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辽世宗是在中原即位为大辽皇帝的，回到塞北之后一直不忘重建对中原的统治。然而在执行这样一个既定方针时，他遇到的客观形势却非常不利。就契丹本部来说，自从世宗挫败述律太后及李胡夺取皇位的企图之后，始终未出现政治上的安定。
经过长期战争之后，各部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当耶律德光死讯传到上京时，述律太后曾说过这样一句寓意深刻的话：“待诸部宁壹如故，则葬汝矣。”这表明，当时迫在眉睫的事情，是应当设法消除诸部因长期战争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并且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恢复各部的协调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诸部要求的是按照固有模式重建秩序，世宗并不是这样，在北返途中，他仿照中原制度设立了北枢密院，意欲加强对各部的控制。这种操之过急的更张，诸部并不乐于接受。此外，他又多用后晋降臣，且荒于酒色，轻慢各部酋长。因此，各部频频发生叛乱，一时间竟使得他诛讨不暇。再加上辽最高统治集团中天德、萧翰等与各部叛乱相呼应，不断阴谋推翻世宗的统治，所以局势一直很严重。
久经战乱之后，中原人民痛恨契丹贵族的残酷杀掠，决不会轻易地让契丹统治者卷土重来。耶律德光有从弟叫耶律拔里得，中原人称他为“麻答”，此人凶残也是出了名的，只有萧翰能与之相比。
他很受世宗宠爱。世宗离镇州北返时，以他为中京留守，民间有珍宝、美女，必定要设法夺取之。更有甚者，他还不时捕捉无辜村民，诬为盗贼，施以酷刑：割裂面孔，挖去双目，断去双腕，然后再焚烧至死。他这样残害无辜，目的只是以此威胁百姓，使其不敢反抗。当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另外，麻答也同萧翰一样，对世宗早有不臣之心。他在镇州公然黄枹加身，出入使用乘舆，并且自欺欺人地声称：“兹事汉人以为不可，吾国无忌也。”
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说，世宗留下这样一个人为其守卫镇州，确实是托付非人。
契丹留在镇州的军队不满两千，然而麻答却常令当地官府供给四千人食用，从而中饱私囊。他还经常怀疑辽朝的汉军不忠，且以为这些汉军无用，因此不断予以裁减，把省下的给养留给契丹军，这种做法导致汉军极大怨愤。
天福十二年(947年)六月，刘知远入据开封，建立后汉，消息传开，镇州汉军皆有南归之志。七月间，世宗遣官吏至镇州，召晋降臣冯道、李崧、和凝等北上木叶山参加耶律德光葬礼。冯道等临行前在就餐时，忽听得钟声大作，接着便有汉兵多人夺下契丹门卫手中的兵器，并将其击杀十余人，然后冲入府中。他们打开武器库，将武器分发给汉兵及市民，此时只见烟焰四起，鼓噪震天地。冯道等人都转而与起义者站在一道，麻答一见大势已去，只好带着宝货、妇女逃命。
上述情况表明，自从辽世宗北返之后，他在短时间内如果再次“南伐”，将非常不利：
一方面是他面临契丹统治集团中某些人伺机夺权及部族群众对战争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则必然会遇到中原上下更加顽强的抵抗。
辽世宗对这种不利形势全然估计不足。
天禄三年（后汉乾祐二年，949年）一亦即刚刚结束与述律太后及李胡的对抗之后不久，他又率军冒然攻入河北，到处杀掠，河北各地节度使、刺史皆奋力组织军民英勇抵抗。
他虽力战攻破内丘（今属河北)，然人马亦死伤过半。此后，他非但不认真吸取教训，反而更加一意孤行，定要从事更大规模的“南伐”。
天禄五年(951年)春，郭威代汉建立后周，仍都开封，刘知远同母弟刘崇自立于太原，仍称汉。六月，刘崇为周所攻，遣使向辽乞援，对辽世宗称侄，且求封册。这时，南唐因受后周威胁，亦向辽遣使乞求举兵应援。当时，由于长期的“南伐”战争刚刚过后不久，契丹人力、物力严重消耗，疮痍未复，所以诸部酋长皆不愿再度兴师，何况他们将要与之交战的是正在走向强盛的后周，胜负难料。
但辽世宗坚持要再度“南伐”，并且自将出征，众酋长只好率部从行。这次出征，野心家察割正在世宗身边。察割父子此时正受到重用，他本人以功封泰宁王，其父明王安端任西南面大详稳，统领重兵，察割为取得世宗更大的信任，竟然秘密告发其父安端的过恶，世宗果然以为他忠诚，让他统领女古石烈军。
这是一支原属述律太后蒲速盌斡鲁朵的官分军，世宗出于对察割的信任，令其扈从，准其出入宫禁，并多次让他跟随出猎，察割早有弑君之心，只因族属杂处，找不到适当的机会。
