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继父第九次公开说后悔生了我，我默默收拾行李出门，他冷冷道：“走得对，正好少个闲人！”隔天发现312的余额，全家都急了
第一章 年夜饭的第九次羞辱
窗外的鞭炮声已经响成一片了。
噼里啪啦的，炸得人耳朵疼。
我坐在圆桌最靠边的位置，面前是一次性塑料杯装的可乐。杯子太薄了，握在手里软塌塌的，就像我现在的心情。
桌子上摆满了菜。
红烧鱼，糖醋排骨，油焖大虾，炖肘子，还有中间那个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铜火锅。羊肉卷在滚汤里翻着白沫，香味混着蒜泥麻酱的味道，飘得满屋子都是。
“晓明，多吃点虾。”继父周建国夹起两只最大的虾，放进弟弟碗里。
他笑得眼睛眯成缝，脸上的皱纹都堆在一起。那笑容真暖和，暖和得刺眼。
“谢谢爸！”周晓明头也不抬，手里还刷着手机。他新买的苹果14 Pro Max，亮闪闪的，反光照在我脸上。
我妈王秀兰坐在继父旁边，忙着往火锅里下菜。她的手有点抖，豆腐皮掉了一片在桌上，她赶紧捡起来，吹了吹又放回盘子里。
“秀兰，你也吃啊。”大姑周建红说话了。她是继父的姐姐，烫着一头小卷发，嘴唇涂得通红。
“哎，吃，吃。”我妈应着，夹了一筷子白菜。
“晓峰怎么不吃啊？”大姑突然转向我。
桌上所有人的目光都转了过来。
我握着可乐杯的手紧了紧。
“我不饿。”我说。
“怎么会不饿呢？”大姑啧了一声，“年轻人正是能吃的时候。你看你瘦的，在工地上干活得吃点好的。”
她说完，桌上静了两秒。
继父放下筷子，清了清嗓子。
我知道要来了。
每年的这个时候，这个环节，就像春节联欢晚会里那些固定节目一样，准时上演。
“说到工地，”继父的声音提了提，确保每个人都能听见，“我正好有话说。”
他喝了口白酒，咂了咂嘴。
“晓峰啊，不是爸说你。你也二十二了，该有点出息了。”他的目光扫过我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你看看你弟弟，才高三，上次模拟考全班第五。你再看看你？”
我低着头，盯着杯子里那些细小的气泡。
它们一个个往上冒，然后破掉。再冒，再破。
“当初让你去读技校，你不乐意。让你学个电工，你嫌脏。现在倒好，在工地上搬砖。”继父摇着头，那表情像是真心实意地在为我痛心，“搬砖啊！你知道邻居都怎么问我的吗？老周，你家大儿子在哪儿高就？我都不好意思说！”
大姑接话了：“建国，你也别太苛责孩子。晓峰老实，就是没什么大志向。”
“老实？”继父笑了，那笑声干巴巴的，“老实顶什么用？现在这社会，要的是本事！是能耐！你看人家老李家的儿子，比晓峰还小一岁，去年自己开了个网店，一个月挣两三万。”
表嫂插嘴：“现在搞直播才赚钱呢。我堂妹就在抖音上卖衣服，一场直播下来，打赏都好几千。”
“就是就是。”其他人附和着。
我依旧低着头。
可乐的气泡已经没了，只剩下半杯黑褐色的糖水，甜得发腻。
“我不是没给过他机会。”继父的声音又响起来，“去年托关系给他找了个超市理货员的活，朝九晚五，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他干了三天就不去了，说工资低。三千块还低？他一个技校毕业的，想要多高？”
我妈小声说：“孩子可能想多挣点......”
“多挣点？”继父提高了音量，“工地上能多挣多少？一天二百？三百？那都是辛苦钱！而且不稳定，今天有活明天没活的。你看他这一年，往家里拿过几次钱？”
我的手指抠着塑料杯，杯壁发出轻微的咔嚓声。
“上个月，”继父竖起一根手指，对着满桌的人说，“就上个月，我要交物业费，三千二。我让他出一半，一千六。你们猜怎么着？他给了我八百！说这个月活少，就结了这么多。”
他摇着头，那种失望的表情，我见过八次了。
每一次，都像刀子一样。
“我不是计较这点钱。”继父说着，又喝了口酒，“我是心寒啊。我养了他十年，十年！从他十二岁到他二十二岁。供他吃，供他穿，供他上学。现在让他分担点家用，就这么难？”
大姑叹气：“孩子可能真没钱。”
“没钱？”继父冷笑，“他要是真踏实干，能没钱？我看就是不上心！整天吊儿郎当的，跟那些工友混在一起，能有什么出息？”
火锅还在咕嘟咕嘟地滚着。
热气往上飘，模糊了天花板上那盏灯的光。灯是旧的，灯罩上积了一层灰，光线昏黄昏黄的，照得每个人脸上都蒙着一层暗影。
“要我说啊，”表嫂尖细的声音又响起来，“晓峰就是被惯坏了。要是早点逼他一把，说不定现在也出息了。”
“可不是嘛。”有人应和。
继父重重放下酒杯。
那声音很响，震得桌子都晃了一下。
“实话跟你们说吧，”他的脸因为酒精和情绪而泛红，“我最后悔的事，就是当年同意秀兰把他带过来。”
这话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来。
我猛地抬起头。
桌上安静了。
连周晓明都放下了手机，看着我。
“建国......”我妈的声音在发抖。
“你别说话。”继父摆摆手，眼睛直直盯着我，“我今天就把话说明白。晓峰，你听着。我周建国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儿子。”
第九次。
这是第九次了。
大年三十，团圆饭，当着所有亲戚的面。
第一次是我十六岁那年，中考成绩出来，我没考上高中。他说，后悔生了我这么个笨儿子。
第二次是我十七岁，技校老师说我在学校不说话，可能心理有问题。他说，后悔生了我这么个闷葫芦。
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
每一次的场景我都记得。
桌上的菜不一样，来的亲戚不一样，但他的话都一样。
后悔生了我。
“你看你弟弟，”继父指着周晓明，“学习从来不用 我 操 心。再看看你？二十多了，要房没房，要车没车，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你说你活着干什么？”
我的指甲陷进了掌心。
很疼，但比不上心里那种钝钝的疼。
“爸，你少说两句。”周晓明开口了，语气里带着那种高高在上的怜悯，“哥他也不容易。”
“不容易？”继父更来劲了，“谁容易？我容易吗？我天天在厂里受气，回来还得操心这个家。你妈身体不好，不能累着。你上学要钱，将来买房要钱。他就不能懂点事？”
我妈开始抹眼泪。
无声的，只是拿袖子擦眼睛。
“秀兰你别哭。”大姑劝着，“建国也是为孩子好。话糙理不糙。”
“就是，现在不说重话，孩子不长记性。”
“晓峰啊，你得理解你爸的苦心。”
七嘴八舌的声音涌过来。
像潮水一样，把我淹在里面。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
想说我在工地上，冬天手冻得开裂，夏天背上晒脱皮。
想说有一次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幸亏下面有沙堆，只是崴了脚，没敢告诉家里。
想说工头拖欠工资，我连着吃了半个月馒头就咸菜。
想说这十年，我没买过一件新衣服，没下过一次馆子，没看过一场电影。
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拿回家了。
技校毕业第一年，工资一千八，我交了一千五。
第二年涨到两千二，我交了两千。
后来在工地，活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六七千，我给自己留五百，剩下的全给了我妈。
我妈转身就交给了继父。
这些钱去哪了？
周晓明的耐克鞋，苹果手机，补习班的学费，还有继父那辆二手轿车的首付。
可我什么都没说。
说了也没用。
他们不会信的。
在继父眼里，我永远都是那个没出息的白眼狼。
“行了，”继父摆摆手，像是结束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话题，“大过年的，不说这些扫兴的。”
他重新拿起筷子，夹了块排骨。
嚼了两口，突然又想起什么。
“对了晓峰，”他嘴里含着肉，说话含糊不清的，“你年终奖发了吧？工地不是都年前结账吗？”
我点点头：“发了。”
“多少？”
“四千八。”
“嗯。”继父咽下肉，喝了口酒，“这样，你弟弟手机坏了，想换个新的。你看你那钱......”
