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改革为何势在必行了呢？|吏治|官僚|张居正|高拱

1572年，当10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登基时，明王朝看似稳固的躯壳下，早已暗流涌动。此时距离太祖朱元璋开国已近两百年，历经仁宣之治的升平、英宗复辟的震荡、世宗嘉靖的玄修，帝国的机体正被多重病灶侵蚀——土地兼并如蛀虫噬木，财政崩溃似大厦将倾，吏治腐败若腐肉生蛆，边患危机犹悬顶之剑。而张居正的改革，正是在这“非改不可”的历史倒逼中，开启了一场注定争议却又不得不为的续命之役。

张居正改革的必要性

一、暮色中的帝国：改革前夜的社会困局

1、土地兼并：从“鱼鳞图册”到“富者田连阡陌”

明初以“鱼鳞图册”“黄册”构建的土地与户籍制度，到中期已彻底崩坏。皇室宗亲的“皇庄”、官僚缙绅的“赐田”、豪强地主的“投献”，如同三张巨网吞噬着民田：孝宗弘治年间，全国登记耕地尚有422万顷，至世宗嘉靖末年，竟锐减至415万顷——并非土地消失，而是大量田产被权贵以“隐占”“诡寄”等手段纳入私囊。河南鄢陵“豪右占田十八九，小民仅十之一二”，江南苏松地区“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失去土地的农民或沦为佃户（需缴纳50%-70%的地租），或成为流民（嘉靖年间全国流民逾600万），“耕者无其田”的矛盾，让王朝的经济根基摇摇欲坠。

古代土地兼并问题

2、财政崩溃：从“太仓粟可支十年”到“帑藏空虚”

土地兼并直接导致赋税缩水。明初“夏税秋粮”依赖自耕农，当大量土地流入不纳赋的权贵手中，国家税源枯竭。嘉靖三十年（1551年），户部统计岁入白银130万两，岁出却达240万两，赤字率近50%；至隆庆元年（1567年），太仓银库仅存白银130万两，而边镇年需军费即达200万两，朝廷甚至“无以为边军之饷，不得不取之太仓；太仓无储，不得不贷之民间”。更雪上加霜的是，官僚体系的膨胀（洪武年间文官2400人，嘉靖时增至1.5万人）、宗室禄米的重压（嘉靖时仅山西一省，宗室岁禄占全省田赋82%），让财政陷入“拆东墙补西墙”的恶性循环。

3、吏治腐败：从“考满制度”到“政以贿成”

太祖设立的“考满”“考察”等官吏考核制度，早已沦为形式。地方官员“视官署如传舍，视百姓如鱼肉”，以“火耗”“淋尖踢斛”等名目盘剥百姓；中央官僚结党营私，嘉靖朝严嵩父子“政以贿成，官以赂授”，仅严家抄没白银即达200万两，相当于朝廷两年财政收入。吏治愈坏，政令愈弛：朝廷征粮，州县“十逋七八”；水利工程，官员“侵吞工款，堤岸岁岁溃决”。隆庆朝高拱曾痛陈：“天下官多缺，而人多不官，何也？盖以纪纲不肃，法度不行耳。”

4、边患危机：从“天子守国门”到“腹背受敌”

边患危机自正德朝后一直存在

北方蒙古俺答部屡屡犯边，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之变”，蒙古骑兵直逼北京城下，焚烧城郊，“朝野震动”；东南沿海则遭倭寇与海盗袭扰，“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浙江、福建百姓“转徙流亡，十室九空”。而明朝赖以卫边的卫所制度早已废弛：士兵“老弱占半，器械朽钝”，沿海卫所“战船十存一二”，边防竟至“无兵可战，无粮可济”的窘境。

二、前人的探索：高拱改革的局限与历史的呼唤

1、面对困局，隆庆朝内阁首辅高拱已率先尝试改革

推行“考成法”雏形，要求官员“月有考，岁有稽”；整顿边防，起用王崇古、谭纶等将领；清理盐政，增加财政收入。这些举措稍振颓势，却终因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如官僚抵制考核、权贵阻挠盐政），加之高拱性格刚直、树敌过多，随着他在万历初年的政治斗争中罢官，改革半途而废。

