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北平和平解放，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但在华北军区卫生部部长殷希彭的家中，却一片安静。妻子谷惠芳默默准备了一桌饭菜，中间特意摆了一盘她拿手的桂花糕。仗打完了，她日夜盼望的团圆日子，已经在眼前。
殷希彭看着妻子忙碌的背影，心里明白，那个隐瞒多年的消息，再也藏不住了。他转身走进里屋，打开带锁的抽屉，取出两份纸页早已泛黄的文件。那是两份《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一份是长子殷子刚的，一份是次子殷子毅的。在这个欢庆的日子里，这个家庭深埋心底的悲痛，也即将摊开。
时间回到一九三七年夏天。北平失守后，保定的河北医学院里人心惶惶。当时在学院担任病理学主任教授的殷希彭，是在日本庆应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专家。正因如此，几方势力都想拉拢他。
日伪政府的人上门，许诺给他高官职位，想让他出面撑起沦陷区的医学教育。几乎同时，向南撤退的国民党方面也传来消息，希望他一同前往。对这两条路，殷希彭都没有答应，之后他索性带着家人，回到老家河北安国县，想看看形势发展。
在老家的日子里，他心里不断权衡。一九三八年秋天，八路军冀中军区卫生部部长张珍亲自登门拜访。张珍没有讲太多大道理，只是实实在在说明了八路军为什么要抗日，也讲了根据地医疗工作的困难，尤其缺少专业的医生。这次开诚布公的谈话，让殷希彭找到了自己应该选择的方向。
一九三八年十月，殷希彭雇了一辆大车，装上他最珍贵的“家当”——一台显微镜、一些病理切片标本和好几箱医学书籍，一路赶到河北邱县的青塔镇，那里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卫生部所在地。他的到来，让正为创办卫生学校发愁的张珍部长松了一口气。
说起这所学校，还与一位外国医生的坚持分不开，他就是诺尔曼·白求恩。白求恩在晋察冀根据地考察后，多次向聂荣臻司令员建议，必须创办正规的医学院校，才能为八路军培养出能治疗伤病的医生。
带着白求恩的嘱托和部队的迫切需求，殷希彭没怎么休息，就投入了学校的筹建工作。第二年九月，学校在河北唐县的牛眼沟村正式开学，学校后来在白求恩牺牲后更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殷希彭是学校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并担任了教务长。
卫生学校没有正规教室，上课多在老乡让出的土房或旧窑洞里，窗户糊着浸过油的棉纸，光线昏暗。没有课本，殷希彭就带领几位教授，在油灯下自己编写教材。他们把复杂的医学知识精简为最实用、战场最急需的内容，重点教授伤员急救和传染病预防。
没有教学模型，他们就亲手绘制人体解剖图，用泥巴捏出器官形状。就是在这种艰苦环境中，一批又一批年轻军医匆匆学成，背起药箱奔赴前线。清亮的读书声，与远处传来的炮声，交织在一起。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办学，殷希彭却赢得了白求恩的敬重。白求恩对医疗工作要求极严，但对这位受过系统西医教育的中国同行，却真心对待。两人能用德语直接交流专业问题，经常为了改进一个战地救护方法或教学细节讨论到深夜。
白求恩在写给聂荣臻司令员的报告中，还特别提到殷希彭等几位专家，称他们是根据地医疗事业的“宝贵财富”。不幸的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白求恩因手术感染去世。
在生命最后时刻，白求恩特意嘱咐，把自己从加拿大带来的绿色手提医疗器械箱留给殷希彭。这个箱子，殷希彭后来一直随身携带。它不只是一件物品，更代表着一份跨越国界的同行与战友之间的信任与情谊。
殷希彭在前方为办学奔波时，他的家庭却遭遇了第一次沉重打击。大儿子殷子刚受父亲影响，一九三八年就参加了八路军。年轻人不愿依靠父亲的关系留在后方，坚决要求上前线部队。他先后在冀中军区和晋察冀军区的战斗部队担任指导员、教导员，作战勇敢。