“爸！”周晓明眼睛亮了，“我看中那款要五千多呢！”
“让你哥给你凑点。”继父说得理所当然，“晓峰，你拿四千出来，给你弟买手机。剩下的八百，就当你的零花钱。”
桌上又安静了。
所有人都看着我。
大姑，表嫂，其他亲戚，我妈，周晓明，还有继父。
他们在等我的回答。
等我说“好”，或者点头。
就像以前每一次那样。
四千块。
我下个月房租八百。工地初八才开工，这期间得吃饭。五百块最少最少。
我还想买双新鞋。脚上这双鞋底都快磨穿了，下雨天进水，冻得脚趾生疼。
三百块，能买双最普通的运动鞋。
这样算下来，我一分钱都剩不下。
不对，我根本没算那四千块。
因为那四千块，从一开始就不是我的。
从来都不是。
“我......”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我下个月要交房租。”
“房租？”继父皱起眉头，“你那破房子还要八百？换一个呗，找个月租四五百的。城中村有的是。”
“那里离工地近。”我说。
“近什么近，坐公交车不就行了？”继父不耐烦了，“让你拿四千，是给你弟弟用。你当哥的，不该表示表示？”
周晓明看着我，眼神里有期待，还有那种理所当然。
好像我天生就该给他钱。
好像我活着的意义，就是给他当提款机。
“我只有四千八。”我听见自己说，“给了弟弟，我下个月......”
“你下个月不是还有工资吗？”继父打断我，“工地初八就开工了，到时候不就有钱了？先紧着你弟弟，他高三了，要用好手机学习。”
用五千多的手机学习。
我差点笑出来。
但我笑不出来。
喉咙里堵着东西，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爸，”我深吸一口气，“这是我攒了三个月才......”
“攒什么攒？”继父猛地拍了下桌子。
碗碟哐当响。
火锅里的汤溅出来，烫红了他的手背。
但他顾不上，只是瞪着我：“让你拿点钱出来就这么难？我养你十年，花了多少钱？十万都不止！现在让你出四千，你跟我在这儿算账？”
我妈拉他：“建国，孩子可能真有用处......”
“有什么用处？”继父甩开她的手，“他能有什么正经用处？还不是跟那些工友吃吃喝喝？我告诉你周晓峰，今天这钱，你拿也得拿，不拿也得拿！”
他的脸涨成了猪肝色。
眼睛瞪得很大，额头上青筋都凸起来了。
桌上的亲戚没人说话。
大姑低头吃菜，表嫂玩着手机，其他人要么看天花板，要么看自己的碗。
没人看我。
除了周晓明。
他在等他的新手机。
“我再说最后一遍。”继父一字一顿，“把钱拿出来。”
我坐着不动。
“听见没有？”他的声音又高了八度。
我还是不动。
时间像是凝固了。
窗外的鞭炮声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屋子里静得可怕。只能听见火锅咕嘟咕嘟的声音，还有继父粗重的呼吸声。
然后，我站起来了。
椅子腿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响声。
“我去趟厕所。”我说。
转身往卫生间走的时候，我听见继父在背后骂：“没出息的东西！说两句就躲！”
卫生间很小，洗手池上的镜子裂了一道缝。
镜子里的人脸色苍白，眼睛下面有很重的黑眼圈。头发乱糟糟的，胡子也没刮。
我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洗了把脸。
水很冰，冰得脸发麻。
抬头的时候，我看见镜子里那个自己，突然觉得很陌生。
这个人是谁？
这个被骂了九年，忍了九年，低头了九年的人，是谁？
他为什么要站在这里？
他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里？
外面传来笑声。
是周晓明在说什么笑话，逗得一桌人都在笑。
那些笑声穿透薄薄的门板，钻进我的耳朵里。
热热闹闹的，团团圆圆的。
和我没关系。
我擦干脸，走出卫生间。
回到餐厅时，笑声停了。
继父看了我一眼，眼神冷冷的：“想通了？把钱拿出来吧。现金还是转账？”
我没说话，走回自己的座位。
但没坐下。
我开始收拾东西。
其实没什么可收拾的。我就一个旧帆布包，放在墙角。里面有几件换洗衣服，洗漱用品，还有一本翻烂了的《建筑识图》。
“你干什么？”继父问。
我没回答，把帆布包拉链拉上。
然后走到卧室——那个只有五平米，原本是储藏间的小屋子。
我的东西很少。
一个行李箱，几件冬衣，还有床头柜上那个相框。
相框里是我和亲生父亲的合影。我六岁，他三十三岁。在海边，他把我举在肩膀上，两个人都笑得很开心。
照片已经泛黄了，但笑容还是很清晰。
我把相框小心地放进箱子。
“周晓峰！”继父的声音在门口炸开，“我问你话呢！你干什么？”
我拉上行李箱的拉链，转身看着他。
还有他身后那些人。
我妈，周晓明，大姑，表嫂，所有亲戚。
他们挤在门口，表情各异。
有惊讶，有不屑，有看热闹的兴奋。
“我走了。”我说。
声音很平静，平静得我自己都意外。
“走？”继父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大年三十的，你去哪儿？别在这儿跟我耍脾气。我告诉你，这招没用。”
我没理他，拖着箱子往外走。
箱子轮子摩擦地面，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经过餐厅时，我看见桌上那些菜。红烧鱼还没动，糖醋排骨剩了一半，火锅还在滚，但已经没人吃了。
“晓峰......”我妈喊了一声，声音很弱。
我停了一下，没回头。
“让他走！”继父的声音追过来，“走得对！正好少个闲人！大过年的在这儿添堵！”
我继续往前走。
打开防盗门，冷风一下子灌进来。
外面天已经全黑了，路灯亮着昏黄的光。地上有鞭炮碎屑，红红的，像血。
“周晓峰！”继父最后喊了一声，“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门，以后就别回来了！”
我迈出门槛。
反手带上了门。
砰的一声。
不重，但在安静的楼道里格外清晰。
门关上了。
把所有的声音，所有的灯光，所有的热闹，都关在了里面。
我站在楼道里，站了很久。
直到对门传来电视声，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主持人正在说拜年的话。
我这才动了动已经冻僵的脚，拖着箱子，一步一步走下楼梯。
台阶很旧，边缘都磨损了。
我数着台阶。
一层，两层，三层......
走到一楼时，手机震动了一下。
掏出来看，是银行短信。
“您尾号3478的储蓄卡账户余额312.00元。”
全部家当。
三百一十二块。
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
然后收起手机，推开单元门。
风雪一下子扑了满脸。
第二章 寒夜离家与往事回忆
雪下得真大。
一片一片的，在路灯的光里打着旋往下落。落在地上，很快就积起一层白。踩上去咯吱咯吱响，脚印一个叠一个，很快就又被新雪盖住了。
我拖着箱子走在街上。
轮子在雪里卡住了好几次，得用力拽才能拉出来。帆布包背在肩上，带子勒得肩膀生疼。风从领口灌进来，冰得人一哆嗦。
街上没什么人。
大家都回家过年了。路边那些小店都关了门，卷帘门上贴着红底金字的“福”字，在风里哗啦哗啦响。偶尔有辆车开过去，轮胎碾过积雪，溅起一片泥水。
我往公交站走。
虽然知道这个点应该没车了，但还是想去看看。
站台上空荡荡的。时刻表的玻璃罩子碎了，里面的纸被雪打湿，糊成一团。长椅上积了厚厚一层雪，连个脚印都没有。
我在长椅上坐下。
箱子放在脚边，帆布包抱在怀里。
雪落在头上、肩上，化了，湿漉漉的。手冻得通红，伸进兜里，摸到那张银行卡。
硬硬的，凉凉的。
三百一十二块。
这就是我二十二年来攒下的全部。
哦不对，不是攒下的。
是剩下的。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开始自动回放。
像一部烂片，重复播放那些早就该删掉的片段。
第一次听到继父说“后悔生了你”，是十年前。
那年我十二岁，亲生父亲肺癌去世刚满两年。我妈带着我嫁给了周建国。
婚礼很简单，就在家里摆了两桌。来的都是周家的亲戚，我妈这边只来了两个姨妈。
周建国那天穿了一身新西装，笑得特别和善。他摸着我的头说：“以后你就是我儿子了。”
我当时信了。
真的信了。
他给我买新书包，买新衣服，带我去吃肯德基——那是我爸去世后第一次吃。我妈在一边抹眼泪，说是高兴的。
