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军枪口对准国军副师长黎强，他却笑着说：
“别开火，我是自己人！”
这句话让全场哗然——一个佩戴军衔、手握万余兵力的国民党高官，怎会是中共特工？
更惊人的是，他潜伏敌营10年，党内知晓其身份者，仅3人！
他就是黎强，董必武亲赐化名，潜伏敌营核心无人识破，凭孤勇在刀尖上护下无数同志性命。
黎强
- 受家族影响，走上革命道路
黎强原名李碧光，曾用名李唯平、李长亨。1915年出生于四川省安岳县。
纵观他的一生，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
一个是他的父亲。父亲李可廷是安岳县一带的袍哥大爷，在地方上也是一个任务，可以说是呼风唤雨。抗战前任县督察区督办，后来又当上了安岳县民团团总。
父亲的背景和人脉关系，为他以后的红色特工生涯创造了无可替代的方便。
另一个是他的表哥。这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在高小和中学读书期间，黎强受到了几位思想进步的表哥的影响，其中二表哥姚仲蜀对他的影响最大。
姚仲蜀曾就读于黄埔军校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冬，由组织派遣回到老家四川安岳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农民运动，准备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当上了安岳县白塔寺乡的团练大队长。
年幼的黎强就经常为二表哥的革命活动站岗放哨。
高小毕业后，他又在二表哥“革命需要文化”的指引下，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本县的最高学府——安岳中学。
1935年，高中毕业后，他考入成都师范。在校期间，他广泛阅读进步书籍，还和同学们一起参加进步团体，并在车耀先教育下，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更幸运的是，一心向往去革命圣地延安的他，此时，认识了安岳同乡、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早年曾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此时在四川做情报工作的周俊烈。
在周俊烈的安排下，黎强开始做一些秘密工作。
1938年7月，受组织安排，黎强到延安抗大学习，后又进入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继续深造。
学习期满之后，根据上级的指示，1939年5月上旬，黎强等人返回大西南，来到了位于重庆市郊红岩嘴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方局常委、宣传部长凯丰的接见。
凯丰嘱托字字千钧：
“这里是抗战大后方，更是你的前线！”
董必武还为他取名黎强，意为能力与战力皆强，这个名字，是他此后10年唯一的信仰支撑，知晓者仅有周恩来、董必武等3人。
与南方局接上关系后，黎强告别红岩，回到了阔别4年的老家四川安岳县石羊镇白塔寺乡。
为站稳脚跟，黎强先以教务主任身份掩护，还娶了为人正派的国民党成都县党部书记长赵选的女儿赵蜀芳为妻，妻子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丈夫的真实身份。
有了这两层护身符，他在安岳掀起抗日救亡热潮，却遭国民党县党部忌惮，扬言要将他“干掉”。
面对安岳县城的白色恐怖，在周俊烈的帮助下，1940年2月下旬，黎强被迫离开安岳，来到了省城成都。
- 得“酒肉朋友”帮忙，打入中统高层
1940年5月，黎强到成都后，听从党组织意见，寻找机会打入国民党内部。为扩大社会接触面，了解更多情况和深入特务机关内部，黎强在成都广泛开展社交活动。
当时成都的三教九流、各种帮派他都混了进去，一些行话、黑话都学会了。
由于广泛地活动，黎强同中统一些人员的关系也一步一步地“密切”了。
黎强的房东有两个酒肉朋友，都是国民党省党部训练处的，通过接近他们，黎强由国民党省党部保送考入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7期学习。
这是他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开始。
学习期间，黎强尽量与中统的人打交道，同他们拉关系、“交朋友”。结业后，他被分配到成都潘文华部队56军164师984团正训室任中尉干事。同年10月24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年夏，黎强参加中统训练班第3期培训，并赢得了特训班和川室的信任。
训练结束后，他被委任为中统成都实验区助理。在此任上，他又借着破获“曾庆高偷拍电报原件”泄密一案，升级为中统四川调统室视察，之后又被派到“省特会”担任一组主任干事。曾庆高因为这两重身份，黎强既可以看到川室和省特会的文件、情况、审讯案卷，参加两处召开的科以上会议，又是省特会丙种会的召集人，有时还到附近专、县去视察。
这样，他就能直接掌握特务破坏我党组织和镇压我革命力量的情况和企图，进而为党提供可靠的材料，尽可能采取一切措施来保护党和革命力量。
1947年，国民党计划6月1日在成渝两地大规模抓捕党员和进步人士，黎强在名单审议会上，巧提“半数以上机关提名才列入抓捕名单”的规则，直接“抹掉”一半同志的名字。
