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0年，北京城的菜市口，血腥气弥漫。
那个曾经权势熏天的大太监刘瑾，正被一刀刀凌迟处死。
作为明武宗朱厚照曾经最离不开的贴身跟班，这个被戏称为“站着的皇帝”的家伙，最风光的时候，满朝文武只晓得巴结刘公公，早就忘了龙椅上坐着谁。
可他垮台用了多久？
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明武宗根本没调兵遣将，也没搞什么诸侯勤王，仅仅是递出去一张写着名字的小纸条，这个看起来庞大无比的权力怪兽，瞬间就崩成了渣。
不少人读到这儿，总觉得是明武宗突然“懂事了”，或者是刘瑾这坏蛋“遭报应了”。
全错。
这里头的门道，冷酷得让人后背发凉：在皇帝的心里算盘上，刘瑾压根就不算个人，充其量就是一条放出去咬人的恶犬，或者说，是一个专门用来装秽物的“垃圾桶”。
啥时候用？
怎么个用法？
哪天给摔了？
这笔糊涂账，大明朝的皇帝们足足算了一百多个年头，最后才算是个大概齐。
咱们把日历往前翻，翻到大明朝刚挂牌营业那会儿。
那时候当家的朱元璋，对于“这江山谁帮我看着”这个难题，满脑子都是老农守地那一套精明算计。
他手里攥着三张底牌：读书做官的、打仗立功的、自家姓朱的。
对那帮读书人，老朱是一百个不放心。
自从宰相胡惟庸那事儿出了以后，他干脆把宰相这职位给撤了，大权独揽。
在他眼里，这帮文人顶多算个打工的，想分权？
门儿都没有。
至于那些开国功臣，像徐达、常遇春这帮老伙计的后代，朱元璋还是挺看重的。
毕竟也是亲家——徐达的闺女就嫁给了燕王朱棣。
这帮勋贵手里握着京城的兵权，算是皇权的一道防盗门。
可老朱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着不保险。
外人再好也是外人，哪有亲儿子靠谱？
于是，他甩出了第三张王炸：宗室。
朱元璋把儿子们撒向全国，尤其是北方边境。
像晋王朱棡、燕王朱棣，那是手握重兵，甚至还有专门的“护卫军”。
老朱这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儿子们在外头当“藩王”挡着蒙古人，老兄弟们在京城帮衬着，文官们老老实实干活。
这一大家子分工明确，江山不就跟铁桶似的了吗？
哪成想，这世上最难把控的，偏偏就是这层血缘关系。
朱元璋前脚刚走，这套看似完美的架构稀里哗啦就塌了。
接班的大孙子建文帝朱允炆，是个典型的书呆子，满脑子理想主义。
他压根没琢磨透爷爷布局的深意，或者说，他太沉不住气了。
屁股还没坐热，他就开始对着亲叔叔们挥刀子。
贬为平民、流放发配、圈禁起来，甚至逼得湘王朱柏一家子举火自焚。
这下倒好，本来指望这些叔叔伯伯保家卫国，结果他们成了要命的阎王。
燕王朱棣本来心里还打鼓，一看这阵势：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反了没准还能活。
得，靖难之役开打。
这里头有个细节特有意思：建文帝重文轻武，结果北方的丘八们心都凉了，反倒觉得朱棣更有爷们儿样，全跑那边去了。
仗打了三年，朱棣赢了。
他也成了大一统王朝里，头一个造反成功的藩王。
朱棣屁股坐上龙椅那一刻，心里头其实挺别扭。
他是钻了“藩王有兵权”这个空子才上台的，这空子有多大，他比谁都清楚。
咋整？
留着这帮亲戚？
保不齐以后谁学我这一手。
全杀了？
那可是亲骨肉，再说刚从侄子手里抢了江山，再对兄弟下手，还要不要脸了？
好在朱棣玩政治那是把好手，他琢磨出一招绝妙的“软刀子割肉”。
削藩。
但这回不像建文帝那么生硬，而是搞了个交换：
兵权，交出来，以后不用你们操心国家大事了。
地盘管理权，交出来，以后归地方官管。
作为补偿，朝廷给钱，给地位，保你们世世代代荣华富贵。
说白了就一句：国家把你们当猪养着，你们的任务就是吃喝玩乐造小人。
这帮王爷虽然心里憋屈，可瞅瞅建文帝那下场，再看看自个儿手里没兵没权，只能捏着鼻子认栽。
这一把看似朱棣赢麻了，把最大的隐患给平了。
可往长远了看，这笔买卖简直亏到了姥姥家。
因为这帮被当猪养的宗室，那是真把生孩子当正事干。
到了明朝中后期，姓朱的人口爆炸式增长，国库根本填不满这个无底洞，再加上他们疯狂兼并土地，最后愣是成了压垮大明财政的一座大山。
