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哈尔滨街头的红旗尚未全部升起，东北的局势却已风声鹤唳。就在此时，三十七岁的吴富善握着一纸调令，从松花江以南一路北上，抵达刚刚摆脱日伪统治的齐齐哈尔。文件写得斩钉截铁——“齐齐哈尔卫戍区司令员”，相当于一个省军区主官。许多人羡慕，可他明白，眼前这块“肥缺”其实是烫手山芋。
站稳脚跟后，他的第一件事是拜会“邻居”王明贵。王在嫩江省军区任司令，早来几个月，兵源已扩编到数千。两人对坐寒舍，炕桌上一壶高粱酒，“老吴，这片地方不小，可人心散得厉害，咱们得把它粘起来。”吴富善点头，“先把旗子竖住，再拉壮丁。”几句寒暄，道出当时最现实的难题：兵员和地盘全是空白，苏军尚未撤，国民党代表也在路上。
卫戍区名义上一级司令部，实际却连一支成建制连队都没有。吴富善索性给东北局拍电报，建议与嫩江省军区“合署办公，共用印信”。上级默许这种灵活操作，但也心知肚明：两块牌子并行，终究得合并。于是，卫戍区开始四处整编地方武装，把散在乡村的抗联游击小组、保安队、民兵统统拢到一起，拢出个“嫩江军区警一旅”。名是旅，人数勉强破千，骑兵不过百余。
十二月二十二日，苏军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撤走。国民党接收大员紧跟而至，却只在城里站了不足三周，便被东野先遣部一锅端。齐齐哈尔迎来“二次解放”。新形势下，领导机关重新梳理建制，卫戍区撤销，吴富善被改任警一旅旅长兼政委，还顶了个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看似降职，实则换赛道：此后他要在广袤的嫩江草原和无数“政治土匪”玩捉迷藏。
那是个谁手里有枪谁就说了算的年月。散兵游勇打着“反共救国”“复兴东北”的旗号，挟裹地主豪绅，洗劫粮仓、烧毁税站。吴富善白天开会整编民兵，晚上披棉大衣带队伏击。密林里没路，他让步话机兵跟踪无线电，凭电磁方位圈定匪巢；冰天雪地里无脚印，他教战士盯乌鸦。黑压压的乌鸦越聚越密，往往下面就有腥味重的匿踪营地。断粮、断水、断退路，五个月下来，七十多股匪徒被收编或歼灭，嫩江南北终于安静。
一九四六年秋，西满军区来电：“请吴富善来组建机动三师。”新四军三师特务一、二团加上警一旅骨干，统称“独立三师”，共五千余人。短短两个月，这支部队就能成建制昼夜行军七十公里，雪地夜袭成了拿手好戏。邓华拍着他的肩膀笑道：“老吴，西满得靠你这股子狠劲。”
西满纵队组建在即，邓华为司令，陶铸任政委，吴富善被定为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陶铸常奔波于地方党务，纵队内部政务主要压在吴富善身上。调兵、整风、筹粮，他样样亲自盯到位，官兵暗地里唤他“铁面旅老吴”。几个月后，组织宣布：吴富善转正，出任西满纵队政委。
一九四七年夏，东野挥师西进，揭开夏季攻势。三师在洮安战役阻击第五十七师，三天三夜硬是把对方钳在山口，一千三百人力敌两旅，战后被评为“西满三虎之一”。同年秋季攻势，三师又在彰武击毙傅作义爱将鲁崇义，吸收了两千俘兵补充缺额。有人问吴富善如何做到以少胜多，他只说了五个字：“快、狠、盯死敌。”
辽沈战役打响，他的西满纵队改编为四十七军，隶属十二兵团。锦州外围义县争夺激烈，他带突击团连夜迂回，硬生生切断公路，截住廖耀湘兵团南撤通道。随后转战黑山、昌黎，追歼败敌。平津鏖战时，他的军队配合四十三军在天津东南执行阻援任务，歼敌七千，被前线指挥部记大功。那一年，他已四十岁，却总是第一个背枪趟冰河。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央军委电令南下大军。四十七军列入二野序列，凭借冬天练出的快速行军本领，仅用二十五天，就从冀中抵豫南。衡宝、柳州、穗北几场硬仗下来，四十七军先头团打到肇庆，缴获长短枪七千余支。广东解放后，吴富善被任命为中南军区某军政委，时年四十一岁。那张最早写着“齐齐哈尔卫戍区司令员”的任命状，如今已褪色，可它见证了一个指挥员的曲折晋升轨迹：从“空头司令”到旅长，再到师长、纵队政委，拿的都是硬仗换来的印信。
他常告诫青年军官：“不怕位置低，就怕没作为。咱共产党人干工作，用不着一口气爬到顶，关键是往下一脚能踩出坑、退一步能顶上去。”这句话，后来成了西南剿匪干部培训班的教材。吴富善的名字，或许不如那些大将军们响亮，却让无数老兵念念不忘：在风雪弥漫的东北，他带来第一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在辽沈的枪火中，他用身先士卒为部队点燃信心。若问他最大本事是什么，他只是摆手：“说到底，就是干字当头。”
历史的钟表不会倒转。东北的寒风，西南的稻香，烽火硝烟和宿营炊烟，早淹没在时间里。然而那张从司令到旅长、再到师长、政委的履历，却写在共和国的军史上，提醒后人：在伟大变局的关口，真正的将领，从不在乎一时的高低，他们只抬头望路，低头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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