一九四三年，殷子刚奉命带领一支武工队在日军控制的铁路线附近活动，任务是破坏铁路、伏击敌人。在一次执行炸毁日军军列的任务时，行动暴露，小队被敌人包围。为掩护战友携带重要文件突围，殷子刚主动留下阻击。子弹打光后，他拉响了随身携带的炸药包。
当组织的牺牲通知书几经周折送到殷希彭手中时，他正在准备教案。他把那张白纸看了又看，沉默许久，然后仔细折好，放进贴身口袋。他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还在老家盼望儿子归来的妻子。那天下午的课，他照常走上讲台，只是声音比平时更低、更慢。下课后，他独自走到学校后面的山坡上，坐了很长时间。
大儿子牺牲的噩耗，殷希彭咬牙瞒住了妻子。但他没想到，命运的打击来得如此之快，他当时还不知道，只有十六岁的小儿子殷子毅，已先一步离开。
殷子毅当时在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担任司药员，这项工作原本相对安全，但他多次请求调往前线救护所。一九四二年，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发动大规模“扫荡”。一次紧急转移途中，殷子毅所在小队与一股日军遭遇。为掩护重伤员和携带药品的同志先行撤离，他故意引开敌人，跑上山梁阻击，最终身中数弹。
殷希彭接到这份通知时，正忙于组织反“扫荡”中的伤员救护和药品转移工作。他把两份牺牲证明放在一起，锁进随身文件箱，然后像没事一样继续指挥大家工作。只是夜深人静时，有人听见他屋里传来压得很低的哭泣声。但天一亮，大家见到的仍是那位沉着镇定的殷部长。
一九四九年初，北平和平解放，殷希彭随部队机关进城。等生活稍作安顿，妻子谷惠芳从老家来到北平，一家人总算团聚。见到丈夫，她问的第一句话是：“咱们的瑄儿和珊儿，什么时候能回来？”她一直以为两个儿子还在某支部队，说不定哪天就会推门回家。
看着妻子眼中多年的期盼，殷希彭知道，必须说出来了。他扶妻子坐下，打开文件箱，取出那两份折了又折、边角磨损的证明。谷惠芳不识字，殷希彭便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念给她听。念完后，屋子里一片死寂。那天，家里原本准备了酒菜，是想庆祝团聚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天。外面街上锣鼓喧天，广播里传来天安门广场开国大典的热闹声响。谷惠芳像往常一样做好饭，但桌上悄悄多摆了两副碗筷。她对着空座位轻声说：“新中国了，你俩要是能看到，该多好。”
外面欢庆的声浪一阵阵传来，但在这一家人之间，笼罩着一种复杂的宁静，里面既有国家新生的喜悦，也有至亲永别的钝痛。这份伤痛，殷希彭从未向组织提起，也从未想过用它换取任何特殊照顾。
新中国成立后，殷希彭继续在军队医疗系统担任重要职务。他参与筹建军事医学科学院，为我国现代军事医学发展奠定基础。一九五五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殷希彭因贡献突出被授予少将军衔。
授衔典礼上，他把领章戴得端端正正。有记者想采访这位医学出身的将军，问他有何感想，他摆了摆手，只说了一句：“这荣誉，属于所有牺牲的同志。”
晚年，殷希彭与老伴住在北京一个安静的小院里。他很少对外人提起往事，但老伴知道，他常独自坐在葡萄架下的藤椅上，望着远方，许久不语。孩子们的照片，一直收在卧室抽屉最里面。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殷希彭因病去世。在后来的生平介绍中，组织详细记录了他的专业成就和革命贡献，对于他失去两个儿子的事，只用了一句话概括：“殷希彭同志为革命贡献了一切。”了解他的人都明白，这句看似平静的话，承载着多重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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