半年后，弟弟周晓明出生了。
一切都变了。
先是我的房间被腾出来，改成了婴儿房。我搬进了储藏间，那里只有一扇小窗户，白天都得开灯。
然后是我的生活费，从每月三百减到一百五。
周建国说：“家里多了个人，开销大。你是哥哥，要懂事。”
我懂事了。
中考那年，我考了五百七十分。能上区里第二好的高中。
周建国说：“上高中有什么用？三年下来得花多少钱？不如去读技校，早点工作赚钱。”
我妈不说话，只是哭。
我说我想上高中。
周建国说：“家里没钱。你看你弟弟还小，奶粉尿布哪个不要钱？你就不能为这个家想想？”
最后我还是去了技校。
学电工。
其实我不讨厌这个专业，就是心里憋得慌。技校在城郊，每天坐公交来回要三个小时。周建国不给交通费，我只好走路。早上五点出门，晚上八点回家。
第二年，周建国说：“你也大了，该自己赚生活费了。”
我找了个周末在超市搬货的活。
一天八十，干两天，一百六。够我一个星期的饭钱。
有一次搬货时砸伤了脚，肿得老高。超市老板给了五十块钱医药费，让我休息两天。我没敢告诉家里，自己一瘸一拐去药店买了最便宜的膏药。
技校毕业那年，我十八岁。
周建国托关系给我找了超市理货员的工作，月薪三千，扣掉社保到手两千六。
他说：“你每月交一千五给家里，剩下的自己花。”
我交了。
交了一年。
直到超市倒闭，我失业了。
周建国骂了我整整一个星期，说我没用，连个理货员的活都保不住。
后来我去了工地。
是技校同学介绍的，说那里缺小工，一天两百，现结。
第一天干完活，晚上回家，手上磨出了四个水泡。
周建国看了一眼，说：“这点苦都吃不了，还能干什么？”
水泡破了，化脓，我拿针挑开，涂了点红药水。第二天接着干。
工地工资高，但辛苦是真的辛苦。
夏天，钢筋晒得烫手，摸上去能烫掉一层皮。我在四十度的太阳底下搬砖，汗水流进眼睛，疼得睁不开。衣服湿了干，干了湿，结出一层白花花的盐渍。
冬天，手冻得裂开一道道口子，流血。抹再多蛤蜊油都没用，因为第二天还得碰水泥，伤口被石灰一烧，疼得钻心。
这些我都没说。
说了也没人听。
工地上像我这样的人很多。老陈，四十二岁，老婆跟人跑了，留下一个上高中的女儿。他一天干十二个小时，就为了给女儿攒大学学费。
还有小刘，才十九岁，是从山里出来的。他说村里人都出来打工了，地里没人种，都荒了。
我们晚上睡在工棚里，大通铺，十几个人挤在一起。呼噜声，磨牙声，说梦话的声音，混在一起。冬天还好，夏天热得像蒸笼，蚊子嗡嗡地飞，一晚上能打死十几只。
但我不讨厌那里。
至少在那里，没人说后悔生了我。
至少在那里，我流的每一滴汗，都能换成钱。
虽然这些钱最后都不属于我。
“晓峰啊，你工资发了没？”
每个月十五号，周建国的电话准时打来。
“发了，爸。”
“多少？”
“六千二。”
“嗯，你留五百生活费，剩下的打过来。你弟弟要交补习费，三千八。”
或者。
“晓峰，家里要换冰箱，旧的坏了。你出两千。”
“晓峰，你妈腰疼，要去医院看看。你先拿一千。”
“晓峰，你弟弟想买个平板电脑学习用......”
学习用。
什么都是学习用。
周晓明的耐克鞋是学习要穿的，苹果手机是学习要用的，平板电脑是学习要买的。
我脚上这双鞋，鞋底都快磨穿了，走路都硌脚。我说想买双新的，周建国说：“买那么好的干什么？你不是有鞋穿吗？”
是啊，有鞋穿。
右脚大拇指那里已经破了个洞，下雨天进水，袜子湿透了，脚泡得发白。
但我有鞋穿。
公交站的风更大了。
雪片斜着飞过来，打在脸上，像小刀子一样。
我站起来，跺了跺冻僵的脚。
得找个地方过夜。
旅馆是住不起的，最便宜的也要八十。三百一十二块，得省着花。
往前走了一段，看见一家便利店还亮着灯。
24小时营业的那种。
玻璃门上贴着“春节不打烊”的纸条，字是手写的，歪歪扭扭。
我推门进去。
暖气开得很足，一下子暖和过来。收银台后面坐着个女孩，二十出头的样子，正低头玩手机。
听见门响，她抬起头。
“欢迎光临。”声音没什么精神。
我点点头，走到最里面的货架。
泡面，火腿肠，面包，矿泉水。
看了半天，最后拿了一桶最便宜的泡面，四块五。又拿了一瓶水，两块。
走到收银台，掏出现金——我习惯在身上留点现金，不多，五十块。
“六块五。”女孩说。
我给了十块。
她找零的时候，看了我一眼：“箱子放这儿吧，门口有座位。”
“谢谢。”
我把箱子和包放在门边的角落里，拿着泡面去接热水。
热水机咕噜咕噜响，热气升起来，模糊了面前的玻璃。
透过水雾，我看见外面街道空荡荡的。路灯的光在雪地上晕开，黄黄的，暖暖的。远处有烟花炸开，红的绿的，一闪一闪的。
但听不见声音。
便利店的玻璃很厚，把外面的世界隔开了。
泡好了面，我端着走到窗边的座位。
塑料凳子，小桌子，桌上扔着几张广告传单。我坐下，掀开泡面盖子，热气扑了一脸。
很香。
饿了一天了，中午在家就没怎么吃，晚上那顿饭更是一口没动。
我掰开一次性筷子，开始吃。
面很烫，烫得舌头发麻。但我吃得很急，几口就下去半桶。
吃到一半的时候，手机响了。
掏出来看，是工友老陈。
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喂，陈哥。”
“晓峰啊，在哪儿呢？”老陈的声音很大，背景音很吵，估计是在喝酒。
“在外面。”
“大年三十的，不在家过年？”
我没说话。
老陈顿了一下，好像明白了什么：“怎么，又跟你爸吵了？”
“嗯。”
“唉。”他叹气，“你爸也是，大过年的......算了，不说这个。有个活，你干不干？”
“什么活？”
“火车站那边，有个货场。一批建材今晚必须卸完，老板着急，出双倍工钱。一小时八十，现结。干到明天早上，少说六七百。”
我看了一眼窗外。
雪还在下。
“太远了。”我说，“我在城西。”
“有车接送。”老陈说，“你现在在哪儿？我让车过去接你。”
我想了想。
六七百。
够我租一个月房子了。
“好。”我说，“我在......”
报了便利店地址。
“行，你等着，二十分钟就到。”老陈挂了电话。
我继续吃泡面。
吃完最后一口，连汤都喝光了。身上暖和了一些，手脚也不那么僵了。
收银台的女孩在打瞌睡，头一点一点的。
我走过去，把泡面桶扔进垃圾桶。
“再要一包烟。”我说。
“什么牌子的？”
“最便宜的。”
她拿了一包红塔山，七块。
我又给了十块。
找零的时候，她说：“等人？”
“嗯。”
“男朋友？”
“不是，工友。”
她点点头，没再问。
我回到座位，拆开烟盒，抽出一根。没有打火机，又去柜台买了一个，一块钱。
点着烟，吸了一口。
呛得咳嗽。
其实我不会抽烟，但这时候就想抽一根。
烟雾升起来，在灯光下打着旋。
我想起我爸。
他抽烟，但抽得不多。每天晚饭后抽一根，坐在阳台上，看着外面发呆。我那时候小，趴在他腿上，闻着他身上的烟味和汗味，觉得特别安心。
他走的那天，是冬天，也是下雪。
在医院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拉着我的手，想说点什么，但已经说不出话了。
嘴唇动了动，眼泪从眼角流下来。
我妈在旁边哭得撕心裂肺。
我那时候十二岁，还不完全明白死亡是什么意思。
只知道我爸不会回来了。
再也不会回来了。
后来我妈收拾他的东西，衣服捐了，书卖了，就剩下那个相框。她本来想收起来，我抢过来，抱在怀里不松手。
那是我爸留给我的唯一的东西。
烟烧到了手指。
我甩了甩手，把烟头按灭在泡面桶里。
手机又响了。
这次是我妈。
我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妈”字，看了很久。
响到第五声，我接了。
“喂。”
“晓峰......”她的声音在哭，“你在哪儿？”
“外面。”
“外面哪儿？你告诉妈，妈去找你。”
“不用。”
“晓峰，你爸说的是气话，你别当真。回来吧，大过年的，一个人在外面多冷啊......”
“妈。”我打断她，“我爸刚才说，他最后悔的事，就是同意你把我带过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
只有压抑的抽泣声。
“这话他说了九年了。”我说，“每年都说。以前我忍了，因为我觉得你说得对，他是气话。但今天我想明白了，那不是气话。那是真话。”
“不是的，晓峰......”
“妈，我问你。”我看着窗外，雪越来越大了，“这十年，我往家里拿了多少钱，你记得吗？”
她没说话。
“十八万七千块。”我说，“我记了账。每一笔都记了。技校毕业到现在，四年，我挣的每一分钱，除了吃饭租房，全给了家里。”
“你弟弟还小......”
