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年间的一个秋日清晨，梁山泊水面雾气正浓，泊边草木都被露水打湿，晁盖骑在马上，回头望去，随行的头领并不算多。
水寨里鼓声沉闷，人声却冷清。吴用站在栈桥边，只作揖相送，并未披挂随行。公孙胜抱着拂尘，悄悄退在后面，只说了一句：“天王此去，莫要太过冒险。”晁盖点点头，也没多说，只催马出了山门。
有意思的是，这一程直奔曾头市，后来成了晁盖一生的终点。更耐人寻味的，是在他身后，那一百零八将中的大半，宁肯留守水寨，也不愿追随山寨之主出生入死。
一个曾经被众人推举上山、号称“托塔天王”的首领，走到这种地步，问题显然不在一朝一夕。要看懂这场冷落，得把时间往前拨，从生辰纲那一票开始说起。
梁山这帮人，多半出身乱糟糟，有军汉，有捕快，有屠户，有泼皮。谈“忠义”，嘴上都不含糊；真要拿刀上阵，心里装的还是利字当头。晁盖身在江湖，却半带“乡绅保正”的脾气，这在早期看不出什么毛病，人一多，矛盾就全冒出来了。
有人说梁山有没有真正的好人，答案不难。像武松、史进、朱仝这些人，血性有余，规矩不足；能做到一直守底线、不愿助纣为虐的，鲁智深、裴宣那样的角色，屈指可数。晁盖看重的“义”，偏偏落在这几个人以外，真正陪他干大事的，是另一群心思各异的汉子。
生辰纲一劫，把一批人拧到了一块。赤发鬼刘唐，入云龙公孙胜，三阮兄弟，白日鼠白胜，再加一个吴用，命都系在那八担金珠宝贝上。那时候的晁盖，还是东溪村的保正，名声不错，交情却不算深。
行事之前，大家是“同谋”；干完之后，身份就微妙了。晁盖成了众人拥戴的首领，其余人则成了“立功头领”。身份一变，分配方式不改，自然就出事。
一、分赃不明，先伤兄弟之心
江湖上混，谁都懂一个道理：亲近也要明算账，账清了，义气才站得住脚。生辰纲到手之后，晁盖安排阮氏三雄和白胜拿了自己的那一份，这看着挺够意思，其余的大头，却被他收在手里。
后来他登上大聚义厅，把那些金珠宝贝连同自家积蓄一起抬出来，当众赏给梁山原有的头领和喽啰。表面看，是大手一挥，不把钱财当回事，慷慨得很。细究起来，不少人心里其实是发凉的。
因为被他“赏”出去的大半家当，严格说来，并不全是他的。吴用出智谋，公孙胜押法力，刘唐、阮家兄弟拼命打斗，那是拿脑袋换来的钱。晁盖一句“赏赐众人”，等于把兄弟们的那一份，一股脑变成了“山寨公产”。
吴用早年只是个落第秀才，穷惯了，一次得手万贯，足以改变一辈子的路数。照市井说法，那点金银，足够在州府买个实缺，从此脱离白身，进得官场。结果在梁山这一折腾，全没了指望，只换来个“军师”名头和一身“强盗”罪名。
刘唐、阮氏三雄这样的粗豪汉子，不一定能把账算得那么细，但是“有功有赏”“人人有份”这点朴素观念，还是明白的。看着晁盖拿着大家拼命得来的宝货，在梁山旧人面前大方作态，心里难免会嘀咕：这是替谁出血？又是谁在出血？
盗跖早就把“盗亦有道”说得明明白白，里头有一条，很打动人：分配要均，才能服众。晁盖这一刀切，把功劳簿上最要紧的几个人晾在一边，等于亲手割裂了最早那批生死同伙之间的信任。
从那之后，吴用的态度便悄悄起了变化。表面还是礼数周全，实际上，与晁盖之间的亲近，却比不上后来与宋江之间的暗通款曲。利益没捞着，骂名倒背了不少，有心人换个靠山，也不算意外。
分赃不清，是晁盖犯下的第一条大忌。钱财动人心，这话一点不虚。江湖上讲义气，可义气得落在“吃饱穿暖”上，不然就是空话。
二、一山三虎，让位成了祸端
利益的问题埋下种子，权力的安排，则是让这颗种子发了芽。晁盖性子里有一份老实厚道，总想把兄弟摆在自己之前，这在村里当保正时，是优点；到了梁山这样龙蛇混杂之地，反而变成了隐患。
早期的核心，是“晁盖+吴用+公孙胜”。一个主心骨，一个出谋划策，一个镇压场面。这个组合，勉强还能维系山寨运转。宋江上山之后，一切被打乱了。
晁盖对宋江，带着近乎本能的欣赏。宋江义气外露，文武都拿得出手，又在江湖上积攒了名声。晁盖不止一次，当众说出“他日梁山泊事务，尽托宋公明”的话。听上去谦让，其实等于在众人面前立了个“备用寨主”。
从那一刻起，梁山就不再只有一个权力中心。下面的头领难免犯嘀咕：是听晁盖的，还是听宋江的？尤其吴用这种角色，更会算账——谁能带来更稳当的前途，谁给得起更扎实的好处，心里都要掂量。
更尴尬的是公孙胜。这个半僧半道的人，原本在核心圈子里与吴用并列，宋江上山之后，他被悄然挤到了下首。座位往后挪半步，面子上不见得有多少人提起，可入云龙若是一点不在意，那就不是人情世故，而成了木头。