当然，这都是后话。
至少在当时，宗室这股势力算是彻底歇菜了。
亲戚们废了，那谁来制衡那帮文官呢？
朱棣挑中的是：勋贵。
靖难之役打完，朱棣大肆封赏。
虽说老一批的功臣还在，但朱棣把自己从北京带出来的“靖难功臣”提拔了起来。
这时候的局面变成了：皇帝坐中间，勋贵集团握着枪杆子，死死压着文官集团。
这套路本来走得挺顺，直到那个“败家子”朱祁镇冒了出来。
明英宗朱祁镇，非要学他太爷爷朱棣御驾亲征。
结果在土木堡，几十万大军让人家包了饺子，全军覆没。
更要命的是，跟着去的那几十位顶级公侯伯爵，包括一代战神英国公张辅，全都死在了乱军堆里。
这一哆嗦，直接把明朝的勋贵集团给打残了，脊梁骨都断了。
等北京保卫战打完，朝廷上下这么一瞅：能打的没了，掌权的勋贵也没了。
文官集团顺势上位，彻底掌握了话语权。
这时候的皇帝，突然发现自己真成了“孤家寡人”。
宗室被当猪养了，指望不上。
勋贵被打废了，指望不上。
文官集团一家独大，天天拿“祖宗家法”和“圣人道理”来堵皇帝的嘴。
这节骨眼上，必须得有个新角儿登场了。
早在明宣宗朱瞻基（也就是朱棣的孙子）那会儿，虽说勋贵还在，但皇帝已经隐约感觉到了文官集团尾巴翘得太高。
内阁的权力越来越大，虽说没挂宰相的名，可干的活儿跟宰相没啥两样。
于是，明宣宗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教太监识字。
当年朱元璋在宫门口立了块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严禁太监读书。
可在明宣宗看来，太监要是大字不识一个，怎么帮皇帝批文件？
怎么分内阁的权？
就这样，一个新的衙门——司礼监，冒了出来。
这背后的设计精明得很：
文官（内阁）负责“票拟”，就是给奏章提建议。
太监（司礼监）负责“批红”，就是拿着红笔替皇帝做决定。
你要是当官的，想让自己的建议通过，就得跟司礼监那帮人搞好关系。
这一手，直接把宦官势力拽到了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
为啥非得是太监？
这里头有皇帝最现实的利益考量。
用亲戚？
人家有皇族血统，那是真敢惦记龙椅的。
用功臣？
人家有世袭爵位，关系网盘根错节，尾大不掉。
用文官？
人家有师生同年的圈子，嘴里全是道德文章，抱起团来连皇帝都敢喷。
唯独太监。
头一条，他们断子绝孙。
这就意味着权力没法传给儿子，所有的风光都得依附着皇权。
第二条，他们没根基。
文官被贬了还能回老家当个乡绅，太监离了皇宫就是个废人，连祖坟都进不去。
第三条，也是最要命的一条——杀他们不用眨眼，没成本。
这就是为啥明朝出了那么多权倾朝野的大太监，王振、刘瑾、魏忠贤…
看着呼风唤雨，好像能把文官集团踩在脚下。
可只要皇帝动个念头，递张小纸条，他们立马人头落地。
就像刘瑾，他之所以能横行霸道，那是明武宗需要一条恶狗去咬那些不听话的文官。
刘瑾干的那些缺德事，收的那些黑钱，皇帝真就被蒙在鼓里？
怎么可能。
皇帝不过是在利用他罢了。
把脏活累活干了，把钱搂了，把文官得罪光了。
等到老百姓怨气冲天的时候，皇帝再出来扮“圣人”，把刘瑾一杀，既平了民愤，又把家产抄了充国库，还没人敢说皇帝半个“不”字。
这才是真正的“帝王心术”，黑得很。
所以，回过头看明朝权力的变迁，根本不是什么“太监乱政”那么简单。
这是一道做了两百年的“选择题”。
明朝初年，朱元璋选了“亲戚+功臣”，结果搞出了靖难之役。
明成祖，选了“功臣+削藩”，结果土木堡一战把功臣打没了。
到了中后期，皇帝们终于摸索出了那个“最优解”：太监。
有太监在，压制文官根本用不着亲戚，也轮不到功臣。
太监是皇权的影子，是伸出去的触手，更是挡枪的防弹衣。
他们替皇帝跟文官集团互撕，替皇帝背黑锅。
虽说这套玩法最终搞得乌烟瘴气，甚至把明朝推向了深渊，但对于坐在紫禁城里的那个人来说，这却是维护统治最省钱、效率最高的法子。
至于那些被千刀万剐的大太监们？
在皇帝眼里，那不过是用旧了、该换的一把夜壶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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