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共产主义是需要很高的道德水准么？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共产主义总被附上一堆刺眼又偏颇的标签：有人将其斥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空想”，认为不过是镜花水月，

有人讥讽它“依赖虚无缥缈的极高道德”，根本无从落地。

更有甚者将其歪曲为“抹杀人性欲望、与‘存天理灭人欲’如出一辙的反人类思想”——这些流传甚广的误读，早已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相去甚远。

那么，共产主义究竟是不是“抹杀欲望、反人性”的存在？它真的是人类无法触及的彼岸吗？

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的原文中，循着他们的论证逻辑，探寻共产主义思想的本来面目。

一

首先我们来好好聊聊马克思主义对于共产主义与人性的真实态度。

那些张口就说共产主义“反人性”“存天理灭人欲”的人，压根没读懂马克思的核心思想，不过是凭着道听途说的偏见肆意抹黑，实在可笑。

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坚实理论基石，对人性、欲望以及社会关系展开了透彻的辩证剖析，淋漓尽致地阐释了物质利益驱动和社会结构演进之间的内在逻辑，为人类理解自身与社会发展提供了深刻且独到的视角，绝非某些人臆想的“压制人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早就为历史分析锚定了关键起点：“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他进而指出，“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这一清晰的阐述，不仅有力地肯定了物质欲望存在的正当性，更是直接将其视作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原初动力。

人类为了满足生存需求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从根本上维系着肉体的存续，同时也为社会关系的搭建奠定了坚实根基。

那些说共产主义“抹杀欲望”的人，怕是连马克思的基本论述都没看过，纯粹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诚如马克思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着重强调的，“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惟一纽带是天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这一观点直击要害，彻底驳斥了那种把人性抽象化、道德化的唯心史观，让人们得以从物质基础层面重新审视社会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而对于唯心史观对物质利益的严重忽视，马克思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予以尖锐批判：“还没有被排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作‘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

这一论断精准地揭示了阶级斗争的本质——所谓“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究其根源，是物质生产领域中不同阶级围绕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所产生的激烈冲突。

在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下，这种矛盾具象化为资本对劳动的残酷剥削，使得个人欲望被严重扭曲，沦为商品拜物教的附庸。

工人饱含创造性的劳动被无情地转化为资本增值的工具，他们辛勤劳作却难以获得与付出相匹配的回报。

而资本家的欲望则在对剩余价值永无止境的追逐中逐渐迷失，陷入一种疯狂逐利的恶性循环。

这才是真正的“压抑人性”“扭曲欲望”，可那些抹黑共产主义的人，却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性异化视而不见，反倒对着旨在解放人性的共产主义大放厥词，何其荒谬。

马克思思想的深邃之处，在于将个体欲望放置于具体的生产关系当中加以考量。

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互适配时，比如在协作劳动蓬勃兴起以及社会化生产不断推进的历史进程中，个人内心对于改善生活条件、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就会如同星星之火，迅速转化为推动技术创新与效率提升的强大动力。

众多科技创新成果的涌现，使得社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进而推动整个社会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反之，一旦私有制导致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垄断，欲望就会在这种不合理的制度环境下走向异化。

劳动者丧失了对劳动成果的支配权，曾经“自由自觉的活动”被迫降格为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们在繁重的劳动中苦苦挣扎，难以实现自身的价值。

而资本所有者则在贪婪的驱使下陷入“为生产而生产”的非理性扩张，过度追求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利润的增长，全然不顾市场的实际需求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最终不可避免地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与破坏。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这一现象补充道：“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量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

这进一步凸显了制度设计在引导欲望走向方面的关键作用。

只有通过对生产关系进行根本性变革，打破不合理的制度束缚，才能让欲望摆脱异化的困境，重新回归到推动社会进步的正轨上来，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建设性力量。这正是共产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却被某些人歪曲成“反人类”，实在是对历史和理论的双重无知。

这种对欲望进行历史化、具体化分析的方法，成功打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定式。

它既坚决反对将人性简单抽象为“善”或“恶”的形而上学预设，避免了对人性的片面理解。

也果断拒绝空想社会主义对欲望进行单纯道德化批判的做法，走出了一条更为科学、务实的探索之路。

马克思主义通过深入研究和分析，有力地证明了人类追求自身需求满足是一种“天然的必然性”，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本能。

然而，这种追求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始终受到特定生产方式的深刻塑造。

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着重强调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这意味着人的本质和行为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因此，只有通过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打破旧有的制度藩篱，才能真正实现欲望的解放与人性的复归。

