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0日凌晨，南京总统府的顶楼仍亮着灯。无线电室刚刚译出一份加急电报——华盛顿来的询问，落款写着“杜鲁门”。这一刻，楼道里只听见风声。蒋介石盯着电报上的那句话：“你什么时候辞职？”他默默放下手里的茶杯，杯沿微微颤抖。消息没有外传，但众人都看见他那晚连酒都没碰。
刚过去的两个月里，辽沈、淮海的败报一件接一件。国民党参谋本部已经难以统计准确的损失数字，只知道“东北不保，华东告急”。军事地图上代表机动兵团的蓝色小旗被一根根拔掉。蒋介石对幕僚叹气：“我一支可以调动的大军都没有了。”没人接口。
更糟的是“文胆”陈布雷的自尽。11月11日，陈布雷留下一封寥寥数语的遗书，服药而去。此人二十二年给蒋介石写稿、拟电文，临了却悄无声息地选择离场。政坛知情者低声议论：陈布雷劝停内战屡遭训斥，那封遗书大约写满了失望。陈布雷走后，南京再无能替蒋介石润色辞藻的人。
元旦前夕，西柏坡大雪封门。毛泽东口述《将革命进行到底》，秘书胡乔木提笔疾书。而千里之外的南京，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反复改稿仍无把握。他本想用“和平”二字挽回人心，却又怕被当成示弱。终稿送印时，蒋介石的眉头一直没舒展开。
1949年1月1日清晨，两份元旦文告同日见报。舆论场上出现罕见的对照：一边是“革命到底”，一边是模糊的“求和”。中共电台很快抓住要害：蒋介石把“土匪”一词换成“共党”，口气软了，可条件一条没答应。许多读者在茶馆里摇头——看得出这位“委员长”在拿和平当筹码。
与此同时，国内外压力像冬雨一样砸下来。白崇禧、程潜公开通电，指名请蒋介石下野；湖北省参议会发出“最后通牒”：“再战下去，国将不国。”美国国务院的态度也转冷。12月，美方军事观察组回报：“国民党无可救药。”杜鲁门几乎不加修饰地写下那封信，只问一句：“你什么时候辞职？”
东北全线丢失后，蒋介石夜夜难眠。楼外的梧桐叶被寒风卷上空中，他却听不见。医生加大了安眠药剂量都无用，他开始让侍从准备威士忌。一位亲信低声提醒他少喝，“委员长”挥手：“不喝睡不着。”兵败、内讧、外压，像三只手把他推向退路。
1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列出惩办战犯等八项和平条件。名单里“蒋介石”三字排在首位。有人把报纸摆上蒋介石办公桌，他瞥了一眼，没有多说，只吐出一句：“苛刻！”可回避不了，军机处电报显示：平津战役已成合围之势，国民党守军连夜求援。
1月19日深夜，南京黄埔路开了一场不对外的会议。蒋介石先讲形势，再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由李宗仁暂替总统，与中共谈判；二是立即下野，让李宗仁“全盘负责”。众人面面相觑，没人敢先说话。会后，副总理李宗仁长叹：“这可是烫手山芋。”
仅隔两天，蒋介石做出决定。1月21日午后，他在总统府草草设宴，敬酒三次便离席。傍晚四点，专机“美龄号”从大校场机场起飞。机长回忆：“委员长要我在南京上空盘旋，让他多看几眼。”停战未成，南京已渐生离意。专机飞向浙江奉化，那里是他的老家，也是暂避锋芒的去处。
蒋介石走后，国民党出现“一国三公”奇景：李宗仁代理总统，孙科自称行政院长移驻广州，蒋介石暗中遥控军政。南京街头有俚语：“天上三只月亮，照得人心慌。”李宗仁试图释放政治犯、取消戒严，可每下一道命令，都像落进沙里。
北平方面看得真切。毛泽东2月15日撰文评李、蒋：“一个老于辞让，一个善于两面。”评论里不乏揶揄：“李宗仁初挨‘走狗’之骂，忙着解释；蒋介石早被骂惯，连耳朵茧子都磨平了。”读者觉得好笑，却也点破了两人的尴尬处境。
春天来得很快。4月1日，张治中率国民党代表团飞往北平。落地后迎接规格明显降低。晚上，周恩来在六国饭店重话质问：“你为何先去溪口？”张治中一时语塞，只答：“奉命行事。”十几天后，周恩来把《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推到他面前：“无法再改，20日不签就开战。”
蒋介石远在溪口听到草案内容，勃然大怒：“丧权辱国！”美国顾问亦估计：南京支撑不了多久。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大军横渡长江。22日晚，国民党守军弃城而逃，江面火光连成一线，南京总统府的大钟却依旧准点敲响，这声回响像是为一个时代画上休止符。
在奉化山间，蒋介石隔窗远望，天边浮着淡雾。他也许想起那个凛冽冬夜里来自华盛顿的问句。如今，再无回答的必要，答案已写在战报、在人心，也写在接二连三的城市易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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