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五年（1866年），大清官场刚换了届，新接手陕甘总督大印的杨岳斌，屁股还没坐热，就撞见一桩怪事。
他的部下，那个顶着西宁办事大臣头衔的玉通，居然贴出了一张让人惊掉下巴的布告。
那白纸黑字写得明白：要是朝廷的大军敢露头，当官的直接拿下，老百姓也别想活，统统“就地正法”。
这哪像朝廷命官说的人话？
分明就是造反的调门。
杨岳斌那是湘军水师里的老江湖，在死人堆里滚出来的，哪受得了这种窝囊气？
他二话不说，立马指派候补知府钟瑛杀向西宁去查个水落石出。
结果倒好，人刚露面就把命搭上了。
杨岳斌气得直哆嗦，又把提督梅开泰派了出去，领着十二个营的兵力去硬碰硬。
结局更惨，被人揍得鼻青脸肿，灰头土脸地逃回了兰州。
直到这会儿，大伙儿才算看透西宁这笔烂账的底色：挂着大清旗号的官员，说白了就是捏在别人手里的人质。
真正当家做主的，是回民武装的那对把兄弟——马桂源和马本源。
后来左宗棠话说得透彻：这地方的衙门早就“名存实亡”，城里的汉官那是被软禁好些年了。
时间一晃到了1872年8月，左宗棠把大营扎进兰州时，接手的就是这么个烫手山芋。
这时候，摆在他和先锋官刘锦棠面前的，可不是一般的难题，简直是道无解的死局。
西宁那头，马桂源本来就势大，如今更是如虎添翼。
陕西回军那帮被打散的人马，由白彦虎、崔伟领着，拖家带口约摸三万人，一股脑儿钻进了西宁。
这帮人一凑堆，势头大得吓人。
再看看刘锦棠手里的牌面？
《左宗棠全集》里记得清清楚楚：刘锦棠带着董福祥、张俊这帮人，满打满算十八个营，也就是六千来号人。
六千对阵三万多（这还没算马桂源原本的家底），还得去啃一块经营了多少年的硬骨头。
这仗要是硬打，摆明了是赔本赚吆喝，搞不好连裤衩都得赔进去。
左宗棠这个老谋深算的“狐狸”，开打前先给刘锦棠算了一笔“政治账”。
他特意交底：
“先盯着外来的‘客回’打，同时给本地的‘土回’透个信儿：‘官军是来收拾那帮外地人的，路过而已，本地人别慌。’”
这招数，学名叫“分而治之”。
所谓客回，就是白彦虎那帮陕西来的流亡户；土回，则是马桂源这种西宁的地头蛇。
左宗棠的小算盘打得精：你们现在看着抱团，利益肯定尿不到一个壶里。
我专打外地人，本地人保不齐就会在一边看戏。
可这招灵不灵，还得看对面接不接招。
马桂源脑子可不糊涂。
河州的马占鳌是投降了，那是人家的路。
马桂源眼瞅着刘锦棠的大兵压境，心里跟明镜似的：左宗棠嘴上喊着“招抚”，那是哄鬼的，手里的刀子才是真的。
他咬牙做了一个决定：不要西宁府城了。
这一步棋走得极险，也极精。
9月12日，马桂源在西宁东关的大宅子里搞了个秘密碰头会，拉着白彦虎、禹得彦这帮“客回”的大佬，歃血为盟。
会上拍了板：与其守着死城挨炸，不如利用地形，把清军放进笼子里打。
转过头，马桂源就带着主力撤出了西宁，把大部队拉到了平戎驿到小峡口这一线。
为啥挑这儿？
从碾伯（就是现在的乐都）去西宁，这是必经之路。
这地方险得要命：一边是滚滚湟水，两边是大山夹峙。
特别是大峡到小峡这几十里地，中间就一条几尺宽的羊肠小道，大军根本摆不开阵势，只能排成一字长蛇，挨个往里钻。
马桂源在这儿下了多少本钱？
史料上说，大大小小的碉堡修了一百多座，密密麻麻，交叉火力网织得连只鸟都飞不过去。
这就是个精心挖好的“死亡陷阱”。
此时的刘锦棠，迎来了军旅生涯最大的一次豪赌。
按常规套路，面对这种铁桶阵，稳妥的法子是步步为营，一点点啃。
可刘锦棠偏偏选了最悬的一招：孤军深入。
这架势，颇有点当年邓艾偷渡阴平的意思。
大军从碾伯开拔，在县西七里的地方强渡湟水，沿着河岸逆流而上，直插平戎驿。
他的意图很露骨：执行左宗棠那套“离间计”。
主力死盯着陕西回军的老窝打，顺手分兵卡住马营湾和三十里铺，想把“客回”和“土回”硬生生切开。
谁曾想，战场上的剧本，压根没按左宗棠的设想走。
马桂源和那帮“客回”根本没中计。
在共同的信仰和活命的压力跟前，原本可能面和心不和的两拨人，这会儿抱得比铁还紧。
9月13日，西宁叛军和陕西回军非但没散伙，反倒分头对清军发起了疯狗般的猛攻。
局势瞬间变成了最残酷的肉搏：一边是刘锦棠这六千号精锐，背水一战，钻进了口袋；另一边是近三万回军主力，守着一百多座碉堡，居高临下往下砸。
在这条从平戎驿到小峡口的几十里峡谷里，一场决定西宁命运的血腥厮杀，刚刚拉开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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