“他十八了，妈。我十八岁的时候，已经在工地搬砖了。”
“你爸说，男孩子要早点独立......”
“那周晓明为什么不用独立？”我问，“他要什么有什么。新手机，新电脑，新衣服。我呢？我这条裤子穿了三年，膝盖都磨薄了。”
我妈又开始哭。
哭得很伤心。
但我心里没什么感觉。好像那些该流的眼泪，早就流干了。
“妈，我不怪你。”我说，“我知道你难。你怕周建国，怕他不要你。所以你顺着他，他说什么你都听。”
“妈对不起你......”
“没什么对不起的。”我站起来，走到窗边，“从今天起，我自己过。你们好好过你们的年。”
“晓峰！你别挂！你听妈说......”
“车来了。”我看见一辆面包车停在便利店门口，“我得走了。”
“你去哪儿？这么晚了你去哪儿？”
“有活干。”
“什么活？危险不危险？你......”
“妈。”我最后说了一句，“新年快乐。”
然后挂了电话。
关机。
把手机塞进兜里。
面包车的门开了，老陈探出头来，朝我招手。
我拎起箱子和包，推开便利店的门。
风雪一下子涌进来。
“快上车！”老陈喊。
我跑过去，把东西扔进后备箱，钻进车里。
车里暖和，有股烟味和汗味混合的味道。除了老陈，还有三个人，都是工地上的。大家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
“开车。”老陈对司机说。
面包车启动，碾过积雪，缓缓驶入夜色。
我看着窗外。
便利店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小光点，消失在风雪里。
那个女孩应该还在打瞌睡。
我妈应该还在哭。
周建国应该还在喝酒。
周晓明应该已经拿到了新手机——用我的钱买的。
但这些都跟我没关系了。
从今往后，都没关系了。
“给。”老陈递过来一根烟。
我接过，点着。
这次没咳嗽。
“谢了，陈哥。”我说。
“谢啥。”老陈拍拍我的肩，“都是苦命人，互相照应。”
我吸了口烟，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街景。
路灯，雪，空荡荡的街道，偶尔亮着灯的窗户。
每一个亮灯的窗户后面，都有一个家。
但不是我的。
从来都不是。
车子转了个弯，驶上高架桥。
远处，城市的灯光连成一片，在雪夜里朦朦胧胧的，像一场醒不来的梦。
我把烟头按灭在车载烟灰缸里。
闭上眼睛。
脑子里只有一个数字。
三百一十二。
全部家当。
全部人生。
第三章 余额曝光与全家反应
大年初一的早晨，周建国的头快要炸了。
不是宿醉，是气的。
他坐在客厅沙发上，手里捏着一张银行卡，那张薄薄的塑料片在他指间发抖。旁边的茶几上摆着一张纸条，是从他昨天穿的那件外套口袋里翻出来的。
纸条上的字迹很工整，甚至有点过于工整了，一笔一划都透着那股子执拗劲儿——就跟写这字的人一样。
“这张卡里是我全部存款。这些年给你们的一共18万7千元，这是最后的312块。从此两清。”
就这么两行字。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密码是爸的生日——我说的是我爸，周文涛。1996年5月12日。”
周建国盯着那行小字，眼睛都要喷出火来。
周文涛。
死了十年了，阴魂不散。
“不可能。”他把纸条拍在茶几上，玻璃台面震得哐当响，“绝对不可能！他肯定还有别的卡，藏在别的地方！”
王秀兰站在一边，眼睛红肿得像核桃。她一夜没睡，一直在打周晓峰的电话。关机，永远是关机。
“建国，你先别急......”她小声说。
“我能不急吗？”周建国吼道，“你看看！你看看他写的这是什么话！‘从此两清’？他以为他是谁？我养他十年，他说两清就两清？”
他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走。
拖鞋踩在地板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每一步都踩得很重，像是要把地板踩穿。
“十八万七千。”他停下来，转过头看着王秀兰，“他说给了家里十八万七千。你信吗？他有那么多钱？”
王秀兰低着头，手指绞着围裙的边。
“说话啊！”周建国走过去，抓住她的肩膀，“他到底给了多少？你心里有数没？”
“我......我没仔细算过......”王秀兰的声音像蚊子哼，“每次他给钱，我都交给你了......”
“所以是我在管账？”周建国松开手，冷笑，“行，就算他给了，那又怎么样？我养他十年不要钱？吃我的住我的穿我的，哪样不要钱？十年，十万块钱算多吗？”
他重新坐回沙发，掏出手机。
“喂，银行吗？我要查个卡上余额。”
报卡号，输密码。
电话那头传来机械的女声：“您的账户余额为312.00元。”
周建国挂断电话，把手机狠狠摔在地上。
塑料外壳裂了，屏幕碎成蛛网状。
“三百一十二！”他指着地上那堆碎片，“他说的是真的！他真把卡里所有钱都留下了！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
王秀兰吓得往后缩了缩。
周晓明从卧室里出来，揉着眼睛，一脸没睡醒的样子：“爸，大早上的吵什么啊......”
“吵什么？”周建国指着他，“你哥跑了！一分钱没留，跑了！”
“跑了？”周晓明愣了下，“跑哪儿去了？”
“我哪知道！”周建国又站起来，“但他肯定在外面藏了钱！绝对！这些年他工资不低，工地上的活，一个月少说六七千。他就给自己留五百？你信吗？反正我不信！”
他冲进周晓峰住的那个小房间。
其实不用冲，房间本来就小，一步就跨进去了。
周建国开始翻。
床底下，柜子里，抽屉里，每一个角落都翻遍了。
几件旧衣服，几本建筑类的书，一个掉了漆的保温杯。还有床底下那个纸箱，里面装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几支笔，一个破手表，几本旧作业本。
什么都没有。
没有存折，没有银行卡，没有现金。
“他肯定带走了！”周建国把纸箱踢翻，“值钱的东西都带走了！”
“爸，”周晓明站在门口，小心翼翼地说，“哥他......好像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这话戳中了周建国的痛处。
他转过身，眼睛瞪得血红：“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亏待他了？”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周建国一步步走过去，“我亏待他了吗？啊？我让他饿着了吗？冻着了吗？我供他吃供他住，供他上学，我亏待他了吗？”
周晓明不敢说话了。
王秀兰走过来，拉住周建国：“建国，你冷静点......”
“我怎么冷静！”周建国甩开她的手，“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走了，以后家里的开销谁出？晓明上大学的学费谁出？买房子谁出首付？你出吗？你一个月两千八的工资，够干什么？”
这话说出来，客厅里安静了。
安静得可怕。
王秀兰的脸色白了。
周晓明的脸色也变了。
“爸，”他咽了口唾沫，“你的意思是......以后哥不给家里钱了？”
“他现在就不给了！”周建国吼道，“你没看见吗？跑了！一分钱没留，跑了！”
“那......那我的手机......”周晓明声音小了下去。
“手机？”周建国笑了，笑得很难看，“还想着手机？你哥人都没了，还想着手机？”
他走到沙发边，一屁股坐下，双手捂着脸。
“完了。”他喃喃道，“全完了。”
客厅里只剩下他的喘息声，粗重得像拉风箱。
王秀兰蹲在地上，开始捡手机碎片。她的手在抖，碎片割破了手指，血渗出来，但她好像没感觉。
周晓明站在那儿，脑子里飞快地转。
他算了一笔账。
高三下学期，补习班费用，八千。
高考完，换新手机新电脑，少说一万五。
上大学，学费加生活费，一年两万。
还有......
还有他早就看中的那套房子。
离学校不远，八十平，首付要五十万。他跟爸妈提过，爸妈说，等你哥多攒几年钱。
现在哥跑了。
钱没了。
“不行。”周晓明突然说，“得把哥找回来。”
周建国从指缝里看他：“去哪儿找？”
“他肯定在工地！或者跟工友在一起！”周晓明说，“爸，咱们去工地找！今天就去！”
“大年初一，工地哪有人？”
“那也去看看！”周晓明急了，“爸，你不能让哥就这么走了！他走了，我怎么办？我上大学怎么办？”
这话说得太直白了。
直白得连王秀兰都抬起头，不可置信地看着儿子。
周晓明意识到说错话了，赶紧补救：“我的意思是，哥一个人在外面，多危险啊。咱们得把他找回来，一家人好好谈谈......”
