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杂志，2025年6月
我想展现的是：是什么样的舞台塑造了他，成就了他，并为他的即兴“演出”提供了深层的语法？在这个问题之外，本书还有另一重意义——如何在一个快速变动的时代，以个人的胆识和智慧，真诚的回应舞台上不断变换的场景。
——赵鼎新
初见王军，是在几年前的一场会议上。会间我们聊了很久，很投机，但真正让我记住他的是一次偶遇。那天晚上，他提前离会，我在路口撞见他，他手里抓着一个没扎口的黑塑料袋。
“扔垃圾？”我问。
“赶飞机。”他答。
“行李呢？”
他晃了晃塑料袋：“这就是。”
这一幕仿佛是他性格的写照：率性、随意、话语简洁又不乏幽默。我们很快成了朋友，尽管当时我并不清楚他曾在西安为官多年，做过不少实事，口碑甚佳。
直到读完《无剧本出演》，我才对王军的过去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书中呈现的，是一个敢作敢为、机智果断、与时俱进的官员的行事、观察与体验，以及他对人、对事、对社会的入木三分却点到为止的评论。读来既有时代感、西北感、在场感，也透出作者的鲜明个性。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王军大学毕业后工作的三十多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为关键的时期。干部性质、官场生态、经济发展、信息流通、民风民俗与社会关系和冲突形态，都在剧烈变化，而这些变化在他的笔下得到生动再现。《无剧本出演》不仅是个人回忆，更是一份珍贵的史料。
考虑到书名是“无剧本出演”，而演出必有舞台，我将评论定名为“王军的舞台”。我想展现的是：是什么样的舞台塑造了他，成就了他，并为他的即兴“演出”提供了深层的语法？在这个问题之外，本书还有另一重意义——如何在一个快速变动的时代，以个人的胆识和智慧，真诚的回应舞台上不断变换的场景。
一、清朗之风，尚未退场——
王军从政初舞台
王军出道时的运气不坏。大学毕业、涉世未深之时，他进入的并不是一个关系盘根错节、问题根深蒂固，容易把青年人“染污”的乡镇或县委，而是一个相对单纯、正在走向开放的宣传部。对中文系出身的他来说，这不仅提供了容易展露文字才华的舞台，也让他立足于一个容易被人注意到的关系网络位点。
然而，王军的“运气”只有在以下的社会大背景下才得以成为事实。1982年，王军进入西安市宣传部时，中国的官僚体系正处在一个独特的过渡期：文G前的老干部大多刚恢复工作，文G中春风得意的干部相当部分已经撤职甚至是受到处分和刑事处罚，而革命时期的道德伦理却仍然影响着一代官员。
可以说，虽然“文G”造成的种种灾难亟待拨乱反正，当时官员的思想也普遍受到束缚，但就官员的个人操守而言，那个时期是一个相比今天好得多的年代。
▲电影《背靠背，脸对脸》
从《无剧本出演》中可以清晰看到，这段历史境遇对王军的早年仕途影响很大。他笔下早期职场的记忆，几乎都围绕着同僚的作风：对新同事真诚相待（《写材料》）、身居清贫仍严于律己（《干事老赵》《办公室主任老刘）、上下级关系平等而有原则（《部长老左》）、副省级高官受轻慢后转瞬释怀（《寇老》）、对远道来访者满怀人情味的接待（《上海王伟》）。这些故事折射的，是文G刚结束时干部作风的延续。
王军曾为陕西省委副书记安启元担任两年秘书。1993年离任前，安对他说：“别人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在我这儿是大树底下苗不长。你来我这儿是正处级，回去也按正处级安排，以后要靠自己，好好工作。”
这番话并非生分，因为二人日后成为忘年之交；它反映的是，虽然市场化初期以“官倒”为代表的官场F败已经在滋长，但八十年代的清朗作风在九十年代初仍存余温，安启元的这番话与不久后长达二十余年的“秘书当道”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王军曾对我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相比理工科出身的官员，国内中文系毕业后从政的大贪W犯要少得多。”这并非统计学结论，但却与我看到的事实大致相符。道理并不复杂：中文系出身的干部，更容易受到传统典籍中传统道德伦理潜移默化的影响。
对王军而言，还有第二道影响——早年职场环境的影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无剧本出演》第一部分《机关干部》中，他几乎满篇记录的都是机关干部的清廉。此外他还用不小的篇幅追忆与他有“如师如父”之谊的安启元（《我眼中的安启元同志》）。那些人和事，显然在青年时代的他的心底刻下了印记。
二、黄金时代，政绩斐然 ——
