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四明大地，有姓名记载的宁波籍烈士1300余人，无名烈士无以计数。为了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他们赴汤蹈火、矢志不移。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贺威圣，浙江最早献身革命的共产党员。在象山贤庠海墩村，有一处大宅院，是贺威圣故居。贺家有良田百亩，家境富足。来到他故居参观的人常心生疑问：“一个富家子弟为何舍弃安逸生活投身革命？”
贺威圣从小就富有同情心、正义感，看到母亲有许多金银首饰，就劝她把这些分给家中贫苦的女佣，收获季节看到佃农把一担担金黄的稻谷倒进自己家的粮仓，就要求母亲不要向穷苦人家收取租谷。
这些美好朴素的情感，在受到五四运动洗礼的贺威圣心中生根发芽。而这把熊熊的爱国烈火，也引发了他胸中的革命火花，他自取字“刚峰”，立志要洗刷国耻，振兴中华。
1924年，贺威圣入读上海大学。在这所中国共产党早期培养革命干部的高等学府，在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等共产党人的教育影响下，他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列著作，思想进一步成熟，当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
信仰认定了，就是信仰一辈子。贺威圣以忘我的革命工作、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履践他18岁时奋笔疾书的铿锵诗句：“汽笛一声动客愁，暮云江树路悠悠，而今怕听骊歌起，未到晚钟且暂留。扶桑鬼蜮君知否？大好河山黯锁愁，壮士岂为儿女泣，要将投袂兴神州。”
本可过着安逸殷实的生活，但是，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让热血青年无法苟安一方。出生在象山大徐村的殷夫，以生命作诗，化作东方的微光。
在象山县立高小，殷夫第一次接触到《新青年》杂志，第一次读到许多白话诗，第一次听到了“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口号，第一次呼吸到新思潮的空气，他开始了对现实社会的思考。
亲历五卅运动，参与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在投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洪流中，殷夫找到了人生信仰，在给哥哥的回信中说：“我自己已被我所隶属的集团决定了我的前途，这个前途不是我个人的，而是我们全个阶级的。”
殷夫数次入狱，受尽严刑拷打，始终不改初心。“不要荣誉，不要功勋，只望向真理的王国敬礼。”相信真理的殷夫，置生死于度外，只想做带给人间光明的普罗米修斯。
在奉化松岙镇后山村，一处清末民初的老房子，是奉化第一位共产党员卓恺泽的故居。儿童时代的卓恺泽，不信鬼神，敢斗权贵。
11岁那年，他到离家20多里的裘村忠义高等小学读书。学校老师经常向学生进行爱国教育。他在学校举行的演讲会上，作了题为《暗杀以寒军阀之胆》的演讲，虽然想法还带点幼稚，却已是满满的爱国心、报国志。
在白色恐怖最严峻时，卓恺泽赴武汉工作。他对妻子说：“武汉局势确如一幢将倾的大厦，但总要有人去支撑，怎能眼看着让它倒下去？就是必死，我也要去！”他抱着这样的信念，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因为信仰，敢直面艰难困苦和鲜血淋漓。无数先烈以铮铮铁骨守初心，以血肉之躯担使命。
在江西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里，有一面刻着起义参加者名录的“英雄墙”，出生于宁波的柴水香是其中之一。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中共宁波地委通知已暴露的党团员分批撤离。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柴水香前往武汉继续革命。
武汉形势日趋紧张，党组织对各地流亡武汉的同志做了应变安排：可以去苏联学习，也可以回各地坚持斗争，或者是加入贺龙、叶挺领导的部队。柴水香毅然选择投军，成为贺龙部第20军3师教导团学兵队的一名士兵，随部参加南昌起义。
尽管革命的道路异常艰辛，但自从有了信仰，便不曾动摇。1930年，浙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红十三军，柴水香担任政治部主任。尽管“官位”不小，他却丝毫没有“官架子”。开饭时，先替哨兵站岗，宿营时，总要巡视几遍。
红十三军的生活十分艰苦，常常急行军。柴水香经常把自己的草鞋送给有需要的战士，而自己却赤着脚行走在烈日曝晒的山路上，脚底都烫起了泡。战士们亲切地称他为“赤脚大仙”。
忠于信仰，矢志不渝，让血肉之躯拥有了超越艰难险阻的力量。
1945年，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1万余人和党政机关及地方工作人员5000余人奉命北撤。撤离前夕，“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留守处”成立，从慈溪县庄桥更楼村走出的朱洪山被任命为留守处副主任，坚持隐蔽斗争。
