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没有任何滤镜的晚清老照片,撕碎了所有古装剧的温情滤镜,直面旧中国底层最黑暗、最刺骨的人间惨剧。福州郊外吞噬无数婴童的婴儿塔、被世人彻底抛弃的麻风病村、全民沉沦的鸦片烟馆、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的流民众生…… 每一帧都是赤裸裸的苦难实录,藏着封建末世最残忍、最绝望的真实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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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里1890年的灰色砖塔,坐落在福州郊外的乱葬岗上,它有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名字——婴儿塔。

婴儿塔的设计,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恶意。塔身四周开着小洞,父母们会把婴儿——大多是女婴,或是有病的男婴——从洞口塞进去。如果婴儿当场摔死,那反而是一种“幸运”,更多时候,他们会在黑暗的塔底,和层层叠叠的尸骨、腐烂的襁褓待在一起,在饥渴和绝望中慢慢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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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塔人每三天来一次,他们会用铁钩把尸体扒出来,浇上桐油或煤油,一把火点燃。史料里记载:“腊月廿三,塔满,焚三日方灭。”烧的时候,皮肉黏着骨头,焦臭的黑烟在荒野上飘散。更令人发指的是,守塔人曾酒后吐真言:“常听见塔里有喘气声,拿钩子一捅就安静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女婴儿被抛弃?这背后是晚清福建社会的悲剧,在“嫁女必厚”的风俗下,养女儿被视为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了省下嫁妆钱,无数女婴一出生就被扔进了婴儿塔。在福州府志的记录里,婴儿塔中女婴的比例高达95%。

地方官员甚至将弃婴视为“减口良策”,在给朝廷的奏折里写道:“闽地山多田少,弃婴减口实为良策。”这种冷漠的态度,让婴儿塔的存在变得“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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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是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医生威廉·哈维·杜布森,于1900-1920年间在广东阳江市附近的王母村(麻风病村)拍摄的。照片中的患者正是被当地村民驱逐至此的麻风病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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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麻风病被视为“天刑”和“不治之症”。一旦有人患病,就会被整个村庄驱逐,赶到远离人烟的地方,如照片中的王母村,任其自生自灭。这个村子只是由一些简陋的泥砖小屋组成,坐落在阳江城东门外约1英里的沙土地上。

患者们缺衣少食,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只能靠乞讨或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勉强维持生命。杜布森医生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希望。他每星期至少走访一次这个村子,为病人提供有限的治疗和布道,这张照片正是他在行医过程中记录下的珍贵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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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真实地反映了晚清底层民众,最早收录于《明信片清末中国》一书。男子衣着单薄、破烂,蜷缩在墙角,是当时无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底层民众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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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拍摄于晚清鸦片馆内烟民吸食鸦片的真实场景。此时鸦片已从上层社会的“奢侈品”沦为全民泛滥的“日用品”,烟馆遍布大街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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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鸦片馆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烟馆装饰豪华,陈设名人字画,烟榻为雕花大床,烟具金镶玉琢,专供官僚、富商等上层群体。中等烟馆面向手工业者、小吏等,设施相对整洁,多设隔间,烟枪多为铜制或竹制。下等烟馆如照片所示,设施简陋,多为通铺,面向底层贫民,是当时最普遍的鸦片消费场所。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半公开化。到了晚清,清廷为缓解财政危机,竟放开本土罂粟种植,导致鸦片价格暴跌,从“富人的享受”变成“穷人也能抽得起”的毒品,全国吸食者超两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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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是晚清社会底层苦难的极致缩影,年轻人赤脚、衣衫褴褛,背负着年迈的母亲,手中的竹篮是他们唯一的“家当”,里面或许装着乞讨来的残羹冷炙,或许只是空空如也。老母亲虚弱地伏在他背上,眼神中充满了麻木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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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70年间,发生了16次特大灾荒,仅1876-1879年的“丁戊奇荒”,就导致华北地区1000多万人饿死,2000多万人流离失所。灾荒过后,土地荒芜,颗粒无收,无数家庭像照片中的母子一样,被迫背井离乡。

从太平天国运动到捻军起义,再到八国联军侵华,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战乱不仅摧毁了生产,还导致大量青壮年死于非命,留下老弱妇孺在废墟中挣扎。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和维持统治,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在江南地区,甚至出现了“赋重于租”的现象,农民辛苦一年的收成,还不够缴纳赋税,最终只能卖儿鬻女,沦为乞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