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22日深夜,夏威夷威基基一间私人医院的灯光仍亮着。病房里,百岁高龄的张学良低头摩挲着赵一荻的手,听到仪器上细弱的心跳声,他的肩膀微微发抖,却一句话也没说出口。就在三个月前,他才第一次和弟媳谢雪萍见面,如今赵一荻病危,张学良仿佛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结局。
谢雪萍赶到病房时,张学良的第一句并非寒暄,而是沙哑地吐出四个字:“她撑不了。”看见弟媳眼圈发红,他抬头硬挤出笑容,“赵四死了,我也活不成。”这句听来像是玩笑,却透出难以掩饰的苍凉。谢雪萍没再多劝,只静静站在床尾,回忆起三个月前那场迟到了半个世纪的相逢。
时间拨回2000年3月。那天清晨,夏威夷阳光刺眼,张学良戴着墨镜坐在庭院,一遍遍端详秘书递来的日程表:上午十点,来自北京的谢雪萍一家抵达。老人与自己较劲似的,不断用手绢擦拭领口,似怕这身黑西装不够平整。没多少人知道,他已经排练这场会面整整一个星期。
谢雪萍推门进屋,脚步轻得几乎没有声音。张学良摘下眼镜,视线牢牢锁在她身上,足足半分钟没有移开。家族血缘带来的熟悉感让白发老人颤声问道:“小雪,路上可辛苦?”一句“小雪”,瞬间拉近了彼此距离;谢雪萍扶着椅背,“大哥,我们终于见上面了。”语调轻,却藏着三十年未见的揪心。
坐定后,张学良示意随行的孩子拿出一叠旧照。照片里,意气风发的张学思骑在战马之上,身姿挺拔。张学良指着相片,仿佛对着弟弟说道:“那时他刚二十出头,比我还能打拼。”语气带着骄傲,也带着无力。谢雪萍点头,轻声补一句:“他离不开您的教导。”老人闻言深吸一口气,像要压住汹涌的情绪。
他们聊起更早的往事。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良接掌东北;同一年,年仅十二岁的张学思考进沈阳同泽中学,在校园里结识了王金镜、王西征,一步步走向革命道路。谈到这里,张学良突然停顿,用拇指轻弹茶杯盖:“母亲总说老四不爱摆大帅府的谱,那是真本事。”一句话,道尽兄长的欣赏。
1931年九一八,张学思在北平怒斥“不抵抗”政策;两年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军校课堂走向战场。张学良讲到西安事变那夜,苦笑摇头:“何应钦抓他,我却无能为力……”他抬手在空中虚抓几下,像要抓住那段失控的岁月。
谢雪萍沉默地听,脑海里浮现1940年的延安窑洞。那年春天,张学思在女子大学礼堂看见自己,当场一句“图书馆借的?”开启了两人一生的缘分。她把涌到嘴边的回忆咽下,只轻轻替老人续上一杯淡茶——此刻,不需要太多语言。
话题很快转到赵一荻。张学良叹息:“她陪我六十多年,如今心脏一停,我也不想拖。”谢雪萍顺势递上一条丝巾,“这是给嫂子的。”老人接过,手指抖动,两行热泪落在丝巾上,却像是落在自己心上。空气里一时无声,只有檀香味在慢慢散开。
夜色降临,他们共同翻看谢雪萍带来的海军老照片:青岛码头的舰艇、上海造船厂的龙骨、1955年海军成立典礼。张学良指着相片中那位戎装挺立、胸戴勋表的中年人,声音忽低忽高:“他真的做到了,走完自己的路。”随行晚辈暗暗吃惊——百岁老人记忆如此清晰,连拍摄日期也能一口报出。
接下来几天,张学良坚持每天到医院陪赵一荻。谢雪萍守在走廊,偶尔透过玻璃看那对曾经风云一时的伴侣。医生出来时,她问:“还有多久?”医生摊手,表示无法预估。谢雪萍回到病房,柔声对床边的张学良说:“大哥,你是男子汉,你要挺住。”老人微微颔首:“我尽量,但心里空得慌。”
6月22日凌晨,监护仪发出长音。赵一荻走了,张学良没有哭,只是长时间握住那只渐冷的手,嘴里不断重复:“我想回家,想回东北……”那声线像被岁月磨得暗哑的弦,随时可能断掉。谢雪萍站在一旁,暗暗担心他真会随赵一荻而去。
令人意外的是,老人硬撑到翌年。2001年3月,谢雪萍再赴夏威夷,与张学良庆祝一百零一岁生日。餐桌上,他精神极度虚弱,却还是举杯与晚辈碰了碰,“多陪我说说东北话。”那一刻,众人都笑了,谁也不愿提起衰老、疾病和告别。
2001年10月14日清晨,张学良在睡梦中停止呼吸。葬礼简单举行,谢雪萍站在灵前,看着灵堂中央并排放置的两幅遗像——张学良微笑着,赵一荻亦微笑着。她想起病房里的那句话:“赵四死了,我也活不成。”果然如此。
送别仪式结束,海风吹得人睁不开眼。晚辈问谢雪萍:“二老的故事,咱们要不要写下来?”她摇头,“等以后吧,再等些年。”说完,她抚了抚胸口佩戴的海军老徽章,转身缓步向远处走去,阳光把她的背影拉得很长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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