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理论助推口述史专业化 | 社会科学报|亲历者|口述者|史料|社会科学报|记忆理论助推口述史专业化

近年来，口述史研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和深厚的人文关怀而著称。口述史实践历来不仅仅存在于学界之中，但学界围绕口述史专业化议题的深入讨论，有助于推动口述史实践朝着规范化与纵深方向发展，从而有效提升口述史料的质量。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亚秋

图片 |网络

口述史料中的“记忆错误”

口述史料的采集一般通过一对一访谈的形式开展。被访谈者多是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例如某场战争的幸存者、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见证者等。访谈所得的资料往往被历史学者用来与其他来源的史料进行比对，以鉴定真伪。其作用主要有二：一是补充重大历史事件的既有记录，二是呈现多层面的历史真实，为冰冷的历史记载赋予人性的温度。不过，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口述史料的采集者常面临口述者记忆出错的困扰，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第一，口述者提供的史料内容存在明显错误，与真实历史不符。例如，某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女性亲历者记错了1944年10月起义事件中爆炸的烟囱数量，事实上仅有一个烟囱爆炸，她却说有四个。第二，口述者误将听闻、目睹的内容当作自身亲历的事件。例如，某场战争老兵在时隔多年后，往往混淆自身真实经历、纪实性照片和好莱坞影片中的情节信息。第三，两次采访同一个人，所得资料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诸如此类的问题给口述史料的收集与研究带来了诸多困境。

其中，部分口述史料的“错误”是由记忆本身的特征导致的，具有不可避免性，或可将其视为人性的 “局限性”。正因如此，口述史料的可靠性饱受争议。这种情况正如大量运用口述史料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修昔底德所抱怨的：“同一件事，不同的见证者，或因有意偏袒，或因记忆不全，所作的描述也不同。”但这类抱怨并未妨碍口述史料在某种意义上一直被当作“证据”使用。

当然，若将这类史料作为“证据” 运用，就必须妥善处理各类“记忆错误”问题，否则便无从谈及“可靠性”，更无法实现口述史的专业化。口述史专业化，首先意味着口述史料具备严谨性，而如何看待口述史料中的“记忆错误”，则是其中的关键。换言之，在口述史料的采集过程中，妥善应对无法回避的 “记忆错误”，正是推进口述史专业化的重要标志。

记忆视角为处理“记忆错误”提供方法

在处理上述“记忆错误”时，仅靠手头收集来的口述史料和档案资料进行比对，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深谙口述史料本身的特征，即处理口述史料的理论视角至为关键。其中之一是记忆研究视角。只有充分理解记忆本身的特征，才能更清晰地认识到口述史料的优势与局限，明确口述史料之所能以及其所不能。口述史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记忆。前文所述的三类“记忆错误”，恰恰可以借助记忆研究的视角来解读与应对。针对上述第一类和第二类的记忆错误，可以提炼出一种“情感真实”类的口述史料。记忆视角帮助我们区分口述史料中的两类真实形态：历史真实和情感真实。“历史真实”是人们所关注的核心议题，对口述史料可靠性提出质疑的人，其背后都贯穿着对历史真实的关切。然而，辨析出“情感真实”类型的记忆，才是凸显口述史料独特价值的最重要入手点。在记忆研究视角下，“情感真实”类资料同样是可靠的，但往往被质疑“不可靠”。

这里涉及记忆理论的两个重要维度，其一是集体记忆理论，其二是“非自主回忆”理论。在口述史的社会研究中，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通常被视作一种结构性的力量，即所有个体记忆都受到既定社会框架的塑造与制约。个体口述的任何内容，无论是有意造假的叙述、记忆出错产生的表述，还是历史真实类的史料，都是由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决定的，具有相应的结构特征。哈布瓦赫为认识口述史料的深层结构提供了理论视野，却无法解释“情感真实”类型的记忆，因为这类记忆无法被社会所建构。“非自主回忆”理论则为理解“情感真实”类记忆的价值提供了路径，事实上，它也是塑造口述记忆的一股结构性力量，但关于此少有系统的讨论。把这类记忆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是完全可取的，因为正是这类记忆揭示了记忆现象自身的规律性特征——不由自主浮现的记忆才能反映出口述者的本真情感特征，以及其精神世界的运作状态。在实践中，这类记忆最大程度地复原了留存在脑海中的记忆烙印。上述提及的那位奥斯维辛集中营女性幸存者的记忆错误，正是表达了一种情感真实——起义事件在其脑海中留下的烙印，源于一股巨大的情感能量。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四个烟囱的数量尽管与历史事实不符，但在情感真实的维度上，这一表述是合理的、可被理解的，它所承载的冲击强度远超一个烟囱爆炸的强度。不能因为记忆中数量的事实偏差，就全盘否定该幸存者的情感能量。此外，口述史料中蕴含的这类情感能量和情感真实越丰厚，口述史料的质量也就越高。

