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积压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当刻骨铭心的仇恨再也按捺不住，当那个占我土地、杀我同胞的生死仇敌近在眼前，这一刻，唯有鲜血才能洗刷曾经的耻辱。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影响最深远、也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一场战役。我军将士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正面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
这一战，我军战士用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证明：无论敌人多么强大，无论我们的处境多么艰难，无论我们遭遇多少次失利，哪怕身处至暗时刻，哪怕战至最后一个兵、最后一条枪，我中华民族也必战斗到底。这，就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为惨烈的战役——八一三淞沪会战。
纵观世界近代历史，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哪个国家能像中华民族一样，在战火中度过如此漫长的岁月；更没有哪个民族，在经历百年屈辱、无数磨难，一次次被击倒又一次次奋起后，依然能爆发出如此惊人的战斗意志。更让全世界为之惊叹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那隐藏在骨子里的战斗基因，曾一度被当权者压制。
在欧洲，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往往需要有人挺身而出，发表震撼人心的演讲来动员士气、鼓舞民心，虽有成效却不尽如人意，斯大林、丘吉尔、戴高乐便是其中代表。但在中国，情况却截然相反。
济南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掀起抗日浪潮；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我东三省，举国上下群情激愤，誓要与日寇不死不休，国民政府却奉行不抵抗政策。一二八事变中，日军进犯上海，即便国民政府再三强调“不抵抗”，战斗依然爆发。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才终于坚定抗日决心，积压已久的怒火彻底迸发，这个沉睡的战斗民族就此苏醒。日寇很快便会明白，什么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什么是“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937年7月7日，以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为首的扩张派扬言，中国是不堪一击的国家，日本只需出动三四个师团的兵力，便可征服中国。他们甚至狂妄认为，只要日本海军靠近塘沽，天津、北平就会不战而降。
日寇之所以滋生这种痴心妄想，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一味软弱退让，助长了列强的侵略气焰；其二，日本多次在中国寻衅滋事，尤其强占东三省时，中国军队的不抵抗政策，让他们误以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早在一二八事变中，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更是扬言，上海战事打响后，他只需挥动日本国旗，中国军队便会落荒而逃，4小时内就能占领整个上海。结果开战之后，盐泽幸一被蒋光鼐率领的中国军队重创，狼狈不堪。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轻易占领平津两地，愈发助长了其嚣张气焰。日本陆军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在一系列“胜利”的刺激下，滋生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幻想。正如之前所述，自日本关东军擅自挑起侵华战争并取得所谓“战果”后，日本国内逐渐被军国主义思潮裹挟。这群狂热分子在制定1937年对华作战计划时，将下一个战略目标锁定在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计划兵分两路从上海、杭州登陆，一举占领上海、杭州、南京三大战略要地。
巧合的是，日军此时的侵华路线，与江户幕府后期日本学者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中设想的扩张路径如出一辙，先取东北，再图华北，继而进军东南，最终攻占南京。上海作为长江入海口，是中国华东地区的门户，一旦被日军占领、开辟华东战场，既能减轻华北日军的压力，又能凭借铁路与平原地形优势，以机械化部队逐个击破国军主力。若中国主力退守东南沿岸，战争局势将陷入被动，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也可能得逞。
事实上，一二八事变后，日本便借着《上海停战协定》限制中国军队部署：一方面要求中方不得在上海驻扎正规军，另一方面却暗中加强上海租界内的军事部署。经过多年经营，所谓的日本租界早已沦为坚固的军事堡垒，区内的机关、学校、商店等建筑均被改造为军事掩体，藏匿大量武器弹药。截至卢沟桥事变前夕，日军在上海地区已修建百余处军事设施，部署兵力1.5万人，配备30多艘军舰及百余架飞机。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深刻意识到，日军在淞沪地区发动侵略只是时间问题。自1933年起，国民政府便开始在京沪沿线勘测地形、修筑防御工事，并研究各类作战计划。因《上海停战协定》限制，国民政府巧妙组建保安部队，这支所谓的“保安团”实则为正规军，仅更换番号与服装，暗中驻守上海。
此外，国民政府在京沪沿线划分三个作战区域，沿四条主要防线修筑以钢筋水泥为主体的防御工事，分别是吴江至福山的吴福线、无锡至江阴的锡澄线、乍浦至苏州的乍嘉线，以及海盐至嘉兴的海嘉线。为保障部队快速机动，国民政府还专门修建了贯穿苏州、嘉兴的铁路。1936年，国民政府在苏州成立秘密作战指挥机构，以“中央军官学校高级教官室”为掩护，由张治中担任军事长官，专门负责制定京沪地区作战计划及主持防线工事修筑，战时可直接转为前线指挥所。