生活上的艰苦自不必说，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昼伏夜出，睡山洞、喝溪水、钻柴山、搭“公馆”。朱洪山还为竹木柴草搭的“公馆”写了一首快板诗：“深山密林小‘公馆’，金毯铺顶金条围四边。不动椅子自动桌，滑轮眠床沙发垫。长年不断自来水，烧饭做菜不冒烟。不是无聊享清福，只为革命做‘神仙’。”字里行间，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国民党疯狂“围剿”，并配以烧山、砍竹、并村、拆房等毒辣手段，妄图一举扑灭革命火种。在险恶环境下，朱洪山带领大家坚持同敌人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粉碎敌人多次“清剿”，并在斗争中恢复了党的工作，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从公开战线，到隐蔽战线，充盈于天地之间的，正是共产党人“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的浩然正气。
朱枫，原是出身于镇海名门的朱四小姐，娴静端庄，举手投足沉静、优雅。即使在1950年6月被押赴台北马场町刑场时，面色憔悴的朱枫，目光也是坚毅的。
1905年，朱枫出生于富商之家。1921年，进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她是游行示威带头学生之一。从民族革命到抗日救亡，她逐步形成了一个崇高的理想、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让国家富强、统一。
朱枫先后两次入狱。1944年10月，在“同丰商行”工作的朱枫，被捕后关押在日本沪西宪兵的牢房中。在残酷刑审下，她坚贞不屈，最后被组织营救出狱。次年春，朱枫加入中国共产党，被调往华中局，从事党的情报工作。
此后数年，从上海到香港，朱枫机警应变、严谨细致，出色地完成组织交办的各项工作。1949年11月，新中国已经成立，在香港的朱枫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回家欢庆胜利。
这时，她又接到党的指示，到台湾执行秘密任务。一边是与家人团聚，享受胜利的喜悦；一边是冒险犯难，深入虎穴，朱枫毅然选择了后者。她在家信里写道：“这个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事应该先去做。”
因为信仰，从来壮烈不偷生
在浙江陆军监狱，他参与和领导狱中斗争，成立地下党组织，担任宣传委员，并编写识字课本，帮助难友提高认识、坚定革命意志，继续站在斗争前列。
临刑前，他伏在地上写了三封信，分别写给党组织、哥哥和妻子。在给党和同志们的遗书中，说为了真理而死是光荣的，只不过遗憾的是，自己为党做的工作实在太少了。最后写道：“胜利的时候，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
为了信仰而牺牲的革命青年，选择了自己的使命，割舍了人间的温柔眷顾，才使得今日的人们幸福安然。
1941年，祖籍鄞县的王孝和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旗前，他庄严宣誓：“我一定要用我的生命保卫党，保卫工人阶级的崇高事业，永不动摇，一直革命到底。”
1948年，上海闹工潮、学潮。反动当局就想用恐怖手段进行镇压，并想出“借人头，平工潮”的恶毒计划，敌人第一个瞄准的就是在工人运动中影响力日益增大的王孝和。
4月21日清晨，王孝和在上班路上不幸被捕。而他的斗争，并没有因为身陷囹圄而结束。他利用一切机会揭露凶残的敌人，以坚强的意志经受住敌人的摧残，严守中共地下党的秘密。
9月30日，敌人来到王孝和的监房，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在刑场上，他被绑在一张木椅上，敌人举起枪，子弹击中他的胸膛，他坐在椅子上怒目圆睁。执行官下令补枪，行刑者被他的浩然正气震慑，拿枪的手颤抖不已，连发数枪，竟一枪未中。丧心病狂的刽子手踢翻椅子，用脚对着他的腹部猛踩，殷红的鲜血流淌在地上。这位年仅24岁的共产党员以他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入党誓词。
还有朱敏、陈辉、萧章、徐角方，他们倒在了1949年黎明之前，四人平均年龄只有21岁。
被捕后的14天里，他们顶住了敌人皮鞭、电麻的酷刑摧残，拒绝了敌人高官厚禄的诱惑，还不失时机地向敌方宣传我党的政策，坚持狱中斗争。
他们两次在狱中给党组织写信，汇报他们所了解的国民党浙江保安队二团的装备情况，向党表明就义的决心：“我们宁愿牺牲，绝不吐露、连累，我们决心保持革命部队的清白纯洁和共产党员的伟大光荣，绝不玷污影响。因此，请相信我们！”
对革命，他们充满必胜的信念，“胜利不远了，就在眼前”“希望你们能抓紧时间努力工作，大胆放手，提高警惕性，并请转告这一带的积极分子和老百姓，叫他们不要胆小。革命已到最后关头，胜利，必属我们！”
从来壮烈不偷生，许党为民万事轻。只有真正理解革命先辈们纯粹的理想，才能真正理解他们不朽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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