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朝鲜半岛的闷热让人透不过气。板门店交换战俘的卡车缓缓启动，一名消瘦的年轻人跳下车，衣襟破旧却昂首阔步。他叫林模丛，志愿军第六十军第一八〇师士兵。就在两年前，这个未满十八岁的四川少年在第五次战役后期被美军俘获。谁也没想到，林模丛的名字竟然在当时的台湾“国防部”高层间迅速传开，“必须把那孩子带回来”的密令也随之飞向战俘营。
事情得从他的父辈说起。1924年，孙中山筹办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从黄埔挑走一批年轻能写能算的秘书。林春华——林模丛的父亲，正是其中之一。此人擅长速记，三年后便进了蒋介石秘书班底，在南京政府里出入自由。按理说，这样的出身足可保证家族一路顺遂，但时代迅猛翻转。1937年，抗战爆发，林春华辗转西南，1946年病逝成都，只留下尚未成年的儿女和少得可怜的抚恤金。
12岁的林模丛对那场葬礼记忆模糊，更深刻的却是校园操场的枪声。1947年盛夏，国民党在成都城区大肆抓壮丁，逃兵被当场处决的血腥画面让少年彻底对旧政权失望。也正是那时，他把父亲曾经的“蒋座上宾”身份埋进了心底。
1949年底，解放军进入成都。林模丛第一次看见士兵与民工同吃一锅饭，心里亮起火苗。短暂思索后，他拒绝了父亲旧友康泽继续资助学费的好意，报名参军。当时他的体重不到五十公斤，却硬把十二颗手榴弹、步枪子弹和一支军号全背在肩上，随部队行军一千四百里。同行战士悄悄说“这娃儿吃得苦，像根牛筋”，风趣中透着敬佩。
1951年春，第五次战役打响。一八〇师在铁原地区担任掩护任务。战至五月下旬，敌军三个师扑来，部队被迫分散突围。弹尽粮绝之际，林模丛与数百名战友落入美第七师手中。对一个刚进战场的少年兵来说，俘虏的耻辱比饥饿更难忍，他在笔记本上用木炭写道：“被俘，一口血！”
战俘营与想象中大不相同。每天不足四两的米团先被“俘虏官”把守，谁要是多伸手就挨棍子。更让人心寒的是，少数自愿投向台湾的特务趁机拉人，逼众人背上刻“反共”汉字。有人稍有抵触便皮开肉绽。林模丛死咬牙关，宁肯少吃一顿也不肯签字。
就在这种黑暗日子里，特工突然公布一个奇怪的指标：从两万余名战俘里挑一位十八岁以下少年返回台湾。口令来自台北“国防部政治部部长”邓文仪。老兵们摸不着头脑，林模丛的心却狠狠一颤——邓文仪是父亲昔日同僚。母亲曾讲过，自己满月时，邓送来十块大洋当礼金。
深夜，战俘营小屋里灯泡昏黄。白佩明——战俘中被扶持的“队长”——把林模丛叫到桌前，“你是不是林春华的儿子？承认就能出去，机会难得。”林模丛抬眼盯着他，只说一句：“我是四川人。”白佩明不死心，“别装，小子，咱们都能好过。”林模丛低头，沉默良久，摇摇头。两句对话，寒风一样割在人心，房外的犬吠声更加刺耳。
拒认身份，等于放弃立即脱困的机会，也意味着被打得更狠。第二天，他就倒在泥水里，背上青紫。日复一日，拳脚成了家常便饭。奇怪的是，林模丛反倒渐渐习惯痛楚，他把每一道伤痕当作给自己“补钙”。“挨过这关，才算不白当兵。”他在心里反复念。
1953年春，朝鲜停战咨询消息不断传来。战俘营的铁丝网外，美军哨兵的神情也松懈下来。6月，一个雨夜，白佩明被击毙在厕所，传闻是因斗殴。再无人提及那份“特别指标”，林模丛终于等到归国名单。组织上统计身份时，他只留下七个字：四川，自由报到兵。
跨越鸭绿江的那天，志愿军军乐队奏响《凯旋》。林模丛额头伤痕未褪，却笑得像个孩子。随队采访的记者问他是否后悔。他摇头，“国家需要谁，谁就得顶上。”这句话后来被摘进《一八〇师实战录》的扉页。
而在海峡那边，邓文仪终究没有等到“故人之子”。机密档案显示，他曾三次催促战俘营，却得到同一句回复：目标人员拒绝承认身份。档案边角处批了一行字：“此人已被洗脑，弃之。”
林模丛复员后考入西南交通学院，学机械。20世纪末，《文史月刊》记者找到他。他把当年那本被雨水浸透的笔记递过去，纸面折痕纵横，唯独那行“被俘，一口血！”墨迹未褪。采访结束，他合上本子，说得轻飘，“拳头打在身上会疼，良心上刻字更疼，我可受不了第二种。”
故事到此似乎没有传奇反转，却留下一点耐人思量：身份、诱惑、生死、尊严，横亘在一个十八岁少年面前，他选择了最艰难的那条路。结果如何？回到故土，胸膛里那颗心跳得更硬朗——这便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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