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的一个清晨，上海龙华机场的跑道仍残留着战争后的弹痕，三名被解押的俘虏在卫兵的押送下踏上北去的火车。车窗外寒风猎猎，其中一人神情倨傲，正是昔日军统少将周养浩。
同车的沈醉与徐远举默不作声，唯独周养浩不时抬手拨弄袖口，嘴里嘟囔：“到功德林又怎样？能有老子当年那套好？”这种不合时宜的优越感，让同行干警直皱眉，也为后面的冲突埋下伏笔。
抵达功德林的那刻，铁门一开，狭窄的走廊两侧顿时躁动起来。关押在此的旧部系军官认出新来的三人，尤其那位戴着金丝眼镜、语气尖利的周养浩。有人低声嗔骂：“就是他！”拳头攥得咯吱作响，却被值班员厉喝制止，场面一触即发。
要说周养浩何以众口一辞“最难相处”，还得从他早年的履历说起。1906年初夏，他出生于江西广信府一个清贫的书香家庭。父亲虽是武秀才，却无多余门路。求生存，他先在本村私塾执教，一袭长衫，风度翩翩，学生们都喊他“周先生”。这种假斯文的外壳，陪伴了他大半辈子。
教书养家终究有限，他不甘心一辈子困顿，遂只身赴沪，考入上海法学院。法律课堂刚给他打开新世界，抗战的硝烟已在淞沪上空弥漫。他一面加入秘密抗日社团，一面刻意结识“能改变命运”的人。命运的齿轮在1936年转动──他迎娶毛人凤的侄女，摇身成了特务头子的“自家人”。
婚礼当晚，毛人凤朝这个年轻女婿拍了拍肩膀，用家乡话低声说了句：“用你的人才干大事。”这寥寥数字，成了周养浩飞升的敲门砖。翌年春，他被吸纳进军统，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刺探、钳制、渗透的阴影里。
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是1941年接手贵州息烽监狱。那里本是戴笠手下最大的秘密集中营，前任狱长何子桢因虐杀过甚被革职，摊子一塌糊涂。周养浩抵达时，囚笼里残存的死气与怨声几乎凝成实质。可局面很快翻了篇：锁链被撤、号房改称“斋房”、犯人昼间可自由走动，伙食标准甚至超过周边乡民。形式柔和了，管理却更紧，“宽之以恩”背后，是精密的分组制度、严格的暗哨，以及层层告密网。
运动会上，犯人与警卫同场打篮球的场景，看似其乐融融，实则暗含威慑：输球的小组夜里要加班挖煤。周养浩还将“生产自养”推至极致，缝纫、养殖、矿务齐头并进，监狱账面盈余首屈一指。抗战艰难岁月，他的牢城竟灯火通明，上下吃得饱、穿得暖，于是外界有人调侃那座监狱是“山城里的世外桃源”。
也正因这份“能耐”，1949年春，溃败的国民政府仓促划定“西南特区”，少将周养浩被派往昆明，肩负布置潜伏骨干的任务。重庆宣告解放后不到两月，他的交通网络即被破获，特务头子只得束手就擒。押解途中，周养浩仍口若悬河，自诩“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决心在新局势下“以智取胜”。
然而功德林的铁窗击碎了幻想。1950年3月，改造生活正式开启，他对工作人员挑剔苛责，屡屡骄横。一次点名，周养浩拍着斑驳的门板放声说：“你们这监狱，比我的差远了！”话音刚落，场子里炸开锅，几位蒙难于军统的干部怒目而视，气氛骤冷。若非值班长及时喝止，再添流血冲突并非难事。
功德林的再教育强调自学与劳动，和他的息烽模式似是而非，却少了高墙内的剥削。新中国将“人”的改造置于首位，这同周养浩旧时那套“拿命换利润”的做派针锋相对。他不止一次向管理干部提出异议，被严肃批评：“这里没有特务少将，只有等待新生的改造对象。”这句话，像冰冷铁锁，一点点击碎了他的顽固。
日子一天天推移。1956年，沈醉在认罪书上落笔决绝，徐远举也在劳动中获得减刑。唯独周养浩拒不低头，多次写交代又撕毁。史料记载，他常在深夜自言自语，念叨自己昔日在息烽的“政绩”，仿佛那一套光鲜表面便能抵消手上血债。狱友私下里说，他像关不住的留声机，一遍遍播放逝去的荣光。
1960年代初，他的健康开始下滑。高血压、胃溃疡轮番上阵，医务人员依旧按规定精心治疗。面对这种“以德报怨”的处置，周养浩曾罕见地沉默良久。有人听到他低声感叹：“若当年也如此宽容，何至于今日……”这寥寥数语，是他少有的自省，却未能改变他在组织面前的僵硬姿态。
直到1975年，全国范围内的最后一批战犯特赦文件下达，他才走出功德林高墙。此时的周养浩，已年近古稀，眉目间仍残存昔日书生气，却被岁月揉进深深褶皱。不同的是，他再未提起“我那息烽监狱如何如何”。外界传闻，晚年的他住在西郊一处平房，过着半自给自足的生活，常常呆坐院中，对路人问候也只淡淡点头。
周养浩这一生，起于讲台，盛于军统，终于囚笼。表面的温和与精明，掩不住骨子里的冷酷与算计；昔日引以为傲的管理新政，也难掩以生命换取利润的本质。跌宕数十载，历史终在功德林的铁门前画上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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