高拱的改革

2、高拱的局限，恰凸显了更深层的矛盾

明朝的问题，已非局部修补所能解决——土地兼并触及宗室、官僚、地主的根本利益，财政崩溃源于赋税制度的结构性缺陷，吏治腐败根植于科举-官僚体系的僵化，边患危机则与内地民生凋敝互为因果。若要破局，需一位兼具政治智慧、铁腕手段与全局视野的改革家，以“雷霆手段”推动系统性变革。而张居正，正是历史选中的那个人。

三、张居正的破局准备：从“少年天才”到“内阁首辅”的政治积淀

1、冷眼观世：在危机中形成的治国理念

张居正的政治觉醒，始于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23岁的他中进士入翰林院，目睹了严嵩专权下的朝政黑暗、俺答犯边时的防务废弛，曾以《论时政疏》直指“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五大弊政。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他托病归乡江陵，三年间遍历湖北民间，见“田亩多为势家所有，小民无地可耕，啼饥号寒”，深感“非痛加改弦，不足以救时”。这段经历，让他形成了“务实致用”的核心思想——摒弃空谈义理，直击现实病灶。

明世宗嘉靖帝后期荒废政务

2、权谋布局：在权力漩涡中积累改革资本

重返官场的张居正，展现了远超同辈的政治智慧。他深知，若不掌握中枢权力，改革无从谈起。隆庆朝时，他一面与高拱合作推进有限改革，一面巧妙处理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关系（两人在万历登基后达成政治同盟），同时获得李太后对幼帝的教导权支持。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兼掌“顾命大臣”之责，形成了“内倚冯保、外靠督抚、上恃太后”的权力格局，为改革奠定了政治基础。

3、理论储备：从历史镜鉴到制度设计

张居正的改革并非即兴而为，而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他研究王安石变法，认为“荆公欲行其意而托于古，然不知时移世易，其政必敝”，故强调改革需“因时制宜”；他借鉴杨一清、桂萼在嘉靖初年的“一条鞭法”试点（如南直隶部分州县将赋税合并征收），计划推广全国；他更提出“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的治国纲领——以皇权为后盾，以考核为手段，以赏罚为杠杆，实现政令统一，这成为后来“考成法”的核心逻辑。

张居正参考王安石变法

四、历史唯物视角下的改革必然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

从历史唯物史观来看，张居正改革的本质，是明中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激化的产物。当土地私有制下的兼并浪潮，导致大量自耕农破产、国家税源枯竭（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统治阶级必须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如重新丈量土地、改革赋税）来维系政权存续。而张居正的角色，正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清醒代表，以“限田”“均税”“整肃吏治”等手段，试图缓解阶级矛盾，为衰落的王朝注入活力。

他的准备工作，本质上是对上层建筑的重构——通过强化中央集权（考成法）、打破既得利益（清丈土地）、优化资源配置（一条鞭法），让国家机器重新高效运转。尽管这些措施无法触及封建制度的根本矛盾（如土地私有制），却在短期内实现了“太仓粟可支十年，太仆寺积金四百余万”的中兴局面，为明王朝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国祚。

五、历史结语：改革家的背影——不评对错，只论其事

张居正，明后期最重要的救时能臣

张居正的形象，不应被简化为“权臣”或“能臣”。他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明知触动权贵必招反噬，却仍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决绝推行改革；他深谙官场规则，却又试图以规则重塑官场；他接受“威权震主”的代价，只为换得帝国的片刻喘息。

1、想要挽救大厦于将倾的，从来不是一个好人而是一个能臣

在改革前夜的暮色里，他看到的不是个人荣辱，而是“民穷则易乱，国贫则难支”的危局。当他举起“考成法”的鞭子整顿吏治、铺开“鱼鳞图册”重新丈量土地、推出“一条鞭法”统一赋税时，他或许早已料到身后的骂名（万历清算时，朝野弹劾他“专权乱政”“贪腐僭越”），但历史终将证明：在大厦将倾之际，那个敢于爬至屋顶修补漏瓦的人，无论手段如何，其初心与勇气，都值得后人以客观的视角，审视其作为，而非臧否其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