“谈什么？”周建国放下手，眼睛红红的，“他现在翅膀硬了，敢跟我叫板了。谈什么？谈条件？让我给他道歉？”
他说着，自己都觉得可笑。
给那个没出息的窝 囊 废 道歉？
做梦。
门铃响了。
叮咚叮咚，响得很急。
王秀兰站起来，擦了擦手，去开门。
门外站着大姑周建红，还有表哥一家。拎着大包小包的年货，脸上堆着笑。
“新年好新年好！”大姑嗓门大，“我们来拜年啦！”
她走进来，看见客厅里的场景，笑容僵在脸上。
碎了的手机，翻乱的房间，还有三个人难看的脸色。
“这是......怎么了？”大姑问。
王建国没说话。
王秀兰强挤出一个笑：“没、没什么。快进来坐。”
大姑一家进了屋，放下东西，眼睛却四处打量。
“晓峰呢？”表哥问，“不在家？”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破了勉强维持的平静。
周建国猛地站起来：“别提他！”
大姑被他吓了一跳：“怎么了这是？昨天不还好好的？”
“好什么好！”周建国把那张纸条摔在桌上，“你们自己看！”
大姑拿起纸条，眯着眼睛看。
表哥也凑过来。
看完，两人面面相觑。
“这......”大姑斟酌着用词，“晓峰这孩子，脾气也太倔了。大过年的，闹这一出。”
“就是。”表哥接话，“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非要闹得这么难看。”
周建国像是找到了知音，情绪更激动了：“你们评评理！我养他十年，他说走就走，还留这么个纸条！‘从此两清’？他想得美！”
大姑把纸条放下，叹了口气：“建国啊，不是我说你。你昨天的话，确实说重了。孩子再不对，也不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我说错了吗？”周建国打断她，“他没出息，我说错了吗？他在工地上搬砖，我说错了吗？我要是不说重话，他能长记性吗？”
“可现在人走了啊。”大姑说，“走了，钱也不给了。你怎么办？”
这话问到了痛处。
周建国不说话了，重新坐下，喘着粗气。
表哥拿起那张银行卡，在手里转了转：“就剩三百一十二？”
“嗯。”周晓明小声说，“哥把卡留下了，密码是我亲爸的生日。”
“亲爸”两个字，他说得很轻，但周建国还是听见了。
脸又黑了一层。
“要我说啊，”表哥把卡放下，“晓峰这招狠。把卡留下，钱留下，意思就是：我不欠你们的了。以后你们也没理由找他要钱了。”
“他凭什么不欠！”周建国吼道，“我养他十年！”
“法律上，他没义务给你养老。”表哥说，“他又不是你亲生的。而且按他这说法，这些年他给的钱，已经够抚养费了。”
周建国瞪着他：“你帮谁说话呢？”
“我不是帮谁说话，我是说事实。”表哥摊手，“你要是想把他找回来，就得换个方法。不能硬来。”
“什么方法？”
“软着来。”表哥说，“先把他哄回来，哄回来了再说。他心软，尤其是对他妈。”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王秀兰。
王秀兰低着头，手指上的血已经凝固了，黑红的一小块。
“秀兰，”大姑坐过去，拉着她的手，“你给晓峰打个电话。好好说，就说你想他了，让他回来。”
“打不通。”王秀兰声音哑哑的，“关机了。”
“那发信息。”大姑说，“发信息他能看见。你就说，妈错了，妈对不起你，你回来吧，妈不能没有你。”
王秀兰抬起头，眼睛里又有泪了：“我......我说不出口......”
“说不出口也得说！”周建国又站起来，“难道你真想让他就这么走了？他走了，家里怎么办？啊？”
王秀兰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慢慢拿出手机。
手指在屏幕上点着，点得很慢。打几个字，删掉，再打，再删。
最后发出去一条：
“晓峰，妈错了。你回来吧，妈不能没有你。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妈以后一定护着你。”
发完，她把手机放在桌上，像完成了一件很累很累的事。
客厅里又安静了。
大家都在等回复。
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
手机静悄悄的。
“再发。”周建国说。
王秀兰又拿起手机。
这次她打了很长一段：
“晓峰，妈知道这些年委屈你了。妈对不起你，妈没本事，护不住你。但你爸昨天说的是气话，他不是真心的。你回来吧，妈求你了。大过年的，你在外面怎么过啊？天这么冷，你住哪儿啊？吃得好不好啊？妈一想到这些，心都要碎了......”
发出去。
又等。
还是没回复。
周建国等不及了，抢过手机，自己打：
“周晓峰，我告诉你，你别给脸不要脸！赶紧给我滚回来！昨天的事我不跟你计较，但你今天要是不回来，以后就别想进这个门！”
发送。
“建国！”大姑赶紧说，“你这说的什么话！”
“我就要这么说！”周建国把手机扔回桌上，“我看他能硬到什么时候！”
话音刚落，手机响了。
不是铃声，是短信提示音。
所有人都扑过去。
周建国手快，一把抓起手机。
屏幕上显示一条新短信，来自“晓峰”。
他点开。
只有两个字：
“不了。”
周建国盯着那两个字，眼睛都要瞪出来了。
“不了？”他念出声，“他说‘不了’？”
他把手机狠狠摔在地上。
这次是真的摔碎了，屏幕黑掉，再也亮不起来了。
“好！好！好！”他连说三个好字，“有本事！翅膀硬了！行！我看他能硬多久！在外面饿死冻死，别回来求我！”
王秀兰蹲下去，捡起已经碎成几块的手机。
她把那些碎片拼在一起，但怎么也拼不回去了。
就像这个家。
碎了，拼不回去了。
“我去找他。”她突然说。
周建国一愣：“去哪儿找？”
“工地。”王秀兰站起来，“他肯定在工地。我去找他，我求他，我给他跪下。我就不信他不心软。”
“妈，我跟你去！”周晓明说。
周建国看着他们，突然觉得很累。
累得骨头都散了。
他摆摆手：“随便你们。爱找不找。”
说完，他走进卧室，砰地关上门。
门外，大姑一家面面相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最后大姑说：“那......那我们改天再来。你们......你们好好商量。”
他们走了。
留下满地的狼藉，和更加狼藉的心情。
王秀兰换了身衣服，拿上包，对周晓明说：“走吧。”
母子俩出了门。
楼道里冷飕飕的，穿堂风像刀子一样刮着脸。
走到一楼，王秀兰突然停下，看着周晓明：“晓明，妈问你句话。”
“什么？”
“如果......如果你哥真不回来了，你会怎么办？”
周晓明愣住了。
他没想过这个问题。
或者说，他不敢想。
“妈，你说什么呢。”他挤出一个笑，“哥肯定会回来的。他那么孝顺你，不会真扔下你的。”
王秀兰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叹了口气，继续往前走。
雪已经停了，但地上积了厚厚一层。太阳出来了，照在雪上，白得刺眼。
他们走到公交站，等车。
车来了，人很多，都是走亲戚拜年的。大包小包，欢声笑语。
王秀兰和周晓明挤上去，站在过道里。
车子晃晃悠悠地开，每站都停，上上下下很多人。
王秀兰一直看着窗外。
窗外是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店铺，熟悉的一切。
但她突然觉得很陌生。
好像这不是她生活了十年的城市，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周晓明在玩手机。
他在群里跟同学聊天，说家里的事。同学们都安慰他，说没事，你哥肯定就是闹脾气，过两天就回来了。
他看着那些安慰的话，心里稍微踏实了点。
是啊，哥肯定会回来的。
他能去哪儿呢？
他没学历，没技术，只能在工地上干活。工地上的活又苦又累，他肯定受不了。受不了了，不就回来了？
这么一想，周晓明又有点生气了。
哥也真是的，闹脾气就闹脾气，非要把事情搞这么大。
还“从此两清”。
清得了吗？
车子到站了。
工地在一片老城区边上，周围都是待拆迁的平房。大年初一，这里静悄悄的，一个人都没有。
工地大门锁着，铁链子拴着，上面挂着一把大锁。
从门缝里看进去，里面空荡荡的。塔吊停着，脚手架空着，工棚的门都关着。
“没人。”周晓明说。
王秀兰抓着铁门，往里看。
“晓峰！”她喊了一声。
声音在空地里回荡，没有回应。
“晓峰！你在吗？妈来了！你出来见见妈！”
还是没回应。
只有风刮过铁皮屋顶的声音，哗啦哗啦的。
王秀兰喊了几声，嗓子都哑了。
最后她蹲下来，哭了。
哭得很小声，但肩膀抖得很厉害。
周晓明站在一边，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看着这个工地，看着那些破旧的工棚，突然想起一件事。
有一次，他来找哥要钱买鞋。哥正在干活，满身是灰。他从脚手架上下来，从兜里掏出一沓钱，全是零的。十块，二十块，最大面额是一百。
“你要多少？”哥问。
“八百。”周晓明说。
哥数了数手里的钱，说：“我现在只有五百。你先拿去买，剩下的过两天给你。”
周晓明拿了钱，说了声谢谢，转身就走了。
现在想起来，他好像从来没问过，哥身上为什么总是只有零钱。
也没问过，哥住在什么样的地方。
更没问过，哥每天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
他只知道，缺钱了，找哥要。
哥会给。
“妈，”周晓明突然说，“咱们回去吧。”
王秀兰抬起头，脸上都是泪：“回去？不找了？”
“找不到的。”周晓明说，“哥要是想躲，咱们找不到。”
他扶起王秀兰，往回走。
走了几步，王秀兰又回头看了一眼。
工地静悄悄的，像一个巨大的坟墓。
埋葬了她儿子的青春，也埋葬了她最后的希望。
回去的公交车上，两人都没说话。
王秀兰一直看着窗外，眼神空空的。
周晓明一直在玩手机，但心不在焉。
他在想，如果哥真不回来了，他的新手机怎么办，新电脑怎么办，大学学费怎么办，房子怎么办。
越想越慌。
回到家，已经中午了。
周建国坐在沙发上，面前摆着一瓶白酒，已经喝了一半。
看见他们回来，他抬起头，眼睛通红：“找到了？”
王秀兰摇摇头。
周建国笑了，又灌了一口酒：“我就知道。他有本事跑，就有本事躲。”
“爸，你别喝了。”周晓明说。
“不喝？不喝我能干什么？”周建国晃晃悠悠站起来，“等着那个白眼狼回来？等着他施舍我们？”
他走到王秀兰面前，酒气喷在她脸上：“都是你养的好儿子！跟你一样，没良心！”
王秀兰没说话，也没躲。
她就站在那里，像一个没了魂的木偶。
周晓明看不下去了：“爸，你别怪妈。这事......”
