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那个深冬,北京西郊的几声脆响,顺着风传出好远。

功德林战犯管理处的食堂大厅里,原本嘈杂的碗筷声仿佛被按了暂停键。

正在喝汤的杜聿明,勺子僵在了半空。

坐在对面的宋希濂抬起眼皮,两人交换了一个无声的眼神。

哪怕隔着几里地,那动静意味着什么,他们心里跟明镜似的。

就在刚才,五个曾经跟他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同僚——陆荫楫、邓子超、杨海清、张卓、张国勋,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这事儿摆在台面上看,确实让人有点想不通。

要说带兵打仗,杜聿明是徐州剿总的副司令,宋希濂也是兵团司令级别的。

这二位手里握过的兵权那是几十万起步,当初给解放军制造的麻烦,那是数一数二的大。

反观刚吃"花生米"的那五位,虽说挂着将军的头衔,可真要论名望、论实权,给杜、宋提鞋都不一定够格。

怎么这一回,那是"巨鳄"留了活口,还给饭吃给书读;反倒是几条"小鱼"被揪出来正法了?

共产党这笔账,到底用的什么算法?

其实,枪声还没响的时候,杜聿明这心里就透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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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看着那五个人被单独拎出来,手脚都上了重镣,他当时就叹了口长气,崩出一句大实话:"性质变了。

哪儿变了?

这就得把发黄的老档案翻出来,瞧瞧这五个人当年在十字路口,选的都是什么道儿。

拿陆荫楫来说。

当法官念判决书的时候,这人脸上连点波澜都没有。

罪状写得明明白白:47年到49年,在苏北一带,有一千二百多个老百姓死在他手里,四十多个村庄被他一把火烧成了白地。

这一串血淋淋的数字背后,藏着的是一次输得底掉的政治赌博。

在国民党那个圈子里,陆荫楫不算蒋介石的"天子门生"。

他跟桂系的白崇禧走得近,稍微懂点行情的都知道,蒋介石防桂系,那是防贼一样。

作为一个"外人",想在蒋介石的碗里抢口饭吃,摆在陆荫楫面前的就两条路:

第一条,老老实实带兵打仗。

但这路难走,没准哪天就被当炮灰填了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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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干点"脏活累活",手段比谁都狠,用杀共产党、杀老百姓来纳"投名状"。

陆荫楫一咬牙,选了第二条。

他当时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只要我手够黑,杀得够多,领袖就能看见我的"忠心",就能忘了我是桂系的人。

可惜啊,这笔账他只算对了官场的一半。

他把国民党那套生存厚黑学钻研透了,却唯独没看懂天下大势。

他以为这是青云梯,没成想是通往鬼门关的滑梯。

像杜聿明、宋希濂这些人,打仗归打仗,那是两军对垒,各为其主,这是战场上的规矩。

可陆荫楫干的勾当,是对着手无寸铁的平民举屠刀。

不管是哪个朝代,这种事儿都过不去。

这就不是简单的"战俘",而是背着血债的刑事重犯,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

把路走绝的,还有个杨海清。

在号子里,杨海清是那个崩溃得最彻底的人。

他像疯了一样冲着狱友嚎叫,嗓子都喊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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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他这么怕?

因为他的底子比墨汁还黑。

这人原本入了共产党,后来反水,转过头带着特务去捕杀以前的同志。

这就不光是立场问题了,这是叛徒。

更让人发指的,是他在1946年张家口干的好事。

那时候,他对抓来的学生,特别是女学生,下了死手。

这种做法,早就突破了军人的底线,连做人的底线都没了。

就在杨海清缩在墙角念叨"报应"的时候,旁边的邓子超冷哼了一声。

说起来,邓子超也是半斤八两。

当年在江西当保安司令,那手上的血,真就像他说的那样,"染红了半边天"。

这五个人关在一块儿的时候,有过那么一次挺有意思的"复盘"。

当时张国勋嘀咕了一句:"要是咱们当初跟着陈赓那条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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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一出口,牢房里静得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这纯属马后炮。

当年的他们,别说选陈赓的路,就是连条正经军人的路都没选。

他们选的是特务的路,是刽子手的路。

到了最后关头,还出了个小插曲。

张卓不想死,天天盯着监狱的围墙看。

他发现每周三运垃圾的车进出时,西门的警卫稍微松点,就想撺掇陆荫楫一块儿越狱。

这时候,陆荫楫反倒显出一种难得的清醒。

他劝张卓:别做大梦了。

这儿是功德林,以前关共产党的地方,插翅难飞。

退一万步说,就算你真溜出去了,你能跑出北京城?

现在天下都是共产党的,你能跑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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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啊,醒醒吧,天变了。

这句话,大概是陆荫楫这辈子算得最准的一笔账。

他心里清楚,以前那种军阀割据、占山为王的日子翻篇了。

新政权有着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掌控力,在这个庞大的系统面前,个人的亡命天涯就是个笑话。

于是,当张卓还贼眉鼠眼地盯着墙头时,陆荫楫已经坦然地向看守讨烟抽了。

那烟是"大前门"。

看守是个年轻的小战士,不光给了烟,还划火柴帮他点上了。

陆荫楫深吸一口,吐着烟圈自嘲:"我姓陆的混了一辈子,临了临了,抽的还是共产党的烟,有意思。

那一刻,他应该是彻底活明白了:杜聿明他们能保住命,是因为那双手虽然握过枪杆子,但还能洗得干净。

而他们这五个人的手,早就洗不出来了。

公审大会那天,流程走得飞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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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立即执行。

短短几个字砸下来,五个人的表现各不相同。

杨海清直接瘫在地上,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喊着不想死。

张卓死死盯着那张判决书,像是要把纸看出个洞。

邓子超倒是硬气,脸上那道疤扭曲着,骂杨海清丢了军人的脸。

最后时刻,陆荫楫拿出了点带头大哥的样儿。

他跟法官求了个情,让这几个老伙计最后再唠两句。

"黄泉路上搭个伴,也不算孤单了。

邓子超接了一句:"下辈子,可别再当兵了。

这话听着凄凉,其实还是没说到点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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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别当兵,是别当"那种"兵。

别当那种为了升官发财就把屠刀挥向百姓的兵,别当那种为了私利出卖信仰的兵,别当那种没人性、拿杀人当晋升阶梯的兵。

刑场上,陆荫楫最后喊了一嗓子那个已经覆灭的国号。

紧接着,枪响了。

这五个名字,就这样变成了1951年冬天里的一抹尘埃。

那天晚上,功德林监狱里安静得吓人。

杜聿明把碗里的最后一口汤喝完,低声对宋希濂说:"老宋,这改造,咱们得用心了。

宋希濂点了点头。

他环视着食堂里那些沉默不语的前国民党将领,心里的账本也终于对上了。

能活下来,不是命大,也不是共产党心慈手软。

是因为在这个新时代,衡量一个人的尺子变了。

不再看你官做得多大,也不看你后台有多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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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看你到底还是个人,还是变成了鬼。

是人,就有重新做人的机会。

是鬼,那就只能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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