这时，他设法将自己庐帐移至行宫近处，以便待机而动。他的行动首先引起了右皮室详稳耶律屋质的怀疑，并向世宗举发。然而世宗根本不相信会有这等事，为表示对察割深信不疑，世宗甚至还把屋质所上表出示给他。于是，他就在世宗面前哽咽流涕，装出十分可怜的样子，声称屋质此举是出于对他的忌妒。世宗对察割百般抚慰，同时对屋质说：“察割舍父事我，可保无他。”
这位辽朝皇帝对于“于父不孝，于君亦必不忠”的道理不甚理解。屋质提请他注意这一点，千万不要被察割制造的假象所迷惑，然而他并不在意。天禄五年(951年)七月南征前不久，察割曾欲谋乱而未果。同年九月，世宗率军南征，行至归化州（今河北宣化）详古山，祭其父东丹王耶律倍，群臣皆醉。察割认为这正是他采取行动的好机会，于是当晚与刘哥之弟盆都率兵闯入行宫，将世宗母子一起杀害了。
天禄五年(951年)九月，辽世宗在军中遇弑，作乱的首犯泰宁王察割当即宣布自己为皇帝，百官如有不从，即拘禁其家属。此时他认为自己终于如愿以偿，于是很快就陶醉于“胜利”的欢乐之中了。
在检阅内府藏物时，发现有一玛瑙碗，他连连赞叹是“稀世之宝”，并因这一切都已归为己有而自鸣得意，完全忘记了自己当时的处境有多么险恶。其妻倒还清醒，忙提醒说：“寿安王、屋质在，吾属无噍类，此物何益。”
察割不以为然，他认为寿安王年幼，屋质身边不过只有几个私奴，皆不足虑，天明之后，都得前来向他朝拜。寿安王即太宗之子述律，亦即后来的辽穆宗，天显六年(931年)八月生，是时刚满二十岁。察割弑逆后，其部下矧斯迅即向寿安王及屋质报告。就在察割沉浸在成功梦幻之中的时候，寿安王和屋质已引来军队将其窃据的行宫团团围住。这时，察割尤如被因的猛兽，仍然不忘行凶，在世宗柩前将皇后杀害之后，才仓促上阵。
寿安王在皇族中最具备即位当皇帝的条件，因此，在混乱中也最具有号召力。他首先对叛党实行分化瓦解，派人告谕察割同伙，指出他们既然跟随察割行弑逆，切勿再继续加重自己的过恶。于是，夷离堇划者首先率部脱离叛党，然后其余的人也都陆续站到了寿安王一边。察割见大势已去，竟将众官员家属拘为人质，手执弓矢威胁说，要将这些人全都杀掉。当时林牙耶律敌猎正在被拘执者之中。他对察割说：“不有所废，寿安王何以兴。藉此为辞，犹可以免。”
察割果然被敌猎说服了，他派敌猎去同寿安王会谈。他认为敌猎言之有理，自己行弑，客观上正是给寿安王扫清了道路，幻想寿安王可以因此免他一死。其实他完全中了敌猎的金蝉脱壳之计了。敌猎一脱离他，就投向寿安王了，并设计将察割诱杀，其诸子亦皆伏诛，而众人质却全都得以安全脱险。
叛党既除，寿安王正式即皇帝位，称天顺皇帝，是为历史上的辽穆宗，改天禄五年为应历元年。当时，叛乱虽已平息，但统治集团内部仍然离心离德，而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与中原有关系的蕃汉官员纷纷南奔或准备南奔。正是这些人对辽政权丧失信心的表现。
外戚萧眉古得为幽州节度使，他与汉臣、宣政殿学士李澣相友善，而澣之兄李涛即是后周太子宾客。李澣乘机劝眉古得与之一同南归，眉古得表示同意。二人计定，正待行动时，走露了风声，结果眉古得伏诛，李澣则杖而释之，这种宽大处理并未令李澣回心转意，应历二年（周广顺二年，952年），他又通过定州派到辽境内的间谍田重霸，密交定州官员孙方谏一绢表，此表后经方谏上奏后周朝廷，内称辽穆宗幼弱，且多内宠，唯爱好击球，终日沉湎于酒色，而无四方之志。
若趁此机会用兵，必有所获，不然，与之讲和，也可望成功。他还认为，如后周攻打北汉，辽穆宗将不会予以有力的支援。
李澣的上述分析，并不完全符合辽穆宗即位后的实际，中原编定的史书据此把他写成一个昏庸无能的统治者，也是违背事实的。
因为当时存在的很多问题都不能由他个人承担责任。例如他的亲密贵近多怀异志，并非是由他造成的，而是太宗耶律德光及世宗耶律阮长期从事“南伐”而导致的内部不满情绪的反应。经过长期战争，辽朝已将国力消耗殆尽，而此时的后周政权却已不是昔日的后晋、后汉那种衰败景象，完全是一派兴旺。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辽穆宗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呢？不难想象，他如果仍不接受世宗失败的教训，还是一味坚持“南伐”，那就只能落得个更悲惨的下场。幸亏他并不糊涂，而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适时变更策略的聪明人。他果断地放弃了“南伐”。
中原史书根据传闻，把他说成每日唯好游戏、不亲国事、彻夜酣饮、天明始就寝，直至日中方起，国人称他为“睡王”，经过太宗长期从事征服战争之后，辽朝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皇帝，是像世宗那样坚持继续“南伐”并在很多方面都要有所作为的皇帝呢，还是穆宗这样的“睡王”呢？