“这事都怪你！”周建国突然转向他，“要不是你整天要这要那，要不是你花钱大手大脚，你哥能跑吗？他能寒心吗？”
周晓明愣住了。
他怎么也想不到，火会烧到自己身上。
“我......”他想辩解，但不知道说什么。
“你什么你？”周建国指着他，“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跟你哥要钱，一次比一次多！买鞋要八百，买衣服要一千，手机要五千！你当他的钱是大风刮来的？”
“那是你说让我找哥要的！”周晓明也急了，“你说哥赚钱容易，让我缺钱了就找他要！”
“我让你要，我没让你要那么多！”周建国吼道，“现在好了，他要不起了，跑了！你满意了？”
周晓明张着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看看周建国，又看看王秀兰。
突然觉得，这个家好陌生。
这些人都好陌生。
他转身跑进自己房间，砰地关上门。
客厅里又只剩下周建国和王秀兰。
周建国站了一会儿，突然蹲下来，抱着头。
“完了。”他喃喃道，“全完了。”
王秀兰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转身，走进厨房。
开始做饭。
洗菜，切菜，开火，倒油。
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得可怕。
锅里热油噼啪作响，青菜倒进去，刺啦一声。
油烟升起来，模糊了她的脸。
也模糊了她的眼泪。
客厅里，周建国的手机响了。
他捡起来——地上那个已经摔碎了，这是另一个。
接通。
“喂？”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请问是周建国先生吗？”
“是我。哪位？”
“我这里是城西派出所。您儿子周晓峰，是您儿子吧？”
周建国一下子站起来：“他怎么了？”
“他在我们这儿。说是跟家里闹矛盾，离家出走。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
周建国的心脏狠狠跳了一下。
派出所。
他进派出所了？
“他犯什么事了？”周建国赶紧问。
“没犯事，就是......唉，您最好来一趟吧。有些情况，电话里说不清楚。”
“好好好，我马上来！马上来！”
周建国挂了电话，冲进卧室换衣服。
路过厨房时，他对王秀兰喊：“别做了！穿衣服！去派出所！你儿子在那儿！”
王秀兰手里的锅铲掉在地上。
当啷一声。
第四章 身份反转与彻底了断
派出所的暖气开得很足。
热得人有点发闷。
周建国推门进去的时候，额头上已经冒汗了。一半是热的，一半是急的。
王秀兰跟在他后面，脸色苍白，手紧紧攥着包带，指甲都快掐进肉里了。
接待大厅里没几个人。
大年初一，连警察都少了，只有两个值班的坐在柜台后面，一个在打哈欠，一个在看手机。
“同志，同志！”周建国快步走过去，声音有点抖，“我找周晓峰，我儿子，刚才你们打电话......”
“哦，周晓峰。”打哈欠的警察抬起头，指了指旁边的走廊，“在调解室呢，往里走，第二个门。”
周建国连谢谢都忘了说，转身就往里走。
王秀兰小跑着跟上。
走廊很长，灯很亮，白惨惨的光照在地板上，能看见细小的灰尘在空气里飘。
第二个门，门上挂着牌子：调解室。
周建国深吸一口气，推开门。
然后他愣住了。
调解室里坐着三个人。
周晓峰坐在靠墙的椅子上，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低着头，手里捧着一个一次性纸杯，热气袅袅升起。
他旁边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着深灰色的呢子大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气质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对面坐着一个警察，三十多岁，正在低头记着什么。
听见开门声，三个人都抬起头。
周晓峰看到周建国和王秀兰，眼神没什么变化，只是移开视线，继续盯着手里的纸杯。
那个穿呢子大衣的男人站起来，朝周建国点点头：“是周先生吧？请进。”
周建国有点懵，但还是走进去。
王秀兰跟在后面，眼睛一直盯着周晓峰，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坐吧。”警察指了指旁边的椅子。
周建国和王秀兰坐下。
椅子是塑料的，很硬，坐上去冰凉。
“情况是这样的。”警察开口了，声音很平稳，“今天凌晨三点左右，我们接到火车站货场报案，说有人打架。我们出警过去，发现是几个搬运工因为工钱的问题起了冲突。您儿子周晓峰当时在场，但他没参与打架，只是在旁边劝架。后来我们把涉事的人都带回来了，问清楚情况之后，其他人已经放了，就剩下他。”
他指了指周晓峰：“我们问他家里情况，他说跟家里闹矛盾，不想回去。我们这才联系了你们。”
周建国听得云里雾里。
打架？火车站货场？凌晨三点？
“你......”他看着周晓峰，“你大半夜跑火车站去干什么？”
周晓峰没说话。
呢子大衣男人开口了：“是我让他去的。”
周建国这才把注意力转到他身上：“您是......”
“我姓郑，郑国梁。”男人伸出手，“国梁建筑集团的。您儿子昨晚接的活，是我们公司的临时单。”
周建国机械地跟他握了握手。
国梁建筑集团，这个名字他听过。市里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据说老板身家过亿。
“是这样。”郑国梁重新坐下，双手交叉放在腿上，姿势很从容，“昨晚那批建材着急用，我让下面的人找临时工。您儿子和几个工友接了活。后来因为工头想克扣工钱，起了争执。您儿子很冷静，第一时间报警，还劝其他人别动手。”
他看了周晓峰一眼，眼神里带着赞赏：“这个年纪，能有这份冷静，不容易。”
周建国完全听不懂了。
他在说什么？
冷静？赞赏？
“所以......”周建国试探着问，“郑总您今天来是......”
“我来接他。”郑国梁说，“顺便，想跟您谈谈。”
“谈谈？”周建国心里咯噔一下，“谈什么？”
郑国梁没直接回答，而是转向警察：“同志，我们能单独聊聊吗？”
警察点点头：“行，你们聊。我就在外面，有事叫我。”
他起身出去了，带上门。
调解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嗒，嗒，嗒。
“周先生。”郑国梁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晰，“我开门见山地说吧。您儿子周晓峰，是我一个老战友的儿子。”
周建国愣住了。
王秀兰也愣住了。
周晓峰抬起头，看了郑国梁一眼，又低下头。
“老战友？”周建国重复了一遍，“谁？”
“周文涛。”郑国梁说，“晓峰的亲生父亲。”
这个名字像一颗炸弹，在小小的调解室里炸开。
周建国的脸一下子白了。
王秀兰的手开始发抖。
“您......您认识文涛？”她声音发颤。
“何止认识。”郑国梁从怀里掏出一个皮夹，打开，里面夹着一张老照片，“我和他是战友，在一个连队待了五年。这张照片，是我们退伍前拍的。”
他把照片放在桌上。
照片已经泛黄了，边缘都磨毛了。上面是三个年轻人，穿着军装，勾肩搭背，笑得很灿烂。
中间那个，就是周晓峰的亲生父亲，周文涛。
比周晓峰记忆里的样子更年轻，更精神。
“文涛救过我的命。”郑国梁说，声音很平静，但能听出里面的情绪，“有一次演习，我踩了空，差点掉下山崖。是他拉住了我，自己差点摔下去。”
他把照片收起来，重新放回皮夹。
“退伍后，我们各奔东西。我回了老家，他留在了部队。后来听说他转业了，结婚了，有了孩子。我想联系他，但那时候通讯不方便，地址也变了，就断了联系。”
郑国梁停了一下，看向周晓峰。
“直到上个月，我在工地上视察，看见一个年轻人，觉得眼熟。一问，姓周，叫周晓峰。我问他父亲叫什么，他说叫周文涛。我这才知道，文涛已经走了十年了。”
他顿了顿，声音有点哑。
“这十年，我一直在找他。托了很多关系，问了很多战友，都说没消息。没想到，他就住在这个城市，而我居然一直不知道。”
周建国听得手心冒汗。
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非常不好的预感。
“郑总，”他挤出笑容，“您看，这都是缘分。您找到了战友的孩子，这是好事。要不......要不咱们出去吃个饭？我请客，咱们边吃边聊？”
“不用了。”郑国梁摆摆手，“我今天来，主要是两件事。”
他竖起一根手指：“第一，我要带走晓峰。”
周建国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带走？带去哪儿？”
“这个您不用管。”郑国梁说，“我会安排他住的地方，也会给他安排工作。如果他想继续读书，我可以资助他。如果他想工作，我可以让他在我公司里学习。总之，他以后的事，我管了。”
周建国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王秀兰突然站起来：“郑先生，这......这不太好吧？晓峰是我儿子，我......”
