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国近二十年的跨越式发展，总有一个令人后怕的假设的：如果当年决策层全盘采纳了许小年的保守主张，放弃高铁、芯片、新能源等领域的重点布局，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模样？
答案令人心惊——或许会比现在落后整整二十年，被牢牢锁在全球产业链低端，在科技竞争中任人牵制。
这个曾在业内极具影响力的观点，为何会暗藏如此大的风险？当年决策层的抉择，又藏着怎样的远见与智慧？
现在的日历已经翻到了2026年2月，此时此刻，如果你打开手机上的导航软件，可以看到那张被数百万条实时数据点亮的中国地图。
红色的高铁线像血管一样搏动，蓝色的物流节点在西部山区闪烁，外层空间里，超过30颗北斗卫星正在为地面提供着日均万亿次的定位服务。
这一切都显得如此理所当然，像空气一样让我们习以为常，那么如果我们在过去的某几个关键十字路口，真的全盘接受了经济学家许小年当年的那些“理性建议”，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那将是一张灰暗的地图，在那张图上，中国的高铁里程可能只有现在的零头，西部的苹果依然烂在树下，而我们的手机和汽车产业链，或许正因为大洋彼岸的一纸禁令而全面瘫痪。
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一场关于国家命运的“反事实推演”，把时钟拨回到2011年，那是京沪高铁刚刚通车的日子，也是中国基建面临最大舆论风暴的时刻。
那时候，许小年先生的声音极具穿透力，他把话撂得很重，直言高铁是“投资回报慢、风险大”的低效项目，甚至给出了一个听起来极其符合市场经济学的药方：“收紧资金，让市场决定”。
如果你只看财务报表，他是对的，在那几年，除了京沪线等少数干线，绝大多数西部铁路都在赔钱。按照纯粹的商业逻辑，这些线路根本就不该修。
资本的天性是逐利的，它永远只会涌向繁华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绝不会主动流向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
但我们不妨推演一下，如果当年决策层真的听信了这套“唯效率论”，砍掉了那些“亏本”的预算，结果会怎样？
结果就是，今天那张5万公里的高铁网会瞬间缩水一大半，这不仅仅是少坐几趟快车的问题，让我们把镜头对准陕西。
在那个“许氏版本”的平行世界里，西安到延安的高铁线路是不存在的，这意味着，革命老区的果农如果想把苹果运到上海，还得依靠拥堵的国道。
现实的2026年，我们早已习惯了生鲜电商的“次日达”，但在那个平行世界里，物流成本会高企到让电商毫无竞争力，延安的苹果要多在路上颠簸三天，送到消费者手中时已经失去了鲜度。
这背后是什么？是千万级农村电商就业岗位的蒸发，是西部农户收入的腰斩，许小年先生算得清投入产出的“经济账”，但他似乎算漏了更沉重的“民生账”和“战略账”。
如果依靠纯粹的市场自发调节，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撕裂成两个世界：一个是以沿海为中心的“欧洲”，另一个是永远被锁死在地理隔绝中的“非洲”。
通过行政力量强力推动的“四纵四横”，实际上是用东部的利润去填补西部的沟壑，这是国家层面的转移支付，是维持这个庞大疆域血脉畅通的必要代价。
如果说基建关乎发展的快慢，那么科技领域的博弈，关乎的则是生存的权利，在这个维度上，许小年先生当年的理论显得更加令人冷汗直流。
从1994年北斗系统立项开始，到后来的芯片产业布局，许小年一直是一贯的“比较优势”信徒。
他的逻辑无懈可击：既然国际上有成熟廉价的技术可以买，为什么要花冤枉钱自己造？既然美国人的GPS免费好用，为什么我们要搞北斗？
“不要试图去挑战市场分工，”这大概是他最核心的劝诫，让我们再次进入那个可怕的平行时空。
假设我们在2010年前后真的信了这套“造不如买”的理论，放弃了自主研发的苦日子，选择躺在国际分工的温床上数钱。
时间线推进到2018年，贸易摩擦爆发，接着是2020年，技术封锁全面收紧，在那个平行世界里，由于没有国家意志的长期兜底，中国的芯片自给率将死死卡在20%以下的警戒线。
当制裁的大棒挥下来时，我们手里没有任何一张底牌，那将是怎样的场景？这边的工厂里，刚刚下线的智能汽车因为缺少核心算力芯片而无法点火。
那边的田野上，依赖GPS导航的自动化农机因为信号被切断而成了废铁，我们的华为、小米、OPPO，将在一夜之间因为“断供”而休克，数以百万计的电子工程师将面临失业。
许小年先生在2009年曾辛辣地嘲讽新能源补贴是“撒钱”行为，认为这违反了自由市场规律。
看看今天吧，正是因为当年国家顶着骂名坚持“扶上马、送一程”，硬是用补贴砸出了一个产业链，我们才换来了2026年比亚迪和光伏产业占据全球半壁江山的局面。
如果当时听了他的“不干预”，任由欧美日韩的老牌车企凭借百年的资本积累在市场上自由绞杀，中国的新能源车企在襁褓中就会被掐死。
今天我们在街头看到的，可能依然是清一色的外资品牌，我们将完美地错失这一轮工业革命的入场券。
许先生的理论适合一个由于契约精神完美构建的乌托邦，却唯独不适合这个充满了长臂管辖、技术铁幕和地缘政治算计的真实丛林。
那么许小年先生错了吗？从西方经典经济学的教科书来看，他不仅没错，甚至正确得近乎教条，他强调产权、强调市场出清、反对凯恩斯式的干预，这些在学术逻辑上都是自洽的。
在2008年金融危机那个寒冷的冬天，当出口锐减、工厂倒闭时，许小年开出的方子是“发钱给民众，让低效产能自然淘汰”。
他在2015年批评“互联网+”是政府瞎指挥，但事实证明，正是这只“看得见的手”推动了基础设施的下沉，才有了后来的直播带货和数字经济爆发。
他在房地产问题上主张完全的土地私有化和去行政干预，如果真的这样执行，2010年后的中国或许早就经历了一场摧毁性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我们的建筑业会停摆，数亿进城人口的住房需求将成为无解的死结。
许小年先生像是一个拿着手术刀的完美主义医生，他容不得肌体上有一丝赘肉（低效），主张通过休克疗法来强身健体。
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庞大、区域差异极大的巨人来说，这种疗法可能还没治好病，就已经让心脏停止了跳动。
中国这二十年的路，走得并不符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审美，它粗糙、充满汗水，有时候还带着泥泞。
但这套“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组合拳，确实让我们在惊涛骇浪中活了下来，而且活得越来越硬朗。
2026年的街道车水马龙，城市的霓虹灯在寒夜里闪烁，许小年先生如今依然在商学院的讲台上授课，他的理论依然是象牙塔里严谨的学问。
这很好，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批评的声音，需要有人时刻提醒我们市场的力量，但我们最大的庆幸，在于在这个国家掌握航向的人，没有在风雨飘摇的时刻，把舵盘交给一本教科书。
我们后怕的不是许小年这个人，我们后怕的是，在那些决定国运的瞬间，我们差点就因为追求理论上的“完美效率”，而丢掉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安身立命的“战略主权”。
这失去的二十年，不会只是GDP数字的减少，那将是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硬着陆，是我们从棋手变成棋子的悲剧。
好在，历史没有如果，那些在这个冬天里呼啸而过的中国高铁，就是最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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