这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核心要义所在，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并解放人性的人道主义思想，那些造谣共产主义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反人类设想的人，要么是对理论一窍不通的无知之辈，要么是别有用心的抹黑者。

二

其次，我们还要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是怎么理解人性的。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振聋发聩地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并将满足物质需求的活动，精准地定义为“第一个历史活动”。

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物质利益绝非可有可无，而是人类社会运转的根本驱动力，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的关键链条。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着重强调“通过社会生产保证一切社会成员富足的物质生活”。

他清晰地描绘出未来社会的美好愿景，即每个人都能在社会生产的体系中，获得充足的物质资源，从而摆脱贫困与匮乏的枷锁，为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这一论述，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利益的理论内涵，更从社会层面为人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到了列宁时代，列宁以《国家与革命》为理论阵地，结合俄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深入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把资本变为社会公共财产”的重要使命。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沦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工具，成为压迫工人的“支配权力”，

导致社会的不平等与人性的扭曲。而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大胆地迈出了改变这一现状的关键步伐，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将资本从少数人的手中夺回，使其转化为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公共财富，为资本的社会化改造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

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对物质利益的剖析，绝非纸上谈兵，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肌理，揭示出私有制如何将“需要和私人利益”这一“连接人与社会的天然纽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扭曲异化。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人利益被资本所操控，成为资本无限增殖的附庸，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化为冷酷的金钱关系。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正是要打破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枷锁，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资本论》），消除异化的根源，让物质利益重新回归到服务人类发展的正轨。

同时，它也为人类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即通过“重建个人所有制”（《资本论》），让每个人都能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实现“人的本质真正占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迈向自由、平等、公正的共产主义社会。

从理论逻辑的严密推导，到实践层面的勇敢探索，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思维，向世人证明。

唯有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对资本异化的彻底扬弃，才能斩断剥削逻辑的枷锁，让“需要和私人利益”重新成为连接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真实纽带。唯有在“自由人联合体”的制度框架下，人性欲望才能摆脱“生存竞争”的低级形态，升华为推动人类向“自由王国”奋勇迈进的强大主体性力量。

这一理论，不仅是对“共产主义灭人欲”等荒谬误解的有力驳斥，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与精准把握，为破解资本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矗立起一座永不熄灭的理论灯塔，引领着全人类向着光明的未来不断前行。

三

所以既然马克思主义对于人性的尊重、欲望的承认是真实存在的，那么马克思所反对的从来不是资本本身，而是扭曲人性、异化欲望的资本主义制度。

就像资本主义曾打破封建制度对农奴的人身异化，解放了生产力一样，共产主义的使命，正是要打破资本主义下金钱对人的异化，推动生产力实现新的飞跃。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这句话清晰揭示了资本的本质：资本本身具备历史合理性，其属性由所处的制度环境决定，而非资本自身有绝对的好坏之分。

马克思进一步阐释，资本作为“集体的产物”，在特定历史阶段曾有力推动社会发展。

《共产党宣言》中就深刻肯定：“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生出的“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等成就，正是资本积极作用的有力见证。

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框架下，资本逐渐背离了原本的轨道，异化为“支配工人的权力”。这种异化不仅扭曲了劳动者与劳动成果的关系，更造成社会阶层的严重分化与对立。

就像封建制度下农奴被农奴主束缚、失去人身自由一样，资本主义下的劳动者被资本裹挟，沦为金钱异化的牺牲品，劳动不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反而成了“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

正是基于对资本特性的深刻洞察，马克思毫不留情地批判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取消资本”的片面主张，将其称作“贫困的哲学”。

因为蒲鲁东忽视了资本作为生产力发展关键载体的历史必然性，就像当初资本主义并非要消灭土地、工具等生产资料，而是打破封建制度对这些资源的垄断一样，共产主义的崇高使命也不是简单消灭资本，而是遵循“否定的否定”的辩证规律，彻底扬弃资本的异化现象。

正如马克思所言，要“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换言之，就是借助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制度性手段，让资本摆脱私有制的束缚，重新回归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使命，成为促进人类自由进步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强大动力。

这与资本主义打破封建人身依附、用货币关系解放农奴，进而推动生产力爆发式增长的逻辑一脉相承，都是通过制度变革消除异化，让生产资料（无论是封建时代的土地，还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真正服务于人，而非奴役人。