历史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当时辽朝需要的显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辽世宗那样不顾历史条件的变化，一味蛮干，只能遭致失败。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世宗“南伐”导致他彻底失败，而穆宗适时停止“南伐”，却有了对付反对派的力量。
当时，针对他的阴谋活动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制裁阴谋投降后周的萧眉古得和李澣的同时，又发现政事令娄国谋反。
娄国是耶律倍之子，世宗的兄弟。当初，他是穆宗的支持者。讨平察割叛乱之后，是他亲手将这个叛乱分子杀掉，为其兄报了仇。穆宗即位后，他颇受信任，被任命为南京留守。后来，他以为穆宗不恤政事，遂生觊觎之心，想取而代之。他引诱耶律敌猎等一群不逞之徒谋逆。而敌猎等自以为平叛有功，未受重用，时常心怀不满，故愿意拥立娄国。
事情败露后，按问娄国不服。穆宗对他说：“朕为寿安王时，卿数以此事说我，今日岂有虚乎？”这个野心家当初既然可以怂恿寿安王推翻自己的亲哥哥世宗，现在阴谋推翻穆宗当然完全可能。他无可抵赖，被缢杀于可汗州（即妫州，今河北怀来），其党羽亦尽伏法。
过了不久，应历三年(953年)又发现李胡之子卫王宛谋反。穆宗因念及他是至亲，故释而不问。但是，这次阴谋还是相当严重的，涉及面相当广，有被穆宗委以国政的太宗次子罨撤葛，亦获释，此外，林牙华割、郎君嵇斡等皆伏诛。十年(960年)冬十月李胡之子喜隐又谋反，辞连李胡，父子皆下狱，李胡囚死狱中。应当说，穆宗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挫败这些阴谋活动，安全渡过风浪，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努力避免了与后周发生冲突，得以全力以赴对付内部的敌对分子，因而才没有成为继世宗之后的又一短命皇帝，这无疑是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获得的极大成功。
辽穆宗虽然放弃了“南伐”，但并没有从此就认为可以高枕无忧。面对后周咄咄逼人的发展，他必须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防御战略。
为此，他选择了与同样受到后周威胁的北汉及南唐结盟的方针，这无疑是符合辽朝利益的。
穆宗即位后便多方面加强与北汉及南唐的联系，每年互派使节都多达数次。据《辽史·穆宗本纪》载，应历二年(952年)正月、三月，南唐曾两次遣使“奉蜡丸书”，五月间又遣使进贡。后来，应历五年(955年)十月、七年三月亦都有南唐贡使至契丹，其间七年二月亦曾遭使“奉蜡丸书”。
南唐占据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虽称得上是广土众民，但武力不强，“唐自烈主(李昪)以来，常遣使泛海与契丹相结，欲与之共制中国，更相馈遗，约为兄弟”。
双方都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故结成了对抗后周的事实上的同盟。周世宗即位后，志在统一，故对诸割据政权造成的威胁也更加严重。显德二年（辽应历五年，955年）四月，后周比部郎中王朴向世宗献策，以为攻取之道当先易而后难。
所谓“易”者，即虚弱的南唐。他建议应先以兵进扰南唐，待其民疲财竭之后，再取江北，下江南，然后巴蜀、岭南必皆传檄而定。到那时，辽占领下的幽燕地区必望风来附，河东则一举可擒。此即后来宋太祖和宋太宗奉行并取得成功的“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
应当说，自这一战略最初提出并被周世宗采纳的时候起，后周对南唐的攻击就不仅仅是针对南唐一家的，而是作为它实现统一全中国的伟大战略的一个步骤。因为南唐本来不堪后周一击，所以，当它知道自己已成为强大的后周第一个攻击目标时，自然就成了惊弓之鸟，自海道遣使约契丹、北汉联合抗周，但契丹和北汉非到万不得已，是不敢轻易与后周开衅的。
联合一时无结果，后周更增加了进攻南唐的口实。
显德三年（辽应历六年，956年），周世宗下诏亲征，指责江南统治者“勾诱契丹，入为边患，结连并垒，实我世仇”。
