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开皇十八年的阳光，穿透大别山的层峦叠嶂，洒在鄂东这片刚定名“麻城”的土地上。
谁也未曾想，这枚镌刻着地名的印章，一盖就是九百七十五年，直到明朝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一道圣旨划破长空，将其西北隅的太平、仙居二乡连同黄冈、黄陂的部分地域析出，一座名为“黄安”的新县就此诞生，开启了麻城与黄安绵延至今的“兄弟情缘”。
这场跨越二十余年的分家，既有地理格局的必然，更有人心向背的博弈与时代浪潮的推动。
分家的伏笔，早在千年前就已埋下。麻城自隋代建县后，疆域辽阔，北接信阳，南邻黄冈，西北隅的山区与县治相隔百余里，群山阻隔，道路崎岖。
这片被大别山余脉环抱的土地，春秋时曾属古黄国，民风剽悍，却因“地僻民顽”成了三不管的死角——麻城县府的政令难以及时送达，赋税征收、治安管控皆力不从心，山匪盗贼频繁出没，百姓屡遭劫掠，而中部平原的梅、刘、田等望族一心经营富庶之地，对西北山区的安危鲜少顾及。
更让当地乡绅大户头疼的是，科举配额被中部精英长期占据，自家子弟晋升无门，安保与权益的双重缺失，让“脱麻建县”成了太平、仙居二乡百姓与乡绅共同的夙愿。
这场分家的核心推动者，是麻城籍大儒耿定向。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刚中举的耿定向怀揣着“治乱除奸”的抱负，上书湖广巡抚冯岳，直言建县之利：“此地路通大别山寨，盗贼横行，若设新县，则城固民安，财税日增”。
耿家自元末迁居此地，四世繁衍，人丁兴旺却屡遭匪患，建县不仅能保一方平安，更能让家乡大族获得参政议政的资格，摆脱附庸地位。然而，彼时的耿定向官阶尚低，加之冯岳不久后调离湖广，这份奏折便被束之高阁，建县之议第一次搁浅。
命运的齿轮在十三年后再次转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已任职南京行人司的耿定向遇上新任湖广布政使刘崙，两人私交甚笃，建县之事再度提上日程。
可造化弄人，刘崙不久后离任，此事又一次半途而废。但耿定向并未气馁，次年秋，他在宜城偶遇继任湖广巡抚张雨，再次力陈建县利弊，此时已有五十二名乡人联名上书，黄州知府、巡按御史等官员也纷纷附和，建县之议终于形成共识。
然而，阻力依然存在：部分官员担忧区划变动会引发税赋调整、户口核定的混乱，百姓则害怕修城筑池的工役摊派，反对之声四起，“钉子户”遍布乡里，奏折递上朝廷后，又陷入了漫长的等待。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已升任户部尚书的耿定向在朝堂上展开最后的努力。他亲笔写下《两台疏》，详尽阐述建县对国家安定、民生改善的重要性，凭借自己在理学界的声望与朝堂人脉，终于赢得了礼部尚书徐阶的支持。
次年三月十三日，嘉靖皇帝准奏，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大别山麓：割麻城太平、仙居二十里甲，黄冈上中和乡十二里甲，黄陂滠源乡八里甲，以麻城姜家畈为县治，新建一县，初名“新安”，后取“地方宁谧，生民安妥”之意，更名为“黄安”。
耿定向命弟弟耿定理主持筑城，购置乡人田地一百二十五亩，夯土为墙，引水为壕，一座崭新的县城在群山之间拔地而起。
这场耗时二十余年的分家，最终以和平方式落幕。新诞生的黄安县，疆域七成以上来自麻城，风俗、语言与麻城一脉相承，正如大别山的溪流同源而异流，两地虽分属两县，却始终山水相依、文脉相通。
黄安继承了麻城“西乡文章”的文脉精髓，后来成为享誉全国的“将军县”，而麻城则继续以千年古县的姿态，守护着鄂东门户。
如今，黄安已更名为红安，麻城则成为县级市，但追溯历史，那场跨越嘉靖、万历两朝的建县博弈，那些为家园安宁奔走呼号的身影，依然镌刻在大别山的山石之上。
麻城与红安的分家，从来不是决裂，而是为了更好地守护这片土地，就像一棵大树分出的两根枝干，各自枝繁叶茂，却始终同根同源，共同见证着鄂东大地的沧桑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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