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11月，紫禁城的御花园里薄雪未化，咳嗽声从养心殿里断断续续飘出。此时的慈禧已年逾七旬，铜镜中再无往日的明艳。就在她命令太监整理遗物时，一张泛黄的笺纸被翻了出来，上面端端正正写着二十八字，其中那句“可怜天下父母心”格外醒目。殿外的小太监凑过去看了两眼，轻声嘀咕：“竟是老佛爷当年给老太妃祝寿的诗。”语气里满是惊奇——毕竟这首《祝母寿诗》是慈禧一生唯一的公开诗作，后来还被编进了民国时期的小学国文课本。
把时间往前推回到1835年，慈禧出生在镶蓝旗叶赫那拉氏的官宦人家。对满洲子弟来说，读书习字是家规。她的父亲惠征曾任内阁学士，闲暇时教她吟咏唐诗。谁也想不到，这位小姑娘日后只留下区区一首作品，却能流传到普罗大众的课桌之上。
1852年，咸丰帝在圆明园举行选秀，十六岁的慈禧初入宫门成了兰贵人。进宫第一夜，她被安排在景福宫，灯火渐熄，四下一片死寂。慈禧紧张得睡不着，抱着枕头在檐下踱来踱去。第二天，她收到母亲送进宫的一盒干果与一封家书。“阿玛、额娘都好，你心里莫怕。”短短几行字让她红了眼眶，也埋下了将来写那首诗的伏笔。
咸丰帝常年忙于前线与内政，无暇顾及后宫。直到次年战事稍缓，他才偶尔夜宿六宫。慈禧姿容姣好，言谈机敏，很快由兰贵人升懿嫔。1861年，她生下唯一皇子载淳，一跃成为懿妃。母凭子贵的戏码在紫禁城上演得再寻常不过，可对于慈禧而言，这一步更像是棋盘上抢占中枢的强手。
同年夏天，英法联军攻破圆明园，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避暑山庄，身体每况愈下。临终前，他留下“顾命八大臣”辅政的遗诏。等到棺木还未入京，慈禧便已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八大臣顷刻间土崩瓦解，三岁半的同治登基，慈禧垂帘听政。有人在宗人府悄悄议论：“那位懿贵妃的胆子真大。”一句话被内务府捕风捉影，转天就再无人敢提。
政权抓在手中后，慈禧的心思渐渐与“母亲”二字疏远。小同治想亲政，递进殿的奏折却总被打回。一次晚膳，他忍不住抗议：“母后，儿臣已十五岁，总不能永远站在帘外吧？”慈禧抬头只是淡淡一句：“急什么，朕自有主张。”对话短得像一阵风，可寒意透骨。三年后，同治崩逝，年仅十九。
再说那首《祝母寿诗》，写于1860年农历八月。慈禧当时随咸丰在热河，恰逢母亲六十大寿，山高路远无法返京，于是命太监带着寿礼与诗卷奔袭数百里送到都城。诗中两句最打动人——“殚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措辞朴实，却直指中国传统孝道的柔软处。北洋政府编教材时，选此句教蒙童认字、学德行，理由简单：易懂、贴切、有情味。
有意思的是，慈禧那份对母亲的眷恋，与她对政权的冷硬手腕形成鲜明对照。一边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一边却是不给儿子半分自由。历史学者张宸在《清末宫闱札记》中感叹：“她在儿子身上看见的是帝位延续的工具，而在母亲身上找回的却是少女时代唯一的温暖。”这种情感裂痕，塑造了后世评价的复杂度。
光绪帝在1898年启动变法，请求“师夷长技自强”，惊动了慈禧。25位维新志士不过百日便被斩首，光绪被囚瀛台。朝堂内外怨声四起，她仍旧以一句“家法不可乱”压制。若问其初心，恐怕仍是出自保权的本能。遗憾的是，清廷由此错失了一次可能的转机。
1900年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慈禧携光绪帝西逃。途中，她屡次提及当年母亲送行时的叮嘱：“为人当记根本。”可是棉衣周转不济、百姓流离失所的窘况并未让她停下签订《辛丑条约》的手。或许在她心里，母爱与国事从来是两条互不相交的线。
晚年，慈禧时常命宫女念那首诗给自己听。有人听见她低声嘀咕：“额娘若在，也该赞我一声能干吧？”旁人不敢作答。三天后，她病逝于中南海仪鸾殿，终年七十四岁。
当历史课本里出现“可怜天下父母心”时，大多数学生并不知道它的作者曾让帝国走向衰微。诗句与政事截然分离，读来别有一番讽刺。对长辈而言，看到孩子朗朗上口，也许只觉通俗易懂；对研究清史的人来说，却像一枚暗针，提醒着晚清统治者复杂又矛盾的内心。
评价慈禧已非一日之功。她确在前期修建了同治新政的枝干，也确实在后期屡签不平等条约。功过如何取舍，留给史书去算。可那二十八字能流传百年，倒说明一点：文学的生命往往与作者的功名成败无关。诗句触动的是人类最朴素的情感，而历史留下的，则是那种情感在权力漩涡中被扭曲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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