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晚清的王韬，有人骂他是流连花丛40年的浪荡子，一口咬定他写过记录百名妓女的大尺度日记；也有人把他捧成开眼看世界的先锋，说他的变法主张早康梁二十年。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王韬？这得从他那拧巴又跌宕的一生说起。
王韬是苏州书香门第出来的，15岁就中了秀才，搁那年代绝对是十里八乡的天才少年。可谁想到，此后的乡试他连考不中，碰得一鼻子灰的小伙子，1849年索性跑到上海投奔老爹。在上海他接触到西方传教士和外文书籍，眼界一下就打开了，1854年干脆受洗成了基督徒，还进了墨海书馆帮忙翻译西书。
太平天国闹起来的时候，王韬心里也犯过嘀咕。1860年太平军打到苏州附近，他结识了几个太平天国的官员，1862年还化名黄畹给忠王李秀成写了封信，出主意怎么打上海。哪知道太平军很快败了，这封信落到清军手里，清廷直接把他列成通缉犯，要不是英国领事帮忙护送去香港，他估计小命都难保。
在香港的日子，王韬没闲着，一边翻译书一边办报，1864年还当上了《华字日报》的主笔，写了不少针砭时局的评论。虽然在殖民地混得不算差，但他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个没根的人。1867年冬天，他跟着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去欧洲游历，一路从新加坡、锡兰晃到法国马赛，最后到了英国的爱丁堡和伦敦。
在欧洲，王韬帮着李雅各翻译《十三经》，还亲眼见识了西方的工厂、铁路和议会制度。这趟旅程给他的冲击太大了，原来西方的强大不只是船坚炮利，还有制度和教育的优势。1870年春天译完《诗经》《易经》《礼记》这些经典后，他冬天就回了香港，之后干脆和朋友买下印务所，改成中华印务总局。
1874年，王韬创办了《循环日报》，当主笔的十年里，他天天在报上写评论，喊着要变法自强，批评清廷的保守顽固。这报纸是华人办的第一家政论报，后来的维新派不少人都受过它的影响，说他是康梁的启蒙老师都不为过。
最让后人误会的，是他1879年的日本之行。那年春天他应日本文人邀请去考察，四个月跑遍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这些地方，回国后写了本《扶桑游记》。有人揪着书里对艺伎的直白描写不放，硬说这是他流连花丛的证据，还编出了“体验上百名妓女”“寻花问柳40年”的谣言。其实这本书重点是记录日本维新后的教育、工业和军备，他写艺伎是为了研究日本的底层风俗，根本没什么个人风月记录，那些夸张说法全是后人添油加醋的。
1884年，靠着李鸿章运作，清廷赦免了王韬，他终于回上海定居，住进了淞隐庐。回来后的他忙得脚不沾地，先是当《申报》编辑，1885年又办了弢园书局，用木活字印书。后来他还当格致书院的山长，主推西式教育，教学生物理化学这些科学知识，那会儿能这么干，思想真的太超前了。
王韬的变法主张可比康梁早了二十多年，1875年他就在报上发表《变法自强上中下》三篇，提出要设议院、兴学校、办工厂，几乎涵盖了后来戊戌变法的核心内容。1894年孙中山还专门找他修改《上李直到1897年5月24日去世，王韬留下了一大堆著作，从翻译的西书到时局评论，再到游历记录，每一样都是研究晚清的宝贵资料。他的一生就像晚清的缩影，一边受着传统儒家教育的束缚，一边又拼命拥抱西方的新思想，在乱世里磕磕绊绊地寻找中国的出路。
傅相书》，这篇文章后来在《万国公报
发表，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说起来，王韬确实不完美，他身上带着旧文人的风流习气，偶尔也会流连烟花场所，但绝对没后人传的那么夸张。人们总爱盯着他的风月八卦，却忘了他是第一个喊出变法自强的知识分子，忘了他的办报和翻译工作，给当时的中国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户。他不是什么完美的英雄，却是晚清乱世里，真正敢想敢说的先行者。
参考资料：光明日报 晚清思想家王韬的矛盾人生；中华书局 弢园文录外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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