张治中，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巢县人，出身农民家庭，先后毕业于武昌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预备学校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担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长，是正宗的科班出身。他既是蒋介石的亲信，也是我党的挚友。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张治中主动请缨，率部与日军激战多日，终因战局失利退守常熟，“这口窝囊气他憋了整整四年”。因此，当再次被委派负责京沪防御区时，张治中始终紧绷神经，时刻准备与日军全面开战。
当日军以演习为名在上海寻衅时，张治中立刻警觉，第一时间调集麾下所有可指挥部队进入一线待命。然而，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国民政府为营救蒋介石，将上海周边的36师、88师调走。张治中在此期间忧心忡忡，生怕日军趁机发难，好在上海方面的日军并未行动。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张治中接任京沪警备司令官，他当即调集两个团的兵力，伪装成宪兵进驻松江虹桥机场、龙华机场，防备日军突袭。不料，随着平津告急，日本突然在上海发布训令，要求扬子江沿岸所有日本侨民撤回租界。平津沦陷次日，两名日本士兵驾驶汽车在虹桥机场附近横冲直撞，冲过我军警戒线向机场疾驰，保安队上前阻拦时遭日军枪击，随后这两名日本士兵被当场击毙，而执行警戒任务的“保安”，正是张治中部署在机场的正规军。这便是引发淞沪会战的导火索“虹桥事变”。
这一幕何其熟悉！事变发生后，日本立刻借机发难，叫嚷中方违反停战协定、“射杀日本海军官兵”，是对“皇军”的莫大侮辱，要求派人现场勘察，同时逼迫中方拆除所有军事工事、撤回保安队。说白了，日本的真实意图是：不管两名士兵为何被杀，责任都在中方，必须允许其进入机场侦察兵力部署，为后续轰炸做准备；同时逼迫中方撤出上海，好让他们像占领东三省、平津那样轻易夺取上海。
让日军万万没想到的是，中方此次态度异常强硬。上海市长俞鸿钧不仅断然否决日方所有无理要求，还条理清晰地驳斥日方“违约在先、贼喊捉贼”：首先，日军在中方地盘寻衅，纯属自食其果；其次，日方违背停战协定扩充军备，若真要谈撤军拆工事，也应先由日方撤回全部部队、拆除租界内军事设施。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寸步不让。
眼看日军蠢蠢欲动，国民政府内部却出现分歧：部分人以“计划不完善、准备不充分”为由空泛推诿，反对开战；当然，国军内部不乏主战派，他们与张治中一样，主张先发制人，集中优势兵力进驻淞沪，对日军发起猛攻予以重创。彼时华北日军气焰正盛，我军压力巨大，若在华东开辟第二战场，既能分散日军兵力，又能牵制其南下步伐。
上海是中国经济中心，必然是日军的必争之地，此处开战既能牵扯日军主力，又能因西方列强在沪拥有巨额利益，有望促使其介入干涉，对我方有利。更重要的是，日军装备精良，机械化部队优势显著，但在上海城区作战中，其装备优势将大幅削弱；后续可将日军引入江南水网地带，以持久战消耗其有生力量，将日本拖入战争深渊。只要中国坚持抗战，终将获得国际援助，这便是战胜日本的正确路径。
从地理角度看，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抗战大后方位于西南，即便淞沪战局失利，我军也可边打边撤，依托西部高地组织防御，占据地形优势。于是便出现了有趣的战略对撞：日本企图开辟华东战场，占领淞沪后凭借铁路、水路优势速战速决，全然不计失败后果；中国主动在淞沪开辟第二战场，旨在分散敌军力量、争取国际介入、开展消耗战，即便失利也能依托地理优势持续消耗日军。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本身就是一场豪赌。
然而，论战略远见，教员眼光堪称深远。早在1936年7月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教员便预判了中日战争的形势，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项方针，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且这将是一场持久战。
教员指出，中国是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即便日本占领一两亿人口的区域，中国也远未到战败的地步，仍有足够力量坚持抗战。而日本在战争中必须时刻提防后方安全，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特点，此时反而成为优势，即便日本切断上海与其他地区的联系，对中国的影响也远不及切断纽约与美国其他地区对美国的冲击；即便日军封锁中国沿海，也无法封锁西北、西南等内陆地区。
因此，抗战胜利的核心在于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建立举国一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军队要取得胜利，必须在广阔战场开展高度机动的运动战，做到迅速前进、迅速后退、迅速集中、迅速分散，而非局限于深沟高垒的阵地战。当然，这并非放弃重要军事据点，而是以运动战为主要方针，阵地战仅作为辅助，在有利时机灵活部署。
日本的战争机器笨重、行动迟缓、效率有限，若我方集中兵力在狭小阵地打消耗战，反而会丧失地理与经济组织上的优势。因此，战争初期应避免大规模决战，以运动战逐步消耗敌军精锐与战斗力；同时在农民中广泛组织游击队，像东北抗日义勇军那样开展敌后游击战，这仅仅是中国农民抗战潜力的冰山一角。只要组织指挥得当，就能让日军终日疲于奔命，时刻防备袭击。
必须牢记，战争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的，日军始终处于中国人民的包围之中。他们不仅要长途运输物资，还要分兵看守交通线、防备敌后袭击，同时需保留大量兵力驻守满洲与日本本土，兵力分散严重。战争过程中，中国军队可俘虏日军士兵、缴获武器弹药以补充自身，同时争取国际援助，逐步提升装备水平。
随着时间推移，我方阵地战能力不断积累，而日本在长期消耗下，经济将逐步崩溃、士气日渐萎靡。反观中国，抗战潜力持续迸发，大批爱国民众奔赴前线，为民族独立与自由而战。届时，便可对日军占领的堡垒与根据地发起致命一击，彻底驱逐日本侵略者。这，便是《论持久战》所勾勒的抗战胜利路径，也正是淞沪会战所践行的战略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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