王军从政的四个素质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迎来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井喷式发展——经济、城市化、生活水平、交通、通讯全面提速。有那么几年，全国几乎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到处是机会，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同时也到处充斥着混乱与失序。
对于即将下岗的工人和刚刚进城的农民工，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的年代；对于抱着老体制思维不肯转变的人，这是一个失意的年代；对于敢闯敢赌的人，这是遍地机会的乐园；而对像王军这样正值壮年、意欲大干一场的年轻官员来说，这正是黄金时代。
王军主管雁塔区前后，正逢中国城市扩张的关键期。雁塔区在此阶段面积扩展到152平方公里、人口扩大到上百万，囊括了城市边缘的村庄、垃圾场、荒地与坟场。
这情况并非西安独有，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区长、区委书记几乎都面临类似局面。在那个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房地产和城市建设亮点比比皆是，王军的政绩若仅从这些角度看，并无特别之处。
但今天回望，他的独特之处恰在于：在全国沉浸于以房地产拉动的粗放建设、城市面貌日益雷同之际，他率先推动绿色城市建设，在不牺牲GDP的前提下，为西安的腹地地区留住了一大片绿地，安装了一颗“城市之肺”。
▲王军主管雁塔区时
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而促成此成就的，是他具备的四个素质：善于调查学习、有前瞻性、有品味、有节制。
⚫善于调查学习——王军一到巴黎访问，就敏锐地捕捉到了西方“城中一片森林”的城市设计理念。回国后，他决心将大雁塔南边从滻河到杜陵之间的垃圾堆放场所、砖瓦窑、坟场改造成“杜陵万亩森林”，并因地制宜地建设一个近五千亩的城市湿地“雁鸣湖”，为今日的西安滻灞生态区奠定了基础。
值得指出，王军的这种能力并非来自书本，而是来自对新的信息的把握能力，以及深入一线与农民交谈、考察水文条件的实地调研。
⚫有前瞻性——《开墙透绿》一文中写到，2003年市里推动街景整治，他提出“雁塔区要有进有退，商业街要提质增容，一般街道拆除简陋的门面房，尽量开墙透绿，让单位内部绿化和街道融为一体。”
据我所知，上海是少数较早开展“开墙透绿”的城市，但即便如此，其时间也应该在2003年后，王军的前瞻性眼光可见一斑。
▲大雁塔
⚫有品味——他的审美和判断贯穿《无剧本出演》，尤其在《听松》《溪山之憾》《倾国倾城》中最为鲜明。在《听松》中，在一个设计院关于刘邦长陵改造方案的汇报会上，王军对此方案做了如下的总结“西式花园、草坪广场、亭台楼阁、硬化道路”。
接下来他在会上说：“你这哪里是长陵方案，这是凡尔赛方案，花钱多，还办坏事，后人会骂我们”，并当场拍板：“不再做方案，种树，成片的黑松。”参观过国内新打造的旅游景点的我们应该会觉得王军对这一方案的概括十分传神。可以说，他的这份审美与判断力，在国内众多千篇一律的“景观工程”面前显得尤为可贵。
《倾国倾城》中，他对丽江旅游开发的针砭更是一针见血：“丽江发展商业旅游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但是将原住民大量迁走，一些好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也随之流失，很可惜...... 城市首先是给人用的，其次才是给人看的。”
直白地说，丽江全面迁出原住民，换来数以万计的高度同质化旅游商品店，以及旅馆、民宿和饭店，将丽江的原有韵味毁于一旦，丽江案例是世界级文化遗产在发展旅游过程中遭到毁灭性破坏的教科书级别的案例。
▲商业化的丽江
在读王军的《无剧本出演》时，我常感叹：要是当年国内各级主官的品味能有王军的一个零头，该有多好？若如此，今天的中国也许不会到处撒满着那些投资巨大、缺乏特色、质量低劣、却门可罗雀的“旅游景点”。
⚫有节制：有节制，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极难做到的事；而对于手握大权、又有强烈施政意愿的主官而言，则更为不易。然而，这恰恰是王军为官的一大特色。
王军的节制感在其书中多有体现，而在《选择出来的“滻灞流派”》一文中则表现得淋漓尽致。文中展现了他在2004年被任命为滻灞生态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后，面对主官最关键的课题——方向性的政策选择和考量——所做出的取舍。
