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德州的历史星河中，邢侗是一抹独特的亮色。他是书坛翘楚，与董其昌并称“北邢南董”，墨迹千金难求；他更是清官廉吏，从南宫知县到监察御史，所到之处清风拂面，百姓念其恩、感其德。这位从临邑走出的文人官员，将笔墨中的风骨融入为官的初心，以“锱铢不染”的操守、“爱民如子”的仁心，书写了一段“墨韵与清风共生，文才与廉德相融”的传奇。
邢侗的清廉，根植于家风的滋养，是刻在骨子里的初心。他生于临邑书香门第，邢氏家规以“礼义忠厚、和睦乡里”为本，父亲邢如约的教诲更是成为他一生为官的准则：“吾家故温，不需若养，拔其除心，以和惠民”，寥寥数语，道尽“廉以修身，惠以安民”的真谛。从幼年起，他便在诗书与家训的浸润中，树立起“不夺民一亩田，不占民一间屋”的信念。而与他相伴的妻子陈氏，更是他清廉路上的同路人。在南宫为官五年，陈氏始终身着出嫁时的布衣，无一件珠翠首饰，常以“夫君是一名廉吏，你要好好做事”警醒他。家风如春雨，润物细无声，正是这份家庭的滋养，让邢侗在当时物欲横流的官场中，始终守得住本心、抵得住诱惑。
邢侗的清廉，体现在为官的果敢，是敢于破局的担当。二十五岁的邢侗进士及第后，赴南宫任知县，初到任上，便直面当地积弊已久的民生难题。彼时的南宫，县衙有公账、私账两本账，小金库的存在让租税层层盘剥，百姓苦不堪言。初来乍到的邢侗，没有因循守旧、畏首畏尾，而是以文人的耿直与官员的担当，做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取消小金库，将两账合二为一。这一举措，直接斩断了利益输送的链条，让百姓的租税大幅减少，沉重的负担骤然减轻。在当时那个年代，此举无疑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却让南宫百姓看到了一位年轻知县的魄力与真心。他用实际行动证明，清廉不是无为，而是敢于为百姓谋利、敢于向弊端亮剑。
邢侗的清廉，彰显于细节的坚守，是锱铢不染的操守。在南宫五年，邢侗公正断案，惩治恶霸，让地方治安焕然一新；他修建学校，兴教助学，让南宫文风渐盛；他接济穷人，劝课农桑，让百姓安居乐业。当他因政绩卓著升任监察御史，离开南宫时，百姓感念其恩，自发凑集万金相赠，这是百姓最质朴的感激，却被邢侗断然拒绝。他对前来送别的百姓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本是分内之事，岂能受百姓一针一线。那些装满金银的礼盒，他未曾开封，原封不动归还，这份“万金不动心”的坚守，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有力量。百姓心中有杆秤，正是这份锱铢不染的清廉，让他们心甘情愿称其为“邢父”，在其离任后修建“廉宫祠”，岁岁祭祀，让这份清廉被永远铭记。
邢侗的清廉，升华于履职的赤诚，是心系百姓的温情。升任监察御史后，邢侗代天子巡视天下，查盐贩、擒海盗、监督漕运，所到之处，必先整饬吏治。在三吴之地，他见百姓遭遇灾荒，流离失所，不顾官场规则，毅然开仓济赈，让无数百姓得以活命。此举虽解民于倒悬，却因“擅自动用官粮”被夺俸三月，可他毫无怨言，只因“百姓安，则吾心安”。作为监察御史，他手握监察大权，却始终以“为民”为标尺，不徇私、不枉法，严惩那些污吏，守护一方安宁。万历皇帝称其为“梗骨之臣”，这“梗骨”，是刚正不阿的骨气，更是心系百姓的赤诚，是清廉官员最珍贵的品格。
邢侗的清廉，与笔墨相融，是文人风骨的别样表达。中国自古便有“字如其人”的说法，邢侗的书法，师法二王，融魏晋之风、唐宋之韵，笔力雄健却不失秀逸，章法严谨却暗藏灵动，正如他的为人，刚正不阿却心怀柔软。三十六岁归隐后，他潜心于诗文书画，所著《来禽馆帖》被誉为“明刻之冠”，临摹的《十七帖》更是以假乱真，其书法在当时“人书同贵，墨迹与黄金同价”，连外国使者都争相求购。他的笔墨，不仅是艺术的瑰宝，更是其精神的写照。挥毫泼墨时，他将为官的清廉、为人的正直融入笔锋，让每一个笔画都带着清风正气；研墨临帖时，他坚守的初心与操守，也在笔墨间沉淀、升华。文人的清高与廉吏的坚守，在他身上达成了完美的统一，让“墨香凝正气”成为独属于他的标识。
邢侗的一生，是文人与廉吏的完美结合。他以笔墨书写才情，以清廉书写初心，让墨香与清风在历史的长河中交织，让文才与廉德在岁月的沉淀中生辉。他告诉我们，清廉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道德高地，而是融入日常的坚守；文人的风骨，不仅可以藏于笔墨，更可以见于行动。这位从德州临邑走出的清官，用一生的实践，为后世留下了“为官当廉，为人当正”的宝贵财富。（苗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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