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十月八日，北京三〇一医院的走廊里灯光微弱。清晨六点，守了一夜的汪荣华慢慢站起身，拄着手杖走向护士站，压低声音说：“同志，能否把这些天照看刘帅的医护人员名单写给我？”她披着灰呢外套，眼眶却是红的。值班护士愣了愣，赶紧点头。没人想到，这位身形瘦削的老人会说出这样一句话。
名单的来历，还得从半个世纪前的峥嵘岁月谈起。时间回溯到一九三五年六月，懋功河畔早晨薄雾刚散。随川陕省苏维埃工作人员迎接中央红军的汪荣华，被前方一位戴金丝眼镜的指挥员吸引。她压低嗓音问身旁的战友，那人是谁？“刘伯承参谋长。”一句回答，让这位十九岁的小护士心头猛地一跳。
那时的刘伯承已以金沙江突围、巧渡赤水闻名全军，可他并未摆出任何英雄架势。稍后的行军中，他把惟一的坐骑让给伤员，自己步行踏雪过草地。汪荣华眼里，那份沉静和担当，比胜利旗帜更耀眼。第二次过草地，一封蝇头小楷写就的信，由警卫员郑重递到她手中。字句真挚，没有锦词华章，只一句“愿与同志共行到底”。姑娘当晚辗转难眠。
她曾低声推辞：“我出身寒微，读书不多，怕配不上您。”刘伯承笑着答，“我们是革命道路上结伴的人。缺哪门功课，就一起补。”一句话，胜过千般承诺。中秋前夜，他们在曲子镇并肩点起一盏马灯，简单拜堂，草地做席，月亮作证。婚书是党代表手写的一张红纸，见证这段烈火淬炼的情缘。
十年过去，刀光未息。1947年六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蒋介石调集整编第40师等重兵围剿。情报送到指挥部，刘伯承放下放大镜，道一声：“这是破口。”十月二十六日清晨，高山铺伏击展开。我军以十个旅合围，夜色中枪声、手榴弹声交织。战后，敌四十师伤亡过万，蒋介石空投的馒头成了我军的夜宵。刘帅却在战场边缘写下报告，特意标注“伤亡数字待核”，一丝不苟。
战事间隙，他让通信员骑车送信至六安，请岳父岳母来前线慰问。老人见到帐篷里女婿的木箱、马刀以及那盏狭小油灯，忍不住直言：“这般家当，真能打赢？”刘伯承揉揉鼻梁笑答：“穷家底也能赢，如果信得过人民。”话音未落，山岗那头炮声滚滚，似在为这句回答作注脚。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任军事学院院长，戎马倥偬的身体终于亮起红灯。一九六五年，他的右眼眼压飙到七十多，急性青光眼险些夺走视力。济南、南京、上海，辗转求医，汪荣华寸步不离。护士长回忆，那位女将军常守在病房门口，悄悄把棉袄塞进丈夫被窝，自己却披件旧军大衣。她的理由简单：“他怕冷，我抗得住。”
一九七二年一月，陈毅元帅病逝。追悼会大厅里，刘伯承扶杖而立，嘴唇轻抖：“陈老总，你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从那以后，他的记忆像被抽掉线头的布匹，慢慢散开。到一九八三年，他已分不清晨昏，只偶尔抚摸胸前频频叹息。汪荣华握住他的手，轻声哄道：“不怕，我在。”
十三年日夜守护，换来最后一次深呼吸。1986年10月7日13时58分，刘伯承走了，享年94岁。噩耗传出，子弟兵默哀三分钟，北京城旗杆半落。可汪荣华没时间哭太久，她要替丈夫完成遗言：骨灰应归土而非停灵。淮海、南京、大别山、太行、大西南，统统要去。十八日清晨，骨灰盒被分装，军机沿着他当年的作战航线撒向山河。
送完最后一程，汪荣华才想起那些默默守护的白衣战士。于是出现了开头那一幕。医院统计后交来厚厚一叠名单，一百二十七人，外科、护理、后勤，一应俱全。汪荣华怔了好一会儿，自言自语：“怎么请得起？”她找到儿女商量，最终凑出些钱，请最辛苦的二十多位医护吃了顿便饭，还写了十九页长信，逐一抄录感谢，再让孩子们登门致谢。那一年，她60岁，离开革命队伍已久，却仍保持着当年红军的质朴方式——以真情回报真情。
晚年的汪荣华住进北京一座普通家属院，墙上挂着一张唯一放大的合影：她与刘帅并肩站在六安佛子岭水库，身后波光粼粼。邻居好奇那次返乡，她笑道：“他想看看当年打过仗的山，也想让岳父安心。”说罢抚摸相框，似在抚平岁月尘埃。
2008年5月27日，清晨的阳光透进窗，她合上了最后一本日记，悄然离世，终与老伴重逢。家具依旧简单，床头柜里却分门别类存着那一百二十七位医护人员的名字，每一个都用红铅笔圈过，旁边写着一句话——“念之，感之，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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