所谓“并垒”即指北汉割据政权。后周大军的进攻，使江南统治者连吃败仗。李景预感到亡国在即，连忙又遣使携蜡丸书向契丹求救，不料又被后周截获，这就更为后周兴师问罪增加了借口。这时，辽穆宗看到如再坐视不管，南唐已很难支持了，于是，应历七年（后周显德四年，957年)十一月，他派遣大同节度使崔勋率军会同北汉骚扰周的后方，以为江南声援。
北汉亦遣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存環会同辽军攻击后周潞州，但仅至城下而还。次年二月，北汉又出兵进攻潞州（今山西潞县)，由于后周有备，北汉大败而还。这几次袭击，对后周虽无重大影响，但却清楚地表明了辽、汉与南唐事实上确已结成了对抗后周的联盟。
这一年的四月间，当后周大军正节节取胜之际，周世宗急忙自扬州北返。他之所以要这样做，主要就是因为需要对付契丹在北边的骚扰。“帝之南征也，契丹乘虚入寇。四月壬申，帝至大梁，命张永德将兵备御北边”，五月，“成德节度使郭崇攻契丹束城，拔之，以报其入寇也”。这时，周世宗已感到辽将迫使他把用兵重点转移到北面，所以他连忙正式接受了李景求和。
后周共得江北州十四、县六十，并追使李景去帝号，但称“江南国主”，奉周正朔。尽管如此，江南政权毕竟又得以继续苟延残喘，这一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于契丹对它的声援造成的。
周世宗在与江南停战言和之后，稍事休整，显德六年（辽应历九年，959年)二月即下诏要“幸沧州”，开始秘密向北方调遣军队，紧接着就出其不意地攻宁州（辽于乾宁军置宁州，即今河北青县)，刺史王洪举城降。然后他又大治水军，以韩通、赵匡胤等分统水陆大军继续北进，后周大军随即攻克了益津关和瓦桥关，辽在两地的守将终廷辉和姚内斌分别以城降，莫州（今河北任丘）刺史刘楚信、瀛州（今河北河间）刺史高彦晖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也都举城降周。
于是燕京以南地区尽入于周。在这种情况下，周世宗要一鼓作气，直取幽州。他不顾臣下反对，已令先头部队进据固安（今属河北)。但就在他准备对辽燕京发动攻击时，突发重病，不得不罢兵南归。
周世宗功败垂成，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当时，他要攻取幽州，并非脱离实际。反对他这一计划的将领提出的理由是“今虏骑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其实这恰好证明，辽已经准备好了自幽州撤退。
当时，辽用于守御燕京及其以南地区各关隘、城池的，尽是自中原（主要是后晋）收编的汉军。这些汉军及其将领纷纷倒向后周，这种情况简直可以说是使得辽穆宗一筹莫展。鉴于时隔不久的辽世宗的教训，他不能冒险调契丹部族军增援燕京。所以，要不是碰上周世宗因病主动撤军，恐怕燕京亦将不保。三关及减、莫二州虽已丢失，但燕京尚在，所以穆宗事后聊以自慰地说：“此本汉地，今以还汉，又何惜耶？”
这是他失地之后面对现实所发的不得已的议论，其中并不包含他对保守属于辽朝的这片土地持任何消极态度事实正相反，周世宗撤军仅一个月，当年三月，穆宗就部署辽军收复了容城（今属河北），随即又发南京军戍守范阳（今北京市南)。
这说明后周一撤军，燕京地区的汉军又重新稳定下来了，故可以供他做以上调动。这样，双方在燕京以南很快又形成了一条新边界，进入了新的对峙。
周世宗突然病故，并未给辽造成更多的可乘之机，因为身为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很快接管了后周政权，结束了主少国疑的局面。另一方面，辽对中原的威胁不仅没有解除，甚至也不曾有所减轻。而且辽在北方的威胁，正是周、宋政权更迭得以迅速、顺利地实现的一个重要客观条件，赵匡胤正是谎称有契丹大军南下，骗得后周朝廷命他率军出征，才实现了黄袍加身的。
其实，辽穆宗得以固守燕京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当时并无发动新的“南伐”战争的能力。辽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仍在继续，应历九年(959年)年末，太宗之子敌烈与前宣徽使海思以及萧达干等谋反，第二年冬十月，李胡之子喜隐又谋反。在外有强敌，内遇反侧的不利形势下，辽穆宗处置得当，故稳定了辽朝政权。
在镇压叛乱的同时，又能重新巩固了边防，他在斗争艺术上的确胜过辽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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