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1日清晨，芷江机场雾气未散，一架C-47正发动螺旋桨。何应钦登机前回头望了望跑道，身边副官低声提醒：“新四军的电台在播报，他们已经推进到龙潭。”这句话把何应钦的心情拉回现实——南京到底谁先进去，成了那几天所有电报的关键词。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终战，可六朝古都依旧是权力真空。南京周边有三股武装在暗中竞速：汪伪残部等着投靠、桂系急行军抢地盘，而声势最猛的是七万多人的新四军。蒋介石却另起炉灶，把“接收大任”押在远在西南的新六军身上。理由听上去冠冕堂皇——“美械正规军、战绩显赫”，但知情人都明白，这支部队最大优势是“听话”。
在此之前，军统南京站的周镐已经用超前的嗅觉冲进城内。8月16日，他带人一口气抄了汪伪高层的老巢，连“副总统”周佛海都震得彻夜难眠。可短短两天后，周镐被冈村宁次“请”进司令部软禁。日军明明投降，却拿枪指挥，这背后是蒋介石的暗令：在中央军到达前，日军不得向新四军交枪。
冈村宁次乐得照做——既保了自己的脸面，又为蒋系拦下对岸那股凶猛的“黄粟罗张”。于是南京近郊出现怪象：日军持枪巡逻，汪伪官员晃荡收集情报，而新四军的尖刀却被隔在江北。
同一时间，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嚷嚷“南京属我战区”，摆出必争之态。可从浙西赶到南京跋山涉水，要不了几天？好处却不一定落到自己头上，顾祝同心里有数。美国顾问魏德迈看准了这点，建议由曾在缅北与美军并肩的新六军空运至南京——理由简单，“盟军名额”加“现代装备”。
美机一趟趟把廖耀湘的部下从芷江送到浦口，先遣队150人落地时间是9月5日。航程比不过脚程，飞机却让他们赢了“第一脚”踏入城门的荣誉。新四军若想强渡长江，面对的就不只是日军和伪军，而是加上新六军与美军顾问——难度直线上升。延安电令“北上发展、南线收敛”，新四军迅速调头，集中兵力去收割苏北、山东的伪军，好钢用在刀刃上。
9月9日上午，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座无虚席。何应钦身着笔挺将服走上台阶，正对面的冈村宁次微微躬身。轮到何应钦接过降书，他身体前倾，腰板竟没挺直半分。摄影记者按下快门，瞬间凝固的姿势让外界猜测纷纷：桌子太宽？将军太矮？或者心虚？
桌面宽度不过一米，身后副官完全可以代劳；身高不足也是多年前传言。真正的症结在于何应钦心底明白：这场“胜利”多亏曾经的敌军替他守住南京，更少不了新六军从天而降。如果先行进城的是新四军，他哪还有机会站在礼堂正中央？肩章虽闪亮，心气儿却矮了三分，腰自然挺不起来。
典礼之后，冈村宁次照着密约，当着美军面把指挥权移交新六军；随后两个联队仍保留武装，随时听令抵御“共军”。冷欣将军在机场对美方同行解释：“这是委员长‘以德报怨’的高风亮节。”美国军官只是耸耸肩，没有接话。台上台下的喧嚣落定，那一纸降书仿佛让中国抗战画上句号，却也预示着新的斗争即将开始。
回头看，那段时间的新四军不仅人数多，装备也并非当初草创时的简陋。1师、3师、4师、2师兵分多路，几天内连下江北重镇，若是一路压到雨花台，日军根本无心抵抗。遗憾的是，统帅部选择让他们转向山东，既避免与蒋系与日军交恶，也为解放区的北进做足准备。这样的大局考量可以理解，但代价是把南京的“首功”拱手相让。
更巧的是，蒋系后来把“新六军首入南京”包装成胜利象征，大肆宣扬“中央军才能护都”。然而南京市民心中都清楚，真正与倭寇死磕八年的，是那些在雨雾江南打游击的新四军。有人调侃：“新六军坐飞机拿城，新四军拔腿登山打鬼子”，几句玩笑却揭开了功劳簿里的失衡。
战后不久，新六军再度调回东北；而南京最终也没能稳在国民政府手里。历史选择了另一条岔路，早先那场“谁先进城”的竞赛，不过是更大风暴来临前的一阵喧嚣。对何应钦而言，接受投降的辉煌时刻，如烟火灿烂，却也短暂。而他在礼堂里弯下腰的身影，恰如其分地定格了当时南京政权虚弱、倚赖外力的尴尬。
若当初新四军强势夺城，北伐元老恐怕连礼堂大门都进不去；若日军拒交武装，坚持龟缩城中，南京又会是一场血战。历史没有如果，只留下一张相片：一级上将低头弯腰，身后是荷枪实弹的新六军哨兵。直到今日，这幕画面仍被研究者反复放大，因为它提醒世人，尊严从来不是凭军衔或降书堆砌，而是要靠真正的抗战实力去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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