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的一个傍晚，贵州黄平城里，街道两旁的油灯刚刚点亮，一个外乡人站在地瓜摊前，拿起拳头大的红薯咬了一口，竟由衷地说了一句：“这地瓜比苹果强。”说这话的人，不是商旅百姓，而是曾经叱咤风云的东北少帅张学良。
那一年，他已经不再指挥千军万马，而是被押解在漫长的西迁路上。一个简单的地瓜，偏偏成了这段漂泊岁月里，让他眼前一亮的小插曲。
有意思的是，这句看似随口的感叹，背后牵着的，却是战火纷飞中的大迁徙，是湘西山谷间的枪声与血迹，也是一个军人被迫停在历史边缘的无奈。
一、一支特殊车队：从长沙到湘西山道
时间得往前拨回到1938年秋初。武汉会战还在激烈进行，日军已经逼近汉口，长江中游战局急转直下。就在这个关口，张学良仍被秘密关押在湖南境内。
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12月，那时张学良只有35岁。事变之后，他跟随蒋介石“陪同”前往南京，名义上赴京述职，实则从此开始失去自由。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拉开帷幕，蒋介石退居重庆，整个政治与军事中心不断西移，张学良也被多次悄然转移。
到1938年中，日军节节南下，武汉告急，湖南的安全形势也变得脆弱。蒋介石担心日军继续深入，或发生变故，于是决定再一次将张学良向西挪动——目标定在贵州。
这一年，张学良37岁。军统局接到任务后，安排了一支看似不起眼的小车队：几辆小汽车打头，后面跟着装满全副武装宪兵的卡车，还有一辆负责张学良的防弹车。名义上是押运要员，实质上是押送“重要人犯”。
车队从湖南西部启程，路线必须穿越湘西，绕出沅陵、麻阳一线，再折入贵州。那是一条典型的战时山路：简易公路坑洼不平，遇上雨天就是烂泥一片，车轮常常陷到石缝里，前进缓慢得让人烦躁。
沿途景象也在变化。刚出发那几天，路边还能看到不少背着包袱、挑着担子的难民，一家老小挤在一起，缓缓往西南方向挪动。有人打听消息，有人蹲在路边喘气。张学良坐在车里，透过窗子看着这一幕，心里怎会轻松。
他的一生，大半时间都在军中。早年在东北，他指挥东北军与日军对峙，又在东北易帜中扮演关键角色。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因“未抵抗”成了千夫所指，这个心结，直到晚年都没解开。到了抗战时期，他明知道前线需要人，却只能被关在后方，看着国土失守，心里郁结可想而知。
一路车轮碾过山石，几天之后，路上的难民渐渐少了，车队驶入湘西更深处。树多，人少，山道弯弯绕绕，队伍走得格外小心。
二、湘西血影：土匪、官员与一个旁观者
有一天，车队刚过沅陵，前面忽然出现一群百姓围在路边，远远看去一片骚动。张学良让司机停车，下车查看。人群让出一条缝，他走近一瞧，不禁脸色一变。
草丛里躺着一家四口，衣物被剥光，身上布满血迹，显然已经死去多时。旁边没有任何行李，连一只破箱子都找不到，显然是遇上了土匪。湘西地带匪患由来已久，清末以来，朝廷、北洋、南京政府都搞过“剿匪”，但地形险要，加上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匪患总是此起彼伏。
张学良在东北时，也不是没听过土匪的事，可像这样近距离看到整家遭杀害的惨状，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他愣了片刻，随即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这些土匪，真是丧尽天良，毫无人性。”
围观百姓很多，却没人敢靠近尸体。怕报复，也怕惹麻烦。张学良想了想，叫来随行的宪兵连长，让他找几个士兵挖坑，把这一家人安葬。山里风一吹，血腥味混着泥土味，格外刺鼻。
