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笔钱，是父亲在六十岁生日那天，用一个红布包着，推到我面前的。
布是旧的，颜色被岁月洗得发暗，但针脚依然细密。里面整齐地摞着十叠百元钞票，每一叠都用银行那种白色的纸带捆着，硬挺，沉默，散发着新旧纸币混合的、略带辛辣的气味。十万块。对父亲而言，那是他在小镇供销社当了四十年会计，一厘一毫攒下的“硬钱”。他把布包又往我这边推了推，手指粗糙的关节蹭过桌面，发出沙沙的响动。“你脑子活，拿去做点事。”他只说了这一句。窗外的光斜打在他花白的鬓角上，灰尘在光线里缓缓沉浮。那一刻，我心头滚烫，觉得自己必须用这笔钱，撬动一个配得上这份信任的未来。
我选择了加盟一个正火的煲仔饭品牌。县城最热闹的商业街，转让费、加盟费、装修、押金，父亲的十万块投进去，像一粒石子丢进深潭，只激起几圈必要的涟漪，便见了底。我又咬牙从信用卡里套出五万。开业那天，红色的气球拱门下，我穿着不合身的西装，看着锃亮的新厨具和印着品牌logo的餐具，心里充满了一种近乎悲壮的豪情。我觉得自己在经营一份“事业”。我雇了厨师和服务员，自己则主要负责在收银台后，用手机查看“总经理必读”之类的文章，或者在客人不多时，焦虑地计算着当日盈亏的临界点。
然而，事业并未如期生长。生意像得了疟疾，一阵冷一阵热。周末略有人气，工作日便门可罗雀。我渐渐发觉，那些总部发来的标准化操作手册，解决不了本地顾客更爱辣酱而非酱油的问题；漂亮的口号也化解不了厨师因生意清淡而日益懈怠的脸色。最大的裂缝出现在我与合伙人——我的一位表兄之间。当初说好他主管后厨采购，可账目渐渐成了一团被水浸过的墨迹。我问起，他便用“市场波动”、“特殊渠道”这类巨大的词来抵挡。争吵在三个月后的一个深夜爆发，我们站在已然打烊、弥漫着油腻气味的店里，彼此指责，声音在空荡的座椅间撞来撞去。最后，他摔门而去，留下我一个人，对着一地狼藉的、关于成本和谎言的碎片。
店在第六个月彻底关了门。清算时，我发现父亲的十万块，加上我自己的五万，以及这半年倒贴的生活费，换来的是几台二手设备急售的三千块钱，和一笔需要分期偿还的信用卡债务。我把那三千块钱取出来，崭新的三小叠，捏在手里，却感到从未有过的轻薄和虚无。我回到老家，不敢看父亲的眼睛。他却没多问，只是晚饭时，往我碗里夹了一筷子青菜，说：“人回来就好。地里的芋头该挖了，明天跟我下地吧。”
第二天，我就在那面山坡的田里，跟着父亲挖芋头。泥土腥湿，芋头藏得很深，需用巧劲，不能蛮刨，否则挖出来就是破的，不值钱了。我笨手笨脚，父亲就蹲在旁边，点起一支烟，慢慢地说：“你看，这东西，你光知道它在土里不行，你得知道这块地是沙是黏，今年的雨水是多是少。知道了，一下锄头，才心里有数。” 汗水流进眼睛，刺痛。我忽然就懂了。我那十五万，就像一阵不由分说的暴雨，泼在了一块我根本不认识的“土地”上。我甚至没弯下腰，去亲手捏一捏那土是冷是热。
再次起步，是半年后。我用自己打工重新攒下的八千块钱，买了一辆二手三轮车，改装成一个移动的烧鸟摊。这次，没有品牌，没有合伙人，没有员工。从腌制鸡肉、穿串，到研究炭火火候、调配独家的酱料，再到每晚雷打不动地出现在新区写字楼下的路口，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的。油烟熏人，城管来了要敏捷地跑，还要记得熟客的口味偏好——李哥要多撒辣椒面，王姐不爱吃鸡皮。利很薄，一晚站着忙活四五个小时，有时净利润刚过两百。可我的心，却奇异地踏实了下来。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这八千块钱，如何通过我的手，一串两串地，变成了食材，变成了食物，变成了顾客嘴角的一点油光，再变回我口袋里有温度、带着烟火气的零钱。它流动的每一个环节，我都看得见，摸得着。
今年春节，我用烧鸟摊赚的钱，给父亲买了一件新羽绒服。他穿上，在镜前扭了扭身子，说太轻了，不压身。但整个正月，他走亲访友都穿着。有天傍晚收摊早，我远远看见父亲在小区的路灯下，跟几个老伙计下棋。有人指着他的衣服问，他声音不大，我却听得清楚：“儿子买的，干活挣的，实在。”
“实在”两个字，像两颗温润的珠子，落进我心里。我忽然全明白了。父亲当年递过来的红布包，里面包着的，从来就不是十万块钱。那是一块他用自己的方式开垦、耕耘、守护了一生的土地，所结出的最诚实的果实。他交给我的，不是启动资金，而是一把需要我用汗水去匹配的锄头。我曾经愚蠢地想要卖掉这块土地，去换一个海市蜃楼里的庄园。而如今，我终于学会，在自己的那片小小“地头”，低下头，弯下腰，一锄头一锄头地，学着做一个和他一样的、心里“有数”的农人。守财守的，原来从来不是那个布包，而是接过布包后，那份能让自己双手沾泥、心里踏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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