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下旬，沈阳的夜风割面。国民党东北“剿总”值班室里，一份加急电报被送往长春——要求第六十军火速准备破坏丰满水电站。电文的落款是卫立煌。收到电报的曾泽生眉头紧锁，他清楚，一旦炸坝，松辽平原会被洪水吞没。犹豫中，他还是顶住了压力，水库最终得以完好无损。此事埋下了他与南京当局隔阂的第一道裂缝，却并未立即改变他的立场。
转年二月初，长春的晨霜尚未融化，曾泽生在军部里听到了一个让他惊讶的消息——营口的暂编第五十八师宣布起义。有人低声补了一句：“带头的是王家善。”他猛地抬头，眼里掠过难以置信，“他？”一句话脱口而出。
在六十军军官眼里，王家善和“伪满”几乎是捆在一起的名字。九一八事变前他是东北军参谋，之后留学日本陆军大学，回国却转身进入伪满洲国军官学校。表面看，这完全是一条向日军俯首的道路。可在更深的暗层，有个名叫“真勇社”的地下爱国组织与他紧密相连——1936年，王家善和何正卓在东京悄悄拉起这条线，只招反满抗日学生。到抗战结束时，社员已逾两百，分散在伪军各级编制里，一半以上掌握着兵权。
因为身份复杂，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放心他，只给了一个“独立师”番号，又把部队拆进新六军、五十二军，外派副师长监视。王家善被束得动弹不得，营口成了他能支配的仅存空间。营口地远兵杂，南京似乎也懒得再花力气。就在这种“放养”中，地下党渗透悄然加深——石迪、刘风卓、廉荣春…名单不断拉长。
1948年1月末，辽南战局骤紧。辽阳告急，鞍山震动，营口已处在被切割的海角。王家善判断，这座港口撑不过春天。情报组则在背后加快动作，多次派人接触。2月23日晚，王凤祥与刘风卓划着渔船悄悄出了鲅鱼圈，与辽南军区负责人见面。对话很短，对方仅给五条条件：保存建制、三日内起义、既往不咎、补给照发、可谈附加要求。王凤祥回师部复命，王家善整夜没阖眼。天微亮，他叫来几个老部下，只说一句：“到点子上了，不翻身就是死。”
2月25日下午两点，全师军官在营口东门小礼堂开会。门一关，保卫连布岗，王家善环视众人——那些曾跟他从真勇社作业场一路摸爬的同僚、也有领空饷的国民党嫡系。他先不谈政治，只摆事实：退锦州无补给，入关做炮灰；守营口必被围歼。话到此处，他忽然提高音量，“谁愿陪南京陪到底？”礼堂里有人咳嗽，有人低声嘀咕，却没有公开反对。梁启章起身，道：“我们跟师长十几年了，就听您的。”局面瞬间凝固成共识。
同日19时三刻，三发红色照明弹划破营口夜空。暂编第五十八师已经先行控制市长袁鸿逵及新一军驻港联络处，交警第三总队被缴械，码头灯塔掌握在起义官兵手里。辽南独立师紧跟着由北门杀入，两支队伍交替清剿残余抵抗，直到次日凌晨四点，港区完全肃清。两千余条步枪、六十余挺轻重机枪、一百多万发子弹、库存粮秣油料悉数完好。第二天凌晨，营口百姓从睡梦中醒来，发现城头旗帜颜色已然不同。
消息传到长春，只隔了三日。曾泽生翻看电报，久久无语。旁人一句玩笑：“炸水库不炸，反倒先被同行抢了头条？”曾泽生没接茬，只轻轻合上电报。那一夜，他的随员记得军长很晚才熄灯。
起义后的第五十八师按照约定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师，随即整训。部队虽然出身杂，但军官普遍受过日式、德械或黄埔训练，纪律紧、技术强。东总索性保留编制原貌，仅换番号为一六七师。拉到前线试阵时，炮兵火力、通信协同都让新编友军侧目。辽沈战役展开后，这支部队顶在义县方向，一度截断葫芦岛—锦州的退路，间接促成锦州主攻得手。
更大的震动，却发生在心理层面。王家善出身、履历与“亲日”标签，都曾被外界视作顽固壁垒，一旦这堵墙倒下，同类部队摇摆情绪急剧加深。四个月后，曾泽生坐在四平前线指挥所，再次收到“内部联络人要求面谈”的暗号。9月19日夜，他对参谋说出那句意味深长的话：“连王家善都走了，咱们有什么放不下？”五十多天后，长春和平解放。
从营口到长春，两座城市相距不过三百公里，短短半年间却见证了两场截然不同的告别。王家善的选择让许多人意外，也让更多人看清一条路——当潮水方向明朗，木桩再深，也抵不过时代的浪。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