在承认非异化资本的积极作用前提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构建了逻辑严谨的解放论体系：“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这一论述精准揭示了制度变革与人性复归的内在统一：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被异化，劳动者沦为资本附庸；而要破解这一困境，唯有通过“自由人联合体”的制度设计。

在这个联合体中，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营造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和谐氛围，个人欲望不再受资本逻辑扭曲，而是升华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建设性力量。

后来列宁在《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中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他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富有成效的劳动……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真正的充分的自由”。

从物质充裕到精神解放，这清晰证明：合理的制度设计才能引导欲望走向正途，就像资本主义制度曾通过打破封建异化解放了生产力一样，共产主义制度通过打破金钱异化，终将实现更高层次的人性解放与生产力跃升。

这种科学逻辑彻底打破了“人性解放与制度约束对立”的错误认知，它清晰表明。

只有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保障，才能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需要和私人利益”这一“连接人与社会的天然纽带”，摆脱资本异化的桎梏，成为“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的坚实桥梁。

这才是对人类人性与欲望最深刻、最本质的尊重——不是放任异化的欲望泛滥，而是通过制度变革消除异化，让每个人的欲望都能转化为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进步的正向力量。

四

最后，在为人性欲望、制度建构正本清源的基础上。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为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勾勒出清晰且科学的边界——那些张口就说马克思“反人性”“灭人欲”的人，要是能静下心来读读这段论述，恐怕也不会再发表如此无知的谬论。

他明确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共产主义绝非是对合理物质需求的否定与打压，恰恰相反，它致力于消除异化劳动的制度性根源，让欲望挣脱不合理的束缚，回归到促进人的自由发展这一本质属性上来——这与那些人臆想的“压制人性”简直是天壤之别。

马克思着重强调了“按需分配”所蕴含的双重维度：“各尽所能”，是个体基于自身能力的积极主动奉献，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社会责任。

“按需分配”，很容易被后人误认为是吃“大锅饭”，实际上完全相反，而是根据每个个体的差异进行合理满足，充分尊重了个体的独特性与多样性。

这二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一方面有力地否定了资本主义按资分配所暗藏的剥削本质，将劳动者从资本的压榨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平均主义幻想划清界限，使分配制度建立在坚实的现实基础之上。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这一原理的实践内涵展开了进一步的阐释：“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且日益充裕的物质生活，更能为所有人的体力与智力发展提供充分自由的空间。”

这已经是再清晰不过地表明，共产主义对于欲望的肯定，绝非局限于物质生活层面的丰裕，更涵盖了精神能力的全面解放——那些抹黑共产主义“反人性”的人，恐怕连这种“让人全面发展”的人性尊重都无法理解。

回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观点，他早已深刻指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

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本质活动却被异化为仅仅是“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只有共产主义，通过“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才能够实现“人的需要的丰富性”。这里所提及的丰富性，既囊括了满足生存必需的基本物质需求，更包含了发展个性、实现自我价值等高级精神需求，让人类能够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滋养下，实现全面发展。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补充道，共产主义社会将“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并“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

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这进一步阐述了共产主义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维度上，为完成对人性的真正解放所做出的努力。

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不仅能够摆脱物质匮乏的困扰，还能拥有充裕的时间与资源去追求精神层面的富足，实现自身的全面成长——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是“反人性”的？

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位经典作家的论述相互印证、相得益彰，共同深刻地揭示出：“按需分配”的本质，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全方位肯定。

它正视并承认个体在能力、兴趣以及发展需求等方面的天然差异，倡导依据每个人的真实需要来进行资源分配。

这种分配方式，既能切实保障“最低级群体的起码需求”，让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不至于陷入生存困境。

又能为创造性劳动提供充足的激励，激发人们的创新活力与进取精神，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所以，“按需分配”这一原则，绝不是简单的、不加区分的“一刀切”式机械平等，恰恰相反，它是建立在对历史发展规律深刻认识与精准把握之上的科学制度设计。

当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成功打破稀缺性的桎梏，当社会关系彻底摆脱阶级对立的束缚，个人欲望便得以从资本增值的工具中彻底解放出来，转化为推动个体自由发展的强大动力。

那些污蔑马克思主义“反人性”的人，说到底是既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也不懂真正的人性尊重是什么——他们的言论，不过是建立在无知与偏见之上的无稽之谈，根本经不起任何理论与历史的检验。

五

所以，马克思主义绝非违背人性的学说，更不是某些人臆想的“依赖极高道德境界、可望而不可即”的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