关键要素。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在事后检讨时提到，“未令63军留部阻敌，待三兵团接防，是最大教训。”言外之意，63军压根没被要求担此责。
至于第三兵团内部，战后档案显示，王近山虽身经百战，但对大纵深机动防御准备不足。加之临战电台故障、伤员拖累、部队脱节，一系列偶然与必然交织，把180师一步步逼进绝境。若非三兵团在最初24小时内就和63军、十九兵团保持稳定联络，或能协调更合理的接替次序，战场结局很可能写出另一种剧本。
“命硬的不是人，是时间。”有老兵后来评价撤退阶段，“谁抓住先机，谁就能活。”63军抢在美军渡江前一步北撤，是对战场态势的准确研判。铁原鏖兵十二昼夜，63军以两万余人挡住十万敌军，付出七千余伤亡。若无此前的完整建制，铁原防线极可能提前崩塌，汉城危矣。
180师遗恨加德山，依旧是抗美援朝战史无法回避的惨痛篇章。然而把失利简单推给“邻军不作为”，既模糊了高层指挥链脱节的教训，也埋没了63军后续浴血阻击的价值。历史最怕以偏概全，更怕先入为主。弄清责任链条，才能真正敬畏那些牺牲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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