一山不容二虎，这在朝堂，在江湖，都是老理。权臣加九锡，不是要篡位，就是要被猜忌；寨里立了“并肩王”，下面的小头目和喽啰，迟早会站队，窝里斗就在眼前。
晁盖若真懂规矩，就该把高台上那一把交椅坐稳，其他人左右陪坐，有功者高些，无功者低些，一眼看出主次。偏偏他一会儿“托付”，一会儿“让位”的话挂在嘴边，久而久之，大家心里反而摸不清真正的主心骨到底是谁。
宋江本就善于笼络人心，这种形势，对他来说是天赐良机。他只要顺势拉拢吴用，给足面子，再在赏赐上比晁盖更大方一点，晁盖就难免被架空。晁盖本想以谦退显宽厚，结果却把自己推到了“中间地带”，上不去，下不来。
更要命的是，到了曾头市用兵的时候，这种权力上的模糊，直接体现为“无人愿随”。吴用可以用“留守筹划”为理由待在山上，公孙胜借口“归山学道”不出马，其它人各有托辞。晁盖一声号令，竟喊不出足够的头领相随，这样的场面，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
权位不明，主次不分，这是晁盖犯下的第二条大忌。对外，是山寨威信不足；对内，则是给了宋江施展的空隙，让梁山变成“一仆二主”的格局。
三、盗跖自比颜渊，标准错乱难服众
利益没分清，权力又不坚决，还可以用“性子厚道”来搪塞一二。真正让人觉得晁盖不适合做“盗魁”的，是他对自身身份的认识出现了偏差。
晁盖早年是东溪村保正，管的是田地、赋税、人命官司，说白了，是在乡里担当“正人君子”的角色。这种惯性到了梁山，他下意识也想用乡绅的标准来约束一帮从刀头舔血过日子的绿林豪客。
他最得意的一句话，大意是：自从梁山火并王伦之后，立了“忠义”为本，要对百姓施仁德。这话听着不坏，放在书本上也好看，可摊开梁山做过的买卖，从生辰纲，到劫法场，到攻打诸州府，哪一件不是刀光血影？真要说“仁德”，实在有点挂不住。
有一次，杨雄、石秀为偷鸡一事惹来麻烦，晁盖大怒，骂他们坏了梁山好汉的名声。话里话外，仿佛梁山自家在山上，只靠渔猎种田就能养活上百号兄弟似的。
这种“罚小不罚大”的态度，久了谁心里都清楚。抢官银、劫粮草时，大家一马当先；偷鸡摸狗、寻常小利，又被说成坏名声。山寨名头是“替天行道”，收入却是彻头彻尾的强盗经济，标准摇摆，让人无所适从。
盗亦有道，说的是在盗的行当里，也有成规：动手之前看机会，出手之后要分明，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晁盖偏要再加一层“颜渊式”的清高，以为只要打出“忠义”旗号，就能把一群亡命之徒约束成半个义军。
宋江在这方面，比晁盖现实得多。对皇帝，他口口声声“招安”“报国”；对兄弟，他讲的是“同生共死”“有功有赏”。嘴上可以高调，分配却务实。晁盖则既要好名声，又不肯放弃强盗的好处，夹在中间，标准摇摆，自然难以让人心悦诚服。
再把眼光拉远一点，梁山那些被认为还算“守底线”的人，比如鲁智深、裴宣，选择更多是“不愿滥杀、不想助虐”，而不是要把一群盗贼硬拽成“清流”。晁盖却有点走偏，以为靠几句口号，真能让梁山脱胎换骨。
这便是他犯下的第三条大忌：忘了自己是盗跖一类的人物，总想向颜渊看齐。标准定得太高，执行却做不到，最后变成嘴上风光，行动尴尬。
回头看那一个秋日清晨的出征，表面上是晁盖为兄弟报仇，亲自领兵讨伐曾头市，实际上，是他一路走来，这三条大忌的集中爆发。利益上，他已经失了吴用、公孙胜这类核心人物的真心；权势上，他亲手造就了宋江这个“备用寨主”；理念上，他把强盗当义士来要求，让一众好汉既得不到实惠，也享受不到名分上的光彩。
所以，当晁盖在曾头市中箭坠马时，梁山上的权力天平其实早已倾斜。吴用、林冲等人迎宋江上位，并不突兀；很多兄弟在心里，也已经把真正的主心骨移到了那位“及时雨”身上。
如果没有宋江上山，梁山会不会发生第二次火并？从晁盖的行事模式来看，答案并不乐观。生辰纲早晚要花光，梁山又不愿真去农耕经商，钱粮紧张之时，只靠“忠义”两个字，是压不住一百零八条好汉的。
在那样的局面下，只要再多几次分配不公，多几次主次不明，多几次标准摇摆，哪怕换一个人出面，也难免走到兵刃相见的一天。晁盖身为“托塔天王”，却踩中了江湖上最忌讳的三条线，这才让吴用、公孙胜渐行渐远，也让宋江有了虎视眈眈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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