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性就在于对话语本身的有效性,

能够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进行明确界定,

而不是依赖于身份介别的考量,

或是“有理就在声高”这种毫无逻辑但却被接受的谬化影响。

举个很直白的例子,有句俗话是这样说的,

盗亦有道。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强盗也有自己的道德标准。

听起来是在形容道义对于人性的影响,

但如果落于现实就会发现,

“盗”有没有道,取决于“盗”的需求和想法,

他可以没道,普通老百姓拿他没办法,

他可以有道,但他的道必定有满足需求的前提。

所以,盗亦有道本身就像是一张底线灵活的牌,

表面上是“彰显道义”,

内里实则“按须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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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亦有道这个说法,与掌握话语权之间的关联就在于,

只有真正的拥有关键问题的处理权,

才能让说法本身,服务于真正的普通百姓。

我们还是以盗亦有道举例,

大多数老百姓的想法,是希望盗亦有道这个说法得以实现,

毕竟强盗的手里有刀,如果强调能放下刀,好好做人,

那么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可以称之为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所以,盗亦有道的道,就是放下屠刀,

和老百姓和平共处的道。

可放不放下屠刀,这就跟老百姓没关系了。

很多武侠电影里对于盗亦有道的刻画,实际上大致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盗没辙了,必须有道”。

强盗被比他武力更强大的人压制了,

要么是武功比他高出不少,

要么是武侠江湖中的势力,不是他能抗衡的,

这就导致如果他不放下屠刀,他接下来死的就是他了,

于是乎,摆出盗亦有道,放下屠刀,当个好人,

这更像是一种基于现实所迫的,

略显体面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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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第二种是“道的收益高于盗”。

比如在很多相关影视作品中,盗贼突然放下屠刀的理由,

是因为他体验到了更高层级的追求,

也就是受人尊重,受人爱戴,

通常来说,这可能是因为盗贼无意间替剧情中的村民除了害,

在村民不知道他原本是盗贼身份的前提下,

误以为是惩奸除恶的侠客,

于是大家对盗贼表现出的尊重和认可感,

让盗贼对自己的身份产生出一种错差质疑:

无意间做了一件好事,发现比做坏事更能被自己所认可,

那么干嘛还要做坏事呢?

这种精神层次的更高收益(当然,物质报偿也必不可少)就导致了盗贼放下屠刀,

选择一心向善的结果。

所以,无论是哪一种,都证明了收益论的可靠性和决定性,

但收益本身所产生出的能量价值,

也正如同开篇提到的话语权的“分量值”,有着异曲同工的妙处:

盗亦有道的决定权,看似是在盗的选择,

实则是在于“道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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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说去,让老百姓掌握真正的话语权,

是确保在每一次“盗”与“道”的博弈中,百姓的声音能成为天平上不可忽略的砝码。

否则,那一出出的道德哑剧就不可避免的轮番上映,

台上人演得情真意切,台下人看得热泪盈眶,

而只有人们的心里,才会问上一句,

这“道”,究竟是谁的道?

人们总是以为文明的进步在于“盗”学会了讲道,

却忽略了更关键的一点:文明的根基,

在于民意终于能定义什么是道:

当话语权不再被流量劫持,被情绪裹挟,

当“道”的标准由公共理性而非个别意志裁定,

那时,“盗亦有道”才不再是弱者的幻想,

而会成为强者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