在整篇文章里，王军没有使用诸如“顶层设计”“生态文明”这类放在此处显得空洞的口号，而是直接与读者分享了在多种可选方案面前，他的抉择与思考。以下是部分摘录：
“我们压抑了内心对轰动效应、快出政绩的冲动，没有盲目追求大水面，采用了尽可能尊重自然、追求长远的第二方案。”
当第二个方案又细分为两个选项时，他说：“我们克制了快出形象、卖地赚钱的诱惑，仍然采用了使城市更具美感、生态效益最大化的第二方案。”
在河道驳岸的修建上，他同样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像大多数城市河流一样，对河道截弯取直并驳岸硬化，成本低、工期短，更容易达到防洪标准另一种是不改变自然岸线，河道随弯就弯，驳岸硬质部分不出水面，水下‘硬包软’（石料砌在表面），水上‘软包硬’（石料覆土并种植芦苇固土），使其更像自然驳岸。”
▲西安护城河
最终，他选择了后者，正如他所说：“我们同样把尊重自然、重视生态、城市的诗意与美感放在前面，选择了第二方案。”
如此重大的决策必然是集体决策，而王军的文章中也清楚呈现了这一点。但这些选择与他以往的决策方向高度一致，足见其间烙印着主官王军鲜明的特色。我尤其欣赏这篇文章，因为它不仅展现了成熟期的王军，更让人看到他一以贯之、弥足珍贵的节制。
三、当官场从“清风正气”走向“说情跑官”——王军的无剧本出演
应该说，整本《无剧本出演》让我读得最为津津有味的，是《雁鸣啁啾》这一部分。此部分占据了全书近四分之一的篇幅，记述了1997年至2005年间王军在雁塔区担任主官的经历，内容极其丰富，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城市扩张最快速时期的一个全景式缩影。
在这里，我们不仅能看到伴随快速城市化进程而到处可见的利益冲突、由此引发的上访与群体性事件，还能看到王军应对这些事件的方式和手段——这些方式和手段既体现了当时官员处理此类事件的一些共性，又处处可见王军的变通、果断和富有人情味的一面。
▲许倬云和王军
稍加留意，我们还能从王军的行文中嗅到中国官场性质的变化。早期较为普遍的廉洁现象在这个阶段的描写中逐渐淡出，而一些新的官场现象则成为王军不得不加以认真对待的现实。
比如，在《清风正气》中，他提到“说情跑官”之风，并称在他的治下得到了遏制。对此我相信，但必须指出，这类现象此后在中国非但没有消退，反而愈加普遍，在一些省份甚至发展到“送钱跑官”的地步。
《清风正气》还提到文山会海之弊。尽管王军采取了非常聪明的制止手段，但我估计他也难以长期遏制这一歪风，毕竟它已成趋势。更有意思的是，他在一次干部风气大会上，把“拧瓶盖”“扯纸”“拉车门”三件看似细微的琐事提升到“风气”的高度。
其实，这三件事在当时不仅流行于官场，也渗透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乃至学术机构，构成了整个社会风气变化的一部分。
我自己就有过一次类似经历：一次去某大学做讲座，离开时，一位对学问很有追求的青年学者在我上车前快跑了过来，一手为我拉开车门，另一手小心翼翼地护在我头上，毕恭毕敬地让我上车。
▲赵鼎新老师
学问的本质在于对普遍性规律的探寻，而强化这种带有等级意味、依赖“看眼色”的情商能力，势必会削弱学者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对普遍性规律的敏感与重视。这恰恰是国内学术长期难以攀升的原因之一。
担心这种看似细小却娴熟的行为影响他一生的学术高度，我当时出于善意表达了看法，结果让他颇为尴尬，我自己也弄得很不好意思。此后，我再也没敢干涉这种“礼遇”，因为等级文化在中国的硬化已成趋势。
四、大幕落下，
王军没有辜负这个舞台
八十年代的中国呼喊改革，但改革改变的不仅是个人的经济面貌，也深刻改变了官员所处的外部环境、行为方式、选拔机制，乃至整个官僚体制的性质。
我想王军自己也会察觉，到他退休前夕，像他这样敢作敢为、直来直去、勇于担当的官员在官场上已逐渐成为过去。但王军是幸运的——他成长于一个选干部更看重开拓性与政绩、主官拥有较大自主权、说话做事无需事事“唯上”的时代，一个更适合他这种个性的人发挥所长的时代。而王军没有辜负这个舞台。
古代中国的士大夫，在为官之余常会出于各种目的写下杂文、论述或记事之作。时过境迁，这些文字往往产生意想不到的价值。试想，没有《永州八记》和柳氏寓言等作品，谁还能记得柳宗元？没有《梦溪笔谈》，又有谁会记得沈括？
王军也应感到骄傲，在一个喧嚣浮躁的舞台上为官多年，他不仅仍然保持了传统“文人”的一面，还历练出一个很大的格局。正是这种历练和格局，使他的文字通透洒脱、简洁优美、独树一格。
《无剧本出演》不仅是改开时代一位优秀官员的自白，也是一部在时代舞台上的“演出实录”，其中透出的文学性与历史性，将会在岁月流转中显现出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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