“记忆的微光”：

提高口述史料质量的抓手

在口述史实践中，如何才能收集到更多的“情感真实”类资料，从而提升口述史料的质量？解决这一问题，要求资料采集者具备一定的访谈技能。能否高质量地完成口述史访谈，涉及的因素是比较微妙的，既取决于被访谈人是否愿意讲述，又取决于访谈人能否有效控场，此外还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下面以“记忆的微光”方法为例，展开具体探讨。

在口述史访谈中，“记忆的微光”是口述主体身上比较频繁出现的现象，却少有人将其作为访谈线索加以运用。我们启发被访者回忆过往时，常使用的问题线索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当时发生了什么？当时的情形如何？你做了什么？你如何理解所发生的事情？然而，在引导口述者回答问题时，往往视现场情境而定，这看似缺乏一定章法。

为了获得更具“情感真实”的口述史料，收集资料的人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来引导口述者讲述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这一方法的核心，便是帮助口述者紧紧抓住脑海中浮现出的“记忆的微光”，并围绕它进行口述和记录。具体而言，在帮助口述者回忆往事时，提示其格外留意那些一闪而过的记忆瞬间，引导其尽量围绕该瞬间展开回忆和讲述，将这一记忆瞬间所引发的事件和情感等内容逐一“打捞”出来。

在口述史实践中，笔者曾遇到过类似的案例。一位口述者向笔者讲述，他面临为年逾八十、身患重病的的老母亲决定是否做手术的难题时，脑海中不禁浮现出母亲平时佩戴在胸前的一个小袋子，以及袋中装着的卡片……正是这个瞬间，让他下定决心为母亲做手术，即便要承担极大的风险。情感真实便蕴藏在口述者讲述的这个真实浮现的瞬间中。当资料采集人面对这一讲述时，应紧紧抓住这个瞬间，启发被访谈人展开更多讲述；当然，在此类情境下，很多被访谈人会保持沉默，而这种沉默往往意味着更强烈的情感能量。此时，访谈人需要记录沉默的时长、被访谈人的表情等，给予被访谈人“沉默”的空间，让其得以容纳突然爆发的情感。同时，访谈人也需要在合适的时机追问相关细节，例如，那个小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卡片？老母亲一般在什么时候带着这个小袋子？这一回忆图像出现在什么场景？……即便口述者对此说不出更多内容，但对这一图像类的“记忆的微光”的重点记录，已经为口述史料增添了珍贵的情感真实分量。这类情感真实是区别于历史真实的另外一种真实，它同样是可靠的，并且往往更有感染力，能够直接为历史行动者赋能。

“记忆的微光”方法可以作为向导，提示被访谈人注意到记忆闪念的重要性。这看似转瞬即逝的信息，实则通向一片更为广阔的记忆之海。如果把握得当，就能帮助被访谈人通过这一闪念，将与之相关的、承载厚重情感的过往挖掘出来。这就像渔夫撒网入海，尽管永远无法预知能打捞上来什么，但熟练的渔夫总能凭借控网技术、顺应潮汐规律，打捞起更多的东西。口述者根据蛛丝马迹甚至可能勾勒出一段完整的生活图景。在口述史研究领域，被阿莱达·阿斯曼称为“口述史研究的守护者”的普鲁斯特，便以其切身经历印证了这一方法的可行性。成年后的普鲁斯特偶然吃到某类点心，熟悉的气味和滋味化作“记忆的微光”，最终引导他回忆起整个童年时光。过去的岁月在“记忆的微光”的指引下成片浮现。一次以“记忆的微光”为方法的成功回溯，能够带领我们找回某一时段的全部记忆，那是一种烙印在回忆主体身上的记忆总体，甚至包括当时阳光的强度、各种气味、各种事物及其形状、各种人物及其特征等信息。这类信息构成了口述史料中的情感真实，它以独特的可靠性标识着口述史料的特质，赋予历史以人性的维度，让历史焕发出人性的光辉。我们收集此类的口述史料越丰富，就越能细微体察宏大历史变迁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张力。正是因为这份情感真实的存在，过往的岁月才更值得被口述。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88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