“您是他母亲，我知道。”郑国梁看着她，眼神很温和，但语气不容置疑，“但据我了解，您似乎并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
王秀兰的脸一下子白了。
“您先别激动。”郑国梁示意她坐下，“我调查过。晓峰从技校毕业到现在，四年时间，一共往家里拿了十八万七千元。而您和您现在的丈夫，似乎把这些钱都花在了另一个儿子身上。”
他看向周建国：“周先生，我说得对吗？”
周建国额头上冒出冷汗：“郑总，您听我解释......”
“不用解释。”郑国梁打断他，“我对您的家务事没兴趣。我只关心一件事：晓峰以后过得好不好。”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
“这是抚养费明细。”他说，“晓峰从十二岁到十八岁，这六年，按法律规定，您作为继父，有抚养义务。但他十八岁以后，您就没有这个义务了。相反，他这些年给您的钱，已经远远超过了您在他身上花的钱。”
他把文件推过去：“如果您需要，我可以让律师跟您细算。”
周建国没敢接那份文件。
他的手在抖。
“第二件事。”郑国梁竖起第二根手指，“关于文涛的抚恤金。”
他又拿出一份文件。
“文涛是因公殉职，单位发放了一笔抚恤金，一共二十三万元。按法律规定，这笔钱应该由他的配偶和子女平分。但当时晓峰未成年，这笔钱由您，王秀兰女士，代为保管。”
他看向王秀兰：“这笔钱，去哪儿了？”
王秀兰的脸色已经从白转青了。
“我......我......”她语无伦次，“我当时......当时家里困难......”
“困难到需要动用亡夫的抚恤金？”郑国梁问，语气依然平静，但每个字都像刀子，“而且，根据我的调查，这笔钱并没有用在晓峰身上。他读的是最便宜的技校，穿的是最便宜的衣服，吃的是最便宜的饭。那二十三万，去哪儿了？”
调解室里安静得可怕。
墙上的钟还在走，嗒，嗒，嗒。
每一声都敲在人心上。
“买房子了。”王秀兰突然说，声音很小，“当时......当时建国说，要买个大点的房子，一家人住......”
“所以，你们用文涛的抚恤金，买了房子。”郑国梁点点头，“房产证上写的是谁的名字？”
王秀兰不说话了。
周建国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写的是我的名字。”周建国咬着牙说，“但那是为了贷款方便！而且，晓峰也住在里面，这房子也有他一份！”
“是吗？”郑国梁笑了，笑得很冷，“您让一个孩子住五平米的储藏间，然后说房子有他一份？”
周建国哑口无言。
“郑叔叔。”一直没说话的周晓峰突然开口了。
所有人都看向他。
他抬起头，眼睛很红，但没哭。
“那些钱，我不要了。”他说，“房子，我也不要。我只要我爸的照片，和我自己的东西。”
“晓峰......”王秀兰哭了，“妈对不起你......”
“妈。”周晓峰看着她，“我不怪你。我知道你难。你怕周建国，你怕他不要你，所以你什么都听他的。”
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慌。
“但这十年，我过得很难。”他说，“我每天在工地上，搬砖，扛水泥，手磨出血泡，肩膀压出淤青。冬天冻得睡不着，夏天热得中暑。我省吃俭用，把每一分钱都拿回家。因为我以为，只要我做得够好，你们就会把我当家人。”
他停了一下，吸了口气。
“但我错了。在你们眼里，我永远都是外人。是累赘，是提款机，是可以用完了就扔的工具。”
“不是这样的......”王秀兰想辩解，但周晓峰没给她机会。
“昨天晚上，我想了很多。”他继续说，“我想起我爸去世前，拉着我的手说：‘晓峰，你是男子汉，要坚强，要照顾好妈妈。’”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但很快又稳住了。
“我做到了。我坚强了十年，我照顾了妈妈十年。但现在，我不想再坚强了。我也不想再照顾任何人了。我只想为自己活一次。”
他说完，看向郑国梁：“郑叔叔，我们走吧。”
郑国梁点点头，站起来。
“等等！”周建国突然喊道，“你不能带走他！他是我儿子！”
“他不是。”郑国梁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他是周文涛的儿子。而您，只是一个让他住了十年储藏间的陌生人。”
他走到周晓峰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走吧。”
周晓峰站起来，拿起放在椅子旁边的帆布包。
那个包很旧了，边角都磨破了。
但他拎得很稳。
走到门口时，王秀兰突然冲过来，抓住他的手。
“晓峰！你别走！妈求你了！”她哭得满脸是泪，“妈错了！妈真的错了！你给妈一个机会，妈一定改！一定对你好！”
周晓峰看着她。
看了很久。
然后轻轻抽出手。
“妈。”他说，“你没错。你只是选择了你想过的生活。现在，我也要选择我想过的生活。”
他转身，推开门。
走廊的光照进来，白晃晃的。
他走了出去，没回头。
郑国梁跟在他后面，也没回头。
调解室里，只剩下周建国和王秀兰。
还有那份摆在桌上的文件。
周建国盯着那份文件，盯了很久。
然后他突然抓起文件，撕得粉碎。
碎片像雪花一样飘落。
“走！”他吼道，“让他走！我看他能混出什么名堂！一个没出息的废物，还真以为自己攀上高枝了！”
王秀兰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哭声在空荡荡的调解室里回荡，凄厉又绝望。
周建国不理她，掏出手机，开始打电话。
“喂，老李？我建国。你上次不是说认识国梁建筑的人吗？帮我打听打听，那个郑国梁什么来头......对对，就是今天......”