回到车旁，他对负责押解的军统少校刘乙光说：“要是路上碰上土匪，你就让弟兄们狠狠打，为老百姓除点祸害。”这句话，说得干脆，却带着一种压抑已久的军人本能——不能上战场打日军，起码还能对付土匪吧。
刘乙光事先就了解过湘西情况，知道这一带不太平。车队出发前，军统特地在卡车上装了重武器，包括一挺高射机枪，主要是防备意外。这时听张学良这么说，他也顺势安排，把高射机枪架在一辆卡车上，枪口常常对着路边山谷，随时准备开火。
到了麻阳县境内，车队在县城稍作停留。当地县长特意赶来接见。见面寒暄几句后，他压低声音提醒：“这一带土匪很凶，路上得加小心。”
县长还提到不久前才发生的一桩案子：一辆运送军用物资的卡车在前面的山道被土匪截住，押车的士兵全部被杀，车也被推下山崖。要不是附近百姓看到残骸报信，官府都不知道。
张学良听得眉头紧皱，追问：“那你们怎么不组织清剿？”县长苦笑一下，说话有点无奈：“怎么不剿？从清朝就剿，一两百年了，还是这样。上面一阵风，下面一阵忙，一过风头，又故态复萌。真是没办法。”
这番对话，说得不长，却把许多问题都点出来了。湘西地形险要，山高林密，土匪往密林里一躲，官军难以深入；地方势力与匪首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更让所谓“剿匪”变得尴尬。县长一句“没办法”，既有推诿，也有身不由己。
张学良听罢，不再多言。那时的他，既不是地方父母官，也不是手握兵权的大军阀，只是一个被严密监控的“失势将领”。看得见问题，却无法插手，心里只能闷闷的。
当天黄昏，车队继续出发。为了防范土匪袭击，每到宿营地，刘乙光、许建业以及宪兵连长都要先勘察周围地形，然后安排哨位，枪支擦得锃亮，子弹压得满满的，警戒格外严。整个车队，仿佛随时准备打一场山地遭遇战。
对投身军旅多年的张学良来说，这种风餐露宿并不算什么。真累的，是跟在他身边的妻子于凤至。
于凤至出生于1897年，出身东三省名门，父亲于文斗是当年著名实业家，家里从小就不缺钱。她1922年与张学良成婚，比张学良大五岁，一直在生活上、事业上支持丈夫。婚后这些年，她在南京、北平、沈阳来回奔波，已经习惯了上层社会的生活节奏，坐轿子、坐汽车、住洋房。
到了1936年之后，因为张学良失势，她也自觉选择不离不弃，陪着丈夫一起转移。抗战爆发后，她从南京一路向西，换着车、住着简陋旅店，身体很快吃不消，特别是这趟穿越湘西的艰难旅程，让她疲惫不堪。
更麻烦的是，于凤至胸口时常隐隐作痛，战乱中又没有条件细查，顶多靠休息硬挺着。张学良知道她的病情，每次看她脸色发白，却又不叫苦，心中不免有愧。有时候，他会在路上轻声对身边的人说一句：“她跟我，实在太难为她了。”这种自责，是作为丈夫，也是作为昔日“少帅”的一种复杂情绪。
车队在山路上走走停停，终于熬过了最凶险的湘西地带。1938年9月底，一行人跨过省界线，正式进入贵州境内。车上不少人悄悄松了一口气，紧绷的神经总算缓和了些。
三、走进贵州：黄平地瓜和洞箫声
车队刚进入贵州不久，气氛明显轻松了。刘乙光对大家说：“再挺一挺，到了黄平就能好好歇一阵，再走一两天就到贵阳。”这话一传开，人人心里都踏实不少。
黄平县位于贵州东部，靠近湘黔交通要道。那年月，这里虽然谈不上繁华，但集市上还是有些热闹。车队抵达黄平后，找了一家旅店安顿下来。几天颠簸下来，于凤至已经筋疲力尽，一进房间便合衣躺下，很快睡去。
张学良却不愿再闷在屋里。坐车坐得太久，腿脚都有些发麻。他招呼了副官和警卫，带着几个人往街上走，想散散步，也顺便看看这个陌生的黔地小城。
黄平当地有两个名气很大的特产：一个是地瓜，一个是洞箫。战时粮食紧张，地瓜几乎是老百姓的救命粮。街角的烤地瓜摊边，烟雾缭绕，甜味顺着风飘过来，让人忍不住咽口水。
张学良停在一处地瓜铺前，地上堆着一堆堆红薯，大小均匀，比拳头略大一些，外皮泥土还没完全擦净，看着却很新鲜。他问了摊边的老乡：“这地瓜好吃不？”老乡笑着答：“您尝一下就知道了。”
