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廷任命凤全为驻藏帮办大臣，赴川边筹办边务、推行新政。凤全抵达巴塘后，深感地方势力尾大不掉，随即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触动了当地土司与寺院的利益，引发强烈抵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巴塘丁林寺堪布与当地土司联合发动暴动，焚烧垦场、屠杀垦夫，将凤全及其随行官兵、外国传教士共五十余人悉数杀害，史称“巴塘事变”。
这一事件震动朝野，清廷随即下令四川提督马维骐、建昌道赵尔丰率兵进剿，平定巴塘叛乱。
马维骐率部于同年六月抵达川边，历经多场战斗攻克巴塘，擒杀巴塘正副土司及丁林寺首恶喇嘛，初步平定乱局。战后马维骐率主力返川，留赵尔丰办理善后事宜。此时，理塘土司四郎占兑因参与巴塘叛乱，畏罪越狱潜逃，投奔乡城桑披寺。
桑披寺（又称桑披岭寺）位于乡城境内，地处理塘、巴塘与云南中甸之间的交通要冲，寺院依山而建。该寺长期隶属于理塘长青春科尔寺，却始终保持独立势力，早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便以赋税纠纷为由，拒绝缴纳乡城地区的粮赋，甚至出兵焚烧按期纳赋的村落，与理塘寺院、地方官府长期对峙。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桑披寺喇嘛因侵占理塘土司辖地、杀害民众，四川官府派守备李朝富前往查办。寺主普仲扎娃佯装归顺，设伏袭击李朝富一行，将李朝富父子及随从五人悉数杀害并肢解。
四郎占兑投奔桑披寺后，普仲扎娃与其合谋，纠集上、中、下三乡民众，每户出一人一马，联合寺内喇嘛共约三千人组建武装。同时联络稻坝势力，集结两千余人作为外援，扬言攻打理塘、巴塘，公开对抗清廷。桑披寺内储备了足够数年食用的粮食，配备英制步枪、小型火炮等近代武器，部分喇嘛还接受过外来军事人员的训练，防御体系与武装力量均达到川边寺院的顶峰。普仲扎娃甚至致信赵尔丰，宣称已备足十二年粮草，决意与清军周旋到底，拒绝接受招抚。
赵尔丰认定，桑披寺盘踞川边咽喉，长期戕官、抗税、割据，若不彻底平定，巴塘、理塘的平乱成果将付诸东流，川边改土归流也无法推进。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清廷批准赵尔丰进剿桑披寺的奏请，一场历时半年的山地攻坚战就此拉开序幕。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赵尔丰率部抵达理塘，兵分六路向乡城进发，计划速战速决、一举攻克桑披寺。清军参战兵力约两千人，但桑披寺地处高寒山地，道路崎岖、补给困难，寺院工事坚固，守军凭借地形居高临下还击，清军初期强攻屡屡受挫。
二月初四，稻坝的四郎占兑率千余人突袭清军粮道，劫走军米两百余驮，清军一度陷入腹背受敌、粮饷匮乏的困境，赵尔丰急调河口援军，在波浪村与叛军激战数日，才重新打通粮道、稳住阵脚。
合围形成后，清军多次组织云梯夜袭、挖掘地道爆破，均因寺院墙体坚固、守军拼死抵抗而失败，部队伤亡颇大。赵尔丰向四川总督锡良请求增派炮队，克虏伯野战炮对寺院外墙连续轰击数日，仍未能打开有效缺口。此时清军粮弹渐缺，官兵每日以稀粥、树皮、草根充饥，锡良又电令斥责其“久围无攻、虚糜粮弹”，战局陷入僵局。
关键时刻，县丞吴俣向赵尔丰献计，提出切断寺院水源、长期围困的战术。清军随即在周边山地全面搜寻水源，一名士兵意外发现地下陶制引水管道，确认其为桑披寺的唯一水源。赵尔丰下令堵塞陶管、改引水流，寺内饮水迅速断绝。守军曾抛出鲜鱼试图迷惑清军，被赵尔丰识破。多次组织小规模突围取水，均被清军火力击退。
水源断绝后，寺内人心浮动、抵抗意志瓦解。普仲扎娃见大势已去，自缢于寺内高楼。残余守军派人向周边寺院求援，信件被清军截获。赵尔丰将计就计，令士兵伪装成援军，趁夜举枪呐喊抵达寺前，清军主力佯装败退。
寺内守军误以为援兵赶到，打开寺门倾巢而出，争相前往沟中饮水，陷入清军伏击圈。吴俣率部抢占寺院正门，各路清军分头攻入寺内，守军拼死抵抗仍无法挽回败局，部分人举火自焚，战斗最终以清军获胜告终。
闰四月十八日，桑披寺被彻底攻克，历时半年的乡城之役宣告结束。此役中，桑披寺武装阵亡六百余人，被俘数百人。清军亦付出重大伤亡，因饥寒、战斗减员甚多，赵尔丰本人因长期督战、沾染瘴气，落下经络疼痛、头目抽掣的顽疾。
桑披寺攻克后，清军搜捕残余守军，普仲扎娃的遗体被找到后遭戮尸示众，四郎占兑潜逃，后续被清军追擒。赵尔丰对被俘人员逐一审讯，处决为首作乱者数十人，将胁从的普通民众遣返原籍、各安生计。清军将桑披寺内铜制佛像、法器熔铸为铜钱，用于犒赏官兵、补充军饷。
桑披寺平定后，赵尔丰率部移师贡噶岭，攻克向的寺等据点，理塘、乡城、稻坝全境得以平定。此前割据一方的寺院武装被清除，土司势力遭受重创，川边核心区域的动乱局势基本平息。
此外，赵尔丰与兄赵尔巽（时任四川总督）联名上奏，提出西康建省的构想，规划在川边地区设立省级行政区，以丹达山为界，整合康区各地，形成介于四川与西藏之间的战略缓冲带，抵御外部势力渗透、强化中央对西南边疆的管控。这一构想虽因清朝灭亡未能立即实现，却为民国时期西康建省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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