他一边打电话，一边往外走。
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一眼还在地上哭的王秀兰。
“哭什么哭！”他吼道，“还不起来回家！丢人现眼！”
王秀兰没动。
他就自己走了。
脚步声在走廊里远去，越来越小，最后消失。
王秀兰一个人坐在冰冷的地板上，看着满地的碎纸片。
她想起十年前，周文涛去世的那个冬天。
也是这么冷。
也是一个人坐在地上，看着满地的医疗单子，哭得撕心裂肺。
那时候周晓峰才十二岁，站在她旁边，小手拉着她的衣服，说：“妈，别哭，我长大了养你。”
她当时抱着他，说：“好，妈等你长大。”
十年了。
他长大了。
可她却把他弄丢了。
永远地弄丢了。
派出所外面，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
郑国梁拉开后座车门：“上车吧。”
周晓峰犹豫了一下，还是坐了进去。
车里很暖和，有淡淡的皮革味。座椅很软，坐上去像陷进了云里。
郑国梁坐在他旁边，对司机说：“回公司。”
车子缓缓启动，驶入街道。
外面阳光很好，雪开始化了，滴滴答答地从屋檐上落下来。
街上人多了起来，都是走亲访友的，拎着大包小包，脸上带着笑。
周晓峰看着窗外，看了很久。
“郑叔叔。”他突然开口，“您刚才说的那些，是真的吗？我爸真的救过您的命？”
“真的。”郑国梁说，“没有他，我早就死了。”
“那您找我，是为了报恩？”
郑国梁笑了：“算是，也不全是。”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另一张照片。
是周晓峰在工地上干活时拍的。穿着工装，戴着安全帽，满身是灰，但眼睛很亮。
“我第一次看见你，就觉得你像文涛。”郑国梁说，“不是长得像，是眼神像。倔，不服输，再苦再难也咬牙撑着。”
他把照片递给周晓峰。
“后来我让人查了你的资料，才知道你是文涛的儿子。我又让人跟着你，观察了你一个月。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
周晓峰摇摇头。
“我看到你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从不偷懒。看到你帮工友扛最重的料，看到你把自己带的午饭分给一个没带饭的小工，看到你下班后还留在工棚里看书。”
郑国梁顿了顿，声音很认真：“晓峰，我找你，不单单是因为你爸。更是因为我看好你。你是个好苗子，值得培养。”
周晓峰没说话。
他低头看着那张照片。
照片里的自己，又黑又瘦，但眼睛里有光。
那是什么时候拍的呢？
好像是上个月，赶工期，连续干了十六个小时。收工的时候，天都黑了。工头说给大家拍个照留念，他就站在那里，对着镜头笑。
笑得很累，但很开心。
因为那天发工资，他拿到了六千八。
他留了八百，剩下的六千都打给了家里。
“郑叔叔。”他抬起头，“我想自己挣钱。”
郑国梁愣了一下：“什么？”
“您说的那些，读书，进公司学习，我都愿意。”周晓峰说，“但我不想白拿您的钱。我想从基层做起，一步一步来。您给我机会，我努力工作，挣我该挣的工资。”
郑国梁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笑了。
“好。”他说，“有骨气，像你爸。”
他拍了拍司机的椅背：“不去公司了，去我家。今天过年，咱们爷俩好好吃顿饭。”
车子转了个弯，驶向另一个方向。
周晓峰看着窗外。
街景飞快地后退，像倒带的电影。
那些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店铺，熟悉的公交站，都越来越远。
最后消失在后视镜里。
他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出昨晚的画面。
雪夜，便利店，泡面，老陈的电话，还有那条短信。
“从此两清。”
他真的做到了。
一周后。
周晓峰搬进了郑国梁给他安排的宿舍。
不是工棚，是正经的员工宿舍。两人一间，有独立卫生间，有空调，有热水。
室友是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小伙子，叫小李，是公司的绘图员。人很热情，帮他收拾东西，带他熟悉环境。
“郑总特别交代了，让你先跟着工程队熟悉熟悉。”小李说，“等过了正月十五，正式安排岗位。”
周晓峰点点头。
他没什么行李，就一个箱子，一个包。
打开箱子，把衣服拿出来挂进衣柜。最底下是那个相框，用衣服包了好几层。
他拿出来，擦干净，放在床头柜上。
照片里的父亲，笑得那么年轻，那么灿烂。
“爸。”他轻声说，“我离开那个家了。”
照片不会回答。
但阳光照进来，落在相框上，反射出温暖的光。
手机响了。
是周晓明打来的。
周晓峰盯着屏幕看了几秒，挂断。
又响。
又挂断。
第三次响的时候，他接了。
“喂。”
“哥！”周晓明的声音很急，“哥你在哪儿？你怎么不接电话？”
“有事吗？”
“哥，你快回来吧！妈病了！病得很重！”
周晓峰握紧了手机：“什么病？”
“高血压，心脏病，都犯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医生说很危险！哥，你快回来看看妈吧！”
周晓峰沉默了几秒。
“哪家医院？”
“市人民医院！住院部三楼，302！”
“好，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周晓峰坐在床上，很久没动。
小李从外面进来，看他脸色不对，问：“怎么了？”
“没事。”周晓峰站起来，“我出去一趟。”
他打车去了医院。
一路上，他想了很多。
想母亲这些年的懦弱，想她的眼泪，想她偷偷塞给他的零花钱——虽然每次都被周建国发现后骂一顿。
想她给他织的毛衣，虽然织得很丑，线头都露在外面。
想她在他发烧时，守了他一夜。
想她说：“晓峰，妈对不起你。”
人民医院住院部，三楼。
周晓峰走到302病房门口，停了一下。
透过门上的玻璃，他看见王秀兰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脸色苍白。周建国坐在旁边，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周晓明在削苹果，削得很认真。
看起来，一切正常。
没有抢救设备，没有医生护士，没有他想象中的危重场面。
周晓峰推开门。
三个人同时抬头。
“哥！”周晓明站起来，“你来了！”
周建国也站起来，脸上堆起笑：“晓峰来了？快坐快坐。”
周晓峰没坐。
他走到病床边，看着王秀兰。
王秀兰睁开眼睛，看到他，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晓峰......”她伸手想拉他。
周晓峰没动。
“医生怎么说？”他问。
“医生说......”周建国抢着说，“说你妈这病得静养，不能受刺激。而且得用进口药，很贵，医保报不了......”
“我问医生怎么说。”周晓峰打断他，看向周晓明，“晓明，你说。”
周晓明支支吾吾：“医生说......说妈是高血压，得住院观察几天......”
“观察几天？”周晓峰追问，“几天？”
“三......三天......”
周晓峰点点头，转身就要走。
“晓峰！”周建国赶紧拦住他，“你去哪儿？”
“回去上班。”
“上班？”周建国急了，“你妈都病成这样了，你还上什么班？”
“高血压，住院观察三天。”周晓峰看着他，“这病我熟。工地上老陈就有高血压，犯了几次，每次都是住两天院，开点药，就回去了。”
周建国的脸色变了。
“你......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周晓峰一字一句地说，“你们不用演了。妈没病，或者说，病得没你们说的那么重。你们叫我回来，无非是想让我出医药费，或者，想让我心软，跟你们回去。”
他看向王秀兰：“妈，你说，我说得对吗？”
王秀兰不敢看他，把头扭到一边，眼泪流得更凶了。
“晓峰，你怎么能这么说......”周建国还想辩解。
“周叔。”周晓峰第一次这么叫他，“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们想要什么？钱？还是别的？”
周建国被噎住了。
他没想到周晓峰会这么直接。
“我......我们就是希望你能回家......”他说得底气不足。
“回家？”周晓峰笑了，“回哪个家？那个让我住了十年储藏间的家？还是那个把我当提款机的家？”
“你怎么说话呢！”周建国也火了，“我再怎么不对，也养了你十年！”
“是，你养了我十年。”周晓峰点头，“所以我给了你十八万七。加上我爸的抚恤金二十三万，一共四十一万七。够不够？”
周建国张着嘴，说不出话。
“如果不够，”周晓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这里还有五万。是我这半个月的工资加奖金。郑叔叔给我的，我没要，但他硬塞给我。现在，我给你。”
他把卡放在床头柜上。
“密码是我爸的生日。你知道的。”
周建国盯着那张卡，眼睛都直了。
五万。
半个月的工资加奖金。
这是什么概念？
他一个月的工资才六千。
“从今天起，”周晓峰继续说，“咱们两清了。你养我十年，我还你四十六万七。多出来的五万，算利息。”
他转身，看着王秀兰：“妈，这五万你拿着，看病，或者干别的，都行。以后每个月，我会给你打一千块钱生活费。这是我对你最后的孝心。但其他的，没有了。”
王秀兰哭出声来：“晓峰，你别这样......”
“我只能这样。”周晓峰说，“妈，我二十二了，该为自己活了。”
他最后看了一眼这间病房，这三个人。
然后转身，拉开门。
“哥！”周晓明突然喊，“你真的不要这个家了吗？”
周晓峰停下脚步，没回头。
“是你们先不要我的。”
说完，他走了出去。
门在身后关上。
隔绝了哭声，隔绝了哀求，隔绝了过去的一切。
走廊很长，灯很亮。
他一步一步往前走，脚步很稳。
再也没有回头。
三个月后。
周晓峰站在国梁建筑集团的项目部办公室里，看着墙上的工程进度图。
他已经不是小工了。
郑国梁安排他从施工员做起，跟着老师傅学。他学得很快，两个月就能独立看图，三个月就能现场指挥。
工地上的人都叫他“周工”。
虽然只是个称呼，但他很喜欢。
“周工，三号楼的混凝土要验收了，您去看看？”一个小伙子跑进来。
“好，马上。”周晓峰拿起安全帽。
走出办公室，阳光很好。
工地上一片繁忙，塔吊在转，机器在响，工人们在忙碌。
他戴上安全帽，走进工地。
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实。
手机响了。
他掏出来看，是一条短信。
来自王秀兰：
“晓峰，妈出院了。钱收到了，谢谢。你好好照顾自己，别太累。”
他看了一会儿，回了一个字：
“嗯。”
然后收起手机，走向三号楼。
那里有他的工作，有他的未来。
有他崭新的人生。
阳光照在他身上，暖洋洋的。
他抬起头，看着蓝天。
天空很蓝，云很白。
像十年前，父亲把他举在肩膀上的那个下午。
“爸，”他轻声说，“我走出来了。”
风轻轻吹过，带走了这句话。
也带走了过去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眼泪，所有的不甘。
留下的，只有前方那条长长的，洒满阳光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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