他拿起一个，请老板烤熟，剥开皮，热气腾腾，泛着金黄。咬上一口，口感绵软，又带着明显的汁水，甜而不腻。连续吃了几口，他不由自主来了一句：“这地瓜比苹果强。”
这一句话倒不是什么夸张。沿路颠簸几百里，车队伙食简单，多以干粮、稀饭为主，能吃上水果的机会不多。再加上长途奔波，人一疲惫，就更容易觉得这些带点甜味的食物格外好吃。
他见地瓜不错，招呼身边的人也尝一尝，大家你一个我一个，没一会儿就吃得满手都是糖汁。老板看见有大主顾上门，笑得合不拢嘴，顺势介绍说：“这是我们黄平的好东西，出了这地方味道就差了，有点涩。”
张学良点点头，又叫人把许建业喊来，准备多买一些路上吃。许建业一看，这地瓜个头匀称，味道也好，干脆痛快一点，一口气买了好几百斤，几乎装满半卡车。以当时的眼光看，这可算是一笔不小的“采购”。
这小小一段插曲，从另一个侧面，映出了战时环境下的生活状态。物资短缺，行军劳累，人们对吃的要求并不高，有粮有菜已算不错。能遇上既管饱又好吃的，简直就像捡到了宝。张学良那句“比苹果强”，更多是从实际口感和当时处境出发，说的是实话，并非风雅故作姿态。
吃完地瓜，他又在街上逛了逛，走到几家卖洞箫的摊子前停下脚步。黄平的洞箫用本地竹子制作，不上漆、不染色，只靠手工打磨，竹节纹路清晰，色泽自然。战乱年代，民间艺人依旧在摊上卖箫卖笛，这种坚守，也算一种平静生活的延续。
张学良挑了一长一短两支箫，老板说这是“雌雄双箫”。他拿在手里，来回把玩，竹身在灯光下发着淡淡的光。他忽然说了一句：“这玩意儿我不会，我母亲会，声音轻柔，我小时候就爱听。”
他母亲赵一荻是位颇有文化修养的女子，年轻时会吹箫、弹琴。少年时的张学良，虽然生长在军阀之家，却多少接触过这种温文的家庭氛围。如今山高路远，又买起洞箫，大概也是被勾起了过往记忆。
那天夜里，旅店房间里时不时传出洞箫声。有时候音调很飘，有时候全跑了调，显然操箫的人并不熟练。可不论调子是否准确，能听得出，他吹得挺认真，一点也不像玩笑。对于一个被“保护性拘押”的少帅而言，这种不太成调的洞箫声，算是一点难得的消遣。
第二天清早，车队再次出发。地瓜装上卡车，洞箫随身携带，黄平的一夜，就这么被留在了身后山城里。
从黄平到贵阳，中间大约再走一两天车程。路没前段那样险恶，但山多弯急，车队依旧不敢放松警惕。到了1938年9月底的一个下午，他们终于进入贵阳城。
那时的贵阳，尚未成为西南大后方的核心，但已经是贵州政治中心。受战局影响，外地人渐渐多起来，城里开着一些旅馆、饭馆，还有不少机关驻扎。刘乙光先把张学良夫妇安排在城内一处旅馆，稍作安顿后，匆匆离开。
他必须去贵阳军统站，向上级戴笠报告押运情况，同时等候下一步的安置命令。这种“押解对象”的去处，并不是提前就定死的，而是根据战势与安全考量再做安排。
当天晚上，刘乙光才赶回旅馆，将戴笠的指示带来：张学良的新居，定在贵阳以北大约60公里的修文县龙岗山。
龙岗山地势相对偏僻，山峦环绕，进出道路有限，非常适合秘密看押。既不太引人注目，又便于监视。对于军统来说，这样的地方比城中心更安全。
四、龙岗山到息烽：八年贵州岁月与远去的自由
第二天，车队便按新的指示再次动身，沿着贵阳北上的道路，驶向修文县方向。一路上，风景与湘西截然不同。这里的山不像湘西那么多峭壁刀削，更偏向起伏绵延，树林间不时露出梯田和小村落。
车队拐上龙岗山的山道时，天色已经偏西。山路不宽，车轱辘轧在石头上，发出咯吱声。到了指定地点，随行人员开始查看地形，安排驻地。房屋简陋却够结实，周围有方便布置哨岗的坡地，可观测周边动静。
张学良知道，这一停，就不知要待多久。他也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已经习惯了“通知式”生活——上面说往哪搬，他就往哪去。