面对无法改动的高层名单，他冒死深夜接头，将情报火速送出，让大批同志提前转移，上千人因此幸免于难。
最惊险的一次是周俊烈的被捕。此人是成都唯一知晓他身份的同志，一旦泄密，十年潜伏功亏一篑，无数同志将身陷险境。
危急时刻，黎强强忍焦灼，借职权周旋，以“无实据、少惹祸”为由，力主将周俊烈列入释放名单，连夜安排撤离，硬生生从特务枪口下抢回战友性命。
不仅如此，他还清查出了混在党内的陈景文等奸细。
当时，在川调三科的党派科里，掌管着一份最为机密的“特情”材料。被中统秘密逮捕的共产党员、背叛党组织的叛徒、掌握党组织重要情报的关键人物，所有的人员名单和资料都被清晰地记录在这份材料中。
而这份绝密的材料，就掌握在川调三科科长叶申之的手中。
黎强将侦查到的情况汇报给了南方局西南地区的联络人陈于彤。
无独有偶，陈于彤也透露，组织上有一个叫陈景文的人行迹颇为可疑，要黎强在中统的情报里暗中调查，加以证实。
很快，黎强便在川调室抄送“省特会”的一些内密材料中，发现了蛛丝马迹。中统对尚未正式公开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委的任职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这更肯定了黎强和陈于彤的判断，必须把党内的叛徒找出来，保护组织安全。
为了接近叶申之，黎强就把全副身家送进当铺，天天邀请叶申之等人，胡吃海喝。
终于在一次醉酒送叶申之回去后，他迅速打开档案，记下来了材料上的名单。
果不其然，陈景文正是出卖党组织的叛徒之一随后，黎强马上把陈景文等人的情况向陈于彤作了汇报。南方局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通知相关同志撤离，避免了党的重大损失。
- 遇昔日同窗见证，身份大白天下
1948年，淮海战役开始后，国民党从四川调部队去加强兵力。蒋介石命令在成都成立陆军补充兵训练总队，黎强调任补训总队政工室主任。同年，补训总队接收新兵完毕，奉令调南京改编。
就这样，黎强在组织的指示下，随补训总队到了南京。
但到南京后，他难以脱身，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只好独立开展工作，甚至做好了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继续卧底的准备。
1949年初，补训总队改编为四十五军下属的三一二师，黎强被任命为师政工处长兼副师长。
为早日迎接解放，黎强有意弱化三一二师的军事训练强度，命令该师以修筑工事为主，结果许多新兵连枪都不会用，更不用说上阵打仗了。
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前夕，黎强和全师官兵在行军途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八十八师俘获。
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一幕。
黎强被关押的黎强在与我方人员交涉自证身份时，恰巧看到了在延安相识的同学钱申夫。
钱申夫
钱申夫此时正担任八十八师补充训练团团长。
黎强激动地对他说：
“我是李唯平呀！老同学，抗大四期三大队的，在延安时我们还同住过一个窑洞呢，想起来了吧？”
钱申夫认出了这位老同学，一脸惊讶，他明明听说李唯平去的是华北前线，现在怎么成了国民党的人。
黎强答道：
“关于我的情况，现在和你说你肯定也不会相信。我想请你立即报请三野前委，致电党中央，就问一句话：‘我党有无黎强同志？’等中央一回电报，我的身份你就明白了。”
两天后，三野前委接到中央军委的紧急电报：
“速送黎强同志赴北平。”
两个月后，黎强风尘仆仆地从北平赶到武汉，向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钱瑛报到，被安排到华中局社会部工作，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的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黎强任西南公安部办公室主任，为清查四川的特务及我党的叛徒做了大量工作。
以后，他出任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党史教研室主任、青海省人委秘书长、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等职，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信任。
1999年3月2日，黎强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从延安学子到国军副师长，他用十年伪装，活成了敌人最信任的“自己人”，却是信仰最坚定的“异路人”。
十年潜伏，黎强身处险境初心不改，敌营十年，高官厚禄是诱饵，刀光剑影是日常，他以孤勇抗诱惑，以智谋破危机。没有名字被刻在丰碑上，却让万千同志活了下来；没有掌声响彻战场，却用孤勇撕开了黑暗的口子。
黎强的故事告诉我们：
真正的信仰，从不怕隐姓埋名；真正的英雄，总能在绝境中守住初心——这便是红色特工留给时代最滚烫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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