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北京下着细雨，中南海勤政殿里却亮着温黄的灯。毛泽东在茶几旁踱步，他要迎接一位久违的客人——卫立煌。外界为此议论纷纷：那位曾在“围剿”时期令红军血染山野的“虎将”，凭什么配得上如此厚遇？
当年卫立煌的履历可不光彩。一八九七年生于安徽合肥，十七岁入伍，北伐时就以敢冲敢打闻名。三十年代初，奉蒋介石之命，他参与对中央苏区的多次围堵，红军牺牲不计其数，“手沾鲜血”一说并非谣传。因此，建国后很多老战士听说他要回北京，心里都直犯嘀咕。
然而时间线拉长，就会看见另一面。七七事变后，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主守山西。三八年初，他在太岳山区与日军鏖兵，前有重兵正面压迫，后路又被切断，命悬一线。娘子关的爆破声忽然传来，是朱德、彭德怀率八路军切断了日军交通线。卫立煌借机将十余万官兵拆分成小股，沿吕梁山脉撤退。绕道陕北，成了唯一可行的生路，却也意味着必须端着枪进入延安。
去还是不去？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蒋介石一纸电令要他赶赴洛阳开会，正好给了堂而皇之的借口。临行前，秘书赵荣声悄声建议：“顺道拜访毛先生，机不可失。”卫立煌点头，却仍担心“昔日血债”会让自己难堪。
四月十七日清晨，卫立煌的车队临近延安。崖壁上红纸标语迎面铺来，“团结抗战，欢迎卫副司令”几个大字在晨雾里格外醒目。他心里一震——原以为会看到“打倒蒋介石”，结果却全是合作抗战的口号。更意外的是，毛泽东亲自到城外迎接，还特地交代：衣食住行一律从优，不得怠慢。两人在窑洞前相握的那一刻，战场恩怨似乎被更大的国家危亡冲淡。毛泽东说：“抗日当前，咱们只谈打日本。”卫立煌应声道：“谨当竭力配合。”
当晚，延安举办篝火联欢。砍棒舞蹈和陕北信天游让这位西北军人感到久违的温暖。夜深了，窑洞油灯下，双方摊开山西地图研究敌情。毛泽东提出“游击牵制、主力突击”之策，卫立煌连连称是。离别前，他写下手谕：拨给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枚，另外加送一百八十箱牛肉罐头——那是整个二战区的至珍口粮。毛泽东把手谕递给罗瑞卿时轻声叮嘱：“这是信任，也是试金石。”
缘分由此扎根，却要许多年后才见真章。内战爆发，卫立煌被派往东北“剿总”。他对内战心有抵触，主打守势，迟滞了国民党东线战略推进。辽沈战役结束，蒋介石怒不可遏，把他撤职拿下。被软禁期间，他偷偷电告朱德，请求照拂合肥老母与族人。电报送到香山指挥部，毛泽东立批：“务必周全。”几天后，解放军地方政府在合肥张榜安民：“卫母安堵，无人得扰。”这一笔情分，卫立煌牢牢记在心头。
新中国成立那天，他人尚在香港，却遣人偷偷递上致贺电，言辞恳切。蒋介石数次派人邀他去台北，他都以“风寒未愈”婉拒。五四年，香港报纸上出现了署名“卫立煌”的文章，呼吁和平统一。周恩来把报纸送到毛泽东案头，两人只交换了一个会心的眼神：现在，是时候把老卫接回来了。
于是，一封电报飞抵九龙。卫立煌拆开电报，读到“祖国随时欢迎归来，一切安排，请勿念”十六个字，喉头发紧。他对夫人郭佩兰说不出话，只是把电报递过去。半年后，夫妻俩乘船北上，四月二十五日下午抵京。迎接车队居然是警卫连加号手，沿途彩旗飘扬，气氛不亚于欢迎外宾。老兵们这才恍然：延安那年，毛泽东一句“规格一定要高”绝非权宜，而是看准了卫立煌心底的转折。
返回大陆后，卫立煌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列于数位解放战争时期的高级将领之旁。他未再披挂，却用熟悉的国民党人脉、对美关系，为新政权提供了难得的咨询：如何安置来归旧部，怎样破除“反共隔离政策”，甚至对保卫东南沿海、筹划金门问题也多有建言。周恩来半开玩笑说：“卫先生仍旧在打仗，只是战场换到了会议桌上。”
可身体不敌岁月。糖尿病、心脏病轮番侵袭，医生下了“多休息”的死命令。五八年，国务院常务会上缺了他的位置，邓颖超捧着鲜花探病，他的眼圈瞬间泛红：“我给国家出的力不多，只恨身体撂了挑子。”一九六零年一月十七日，心脏停止跳动，享年六十三岁。两天后，中山公园中山堂低回哀乐，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的花圈静静立在灵柩前。挽联没有华丽词藻，只有一句：“卫公一生，以国为念。”
那一纸手谕、一封家书、几次关键性迟滞，终于让昔日对手成为座上宾。鲜血与疑云，终究被后来的抉择冲淡。有人说，这是一场政治家的长线投资；也有人说，这是智者之间的惺惺相惜。无论评判如何，卫立煌的结局证明：立身家国，晚年走得安稳，比战功更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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