从1938年到1946年，这八年里，他始终被关押在贵州境内。修文、息烽、桐梓等地，都留下过他的足迹。地点在换，性质却没变：表面上是“妥善安置”，实则是严格的软禁。
其中，息烽县的驻地比较有名，后来被称为“息烽集中营”一带的区域，本是国民政府系统内用来关押政治犯、要员的地方。张学良在这里的生活，相对之前略有改善，基本生活用品不缺，有时还能接触到一些书报，但行动范围依然被严格限制。
这段贵州岁月，对张学良而言，是一段时间很长，却又很单调的日子。外界战局风云突变，他却大多以旁听者的姿态静静看着。
1938年武汉失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开始成为抗战大后方；1940年前后，桂南、华中战局起伏不定；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长沙、衡阳、桂林相继沦陷，衡阳保卫战打得极为惨烈。所有这些大事，在贵州山中都只能透过报纸和零星访客转述得知。
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华北、华中迅速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展开。可这些风云变化，都与身在贵州山中的张学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他曾经在东北易帜时作出的决断，对整个中国政治格局产生过影响；到了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他却只能在山间吹笛消遣。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持续八年的全面抗战结束。全国一片欢腾，但关于未来政局的争夺，刚刚开始。国共谈判、划界、接收战区，重重博弈，远在贵州的张学良，被当作一个微妙的筹码。
1946年，41岁的张学良被从贵州押往重庆。这一次，他终于离开了待了八年的黔地山村。重庆当时还是国民政府首都，城市高楼林立，江面舟楫穿梭，夜晚霓虹闪烁，与贵州那些安静山城完全是两个世界。
不过，这短暂的重庆停留，只是另一个漫长软禁的开始。很快，他又被安排转往台湾。1949年以后，台湾成为蒋介石政权的最后基地，张学良也随之被继续看管。雷厉风行的年轻少帅，变成了一个被层层限制自由的“历史人物”。
这个“关”，一关就是几十年。到了1990年，张学良已经89岁。这一年，他终于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人身自由，后来移居美国，晚年生活相对平静，过去的很多事，他不再愿多谈。
回想1938年那趟押送贵州的旅程，山路上的土匪、麻阳县的县长、黄平街头的地瓜和洞箫，其实都只是漫长囚禁岁月的开端。那句“这地瓜比苹果强”，听起来轻描淡写，却恰好折射出他那段生活的真实状态——选择不多，要求不高，偶尔遇到一点小小的甜头，就值得说道一番。
有人说，张学良的一生，辉煌与坎坷参半，前半段热闹喧嚣，后半段沉寂冷清。1938年被押往贵州，是他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这一年起，他从权力中心抽离，被放在一旁，成为历史舞台的旁观者。
在那个物资匮乏、战云密布的年代，一块烤地瓜的甜，一阵洞箫声的飘，构成了他流转生涯中的一点点细节。大事记里不会写这些，但这些零碎片段，却能让人更接近那个真实的少帅——既有雄心，也有无奈，既见过权力巅峰，也在黔山深处吃着地瓜、随手吹奏一支不太成调的竹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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