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50年，大唐长安城的一处宅院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一位年过半百的官员躺在病榻上，眼看是不行了。
就在咽气前，他干了一件让家里人目瞪口呆的事：让人把自己的书房搬空，那一摞摞手稿，大半都被他扔进了火盆。
火舌吞噬的，是他钻研了一辈子的兵书战策和治国方略；而他特意留下的，反倒是些吟风弄月的闲散诗句。
后来的人翻看历史，提到这名字，脑海里浮现的总是两个极端的形象：一个是流连花丛的“浪荡子”，一个是才华横溢的“大诗人”。
坊间最爱传的，是他当年的那些艳闻，那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简直成了他一生的注脚。
这其实是一个本来该当宰相、该做将军的顶级人才，怎么在一次次命运的岔路口被撞得头破血流，最后不得不躲进脂粉堆里装疯卖傻的悲剧。
这人的名字，叫杜牧。
把时间轴往回拉，定格在公元818年。
那一年的杜牧，绝对会让你感到陌生。
那会儿他才十五岁，含着金汤匙出生，是长安城里最顶尖的“官三代”。
他爷爷杜佑，那是辅佐过三代皇帝的宰相，编纂的《通典》到现在还是经典。
杜家最红火的时候，那是真正的权倾朝野，门下的学生故旧多得数不过来。
在这种环境里熏陶出来，杜牧的“出厂设定”压根就不是为了写两句酸诗。
他打小捧着的是兵书，琢磨的是排兵布阵，立下的志愿是像爷爷那样，出将入相，安邦定国。
谁知老天爷翻脸比翻书还快。
就在那一年，爷爷和父亲前后脚都走了。
在那种豪门大族里，顶梁柱一倒，权力的真空瞬间就能引发雪崩。
没过几个月，树倒猢狲散。
昨天还是锦衣玉食的小少爷，今天就得跟着老母亲搬进四面漏风的破庙，甚至得去挖野菜填肚子。
这种从云端直接摔进泥坑的剧变，能把人摔废，也能把人练成钢。
在那个冷得像冰窖一样的破庙里，杜牧心里盘算得清清楚楚：想翻身，想让母亲不受罪，想重振杜家的声威，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独木桥——科举。
这是一场输不起的赌局。
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十年，头悬梁锥刺股，不为修身养性，只为磨出一把能撬开权力大门的利刃。
到了公元826年，杜牧迎来了人生第一个岔路口。
那年头的科举，残酷程度比现在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有过之而无不及。
光肚子里有墨水没用，还得有人捧，得有名气，这就是所谓的“行卷”。
杜牧没读死书，他这人政治嗅觉极其灵敏。
这步棋走得太对了。
杜牧一炮而红，进士及第，直接拿了个第五名。
可生活最操蛋的地方就在于，它刚给你发了入场券，转头就告诉你，考场早就变成了修罗场。
杜牧踏进官场这会儿，大唐朝廷正陷在一场持续了四十年的死局里——“牛李党争”。
这两拨人斗得眼珠子都红了，凡是吃皇粮的，必须选边站。
这就逼着杜牧做出了人生第二个、也是最要命的选择：跟谁混？
乍一看，他其实没得选。
老朋友沈传师去江西上任，喊他去当参谋；后来牛僧孺镇守扬州，又请他去做掌书记。
这些人看重他的才气，对他有提携之恩。
杜牧这人讲义气，脑子一热，就顺理成章地进了牛僧孺的阵营。
但他这笔账算漏了一个致命的因素：牛僧孺对他好归好，可压根就没打算让他干正事。
在扬州那几年，杜牧活得那叫一个分裂。
心里头，他装的是百万雄兵，看着大唐江山一天天烂下去，恨不得立马提刀上马，整顿乾坤。
现实中，他的顶头上司牛僧孺，只希望他做一个太平盛世的花瓶。
牛僧孺甚至派了便衣特务一天二十四小时盯着他，连他晚上去了哪家青楼、点了哪个姑娘都记录在案。
这种所谓的“关爱”，说白了就是一种变相的软禁和废黜。
杜牧是个聪明人，他看懂了。
他明白，在这个扭曲的官场里，太清醒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太有才华还没地儿使，那就是招灾惹祸。
既然这样，那行，我不装了。
那我就演个浪荡才子给你们看。
于是他开始放飞自我，通宵达旦地喝酒，那是真把日子过成了段子。
在扬州，在洛阳，他成了烟花柳巷的常客，“杜十三”的名号响彻欢场。
他真的是沉迷美色不可自拔吗？
不见得。
你去读他那句“借问春风何处好，绿杨深巷马头斜”，那字缝里透出来的哪是快活，分明是憋屈到极点的苦闷。
这是一种最高级的伪装，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麻醉。
他在用身体的放纵，来掩饰灵魂的窒息。
要是他真能彻底烂在泥里也就罢了，可偏偏他心底那团火怎么都浇不灭。
后来风水轮流转，李德裕掌权，“李党”上位。
按规矩，作为“牛党”边缘人的杜牧，这回肯定是死定了。
可李德裕这人惜才，他虽然看不惯杜牧私生活不检点，但不得不服杜牧的本事。
这本来是老天爷给杜牧留的最后一道门缝。
只要他肯低头，肯服软，肯换个山头拜码头，凭他那一肚子兵法，在李德裕手底下建功立业完全不是梦。
但他偏不。
老上司牛僧孺劝他收收心，他改不了；死对头李德裕想用他，他又放不下那份傲气去攀附。
这种性格上的“别扭”，注定了他悲剧的收场。
他既学不会政客那种没脸没皮的钻营，也做不到隐士那种彻底的超脱。
他卡在中间，进退两难，被挤兑得遍体鳞伤。
到了晚年，杜牧的路越走越窄。
从监察御史被踢到湖州当刺史，再到黄州，官越做越小，地儿越来越偏，心也越来越凉。
回头看看杜牧这五十年。
头十五年，他是天之骄子，躺在蜜罐里做着宰相梦。
中间十年，他在破庙里死磕，以为考上进士就能逆天改命。
后半辈子，他在官场和青楼之间来回拉扯，用风流掩盖绝望，用酒精打发残生。
公元850年，杜牧带着满腹遗憾走了。
乍一看，他这辈子尽在做“赔本买卖”：党争最凶的时候站错了队，该夹起尾巴的时候坏了名声，该圆滑世故的时候又浑身是刺。
可恰恰是这些“错误”，才造就了那个独一无二的杜牧。
要是他真那么精于算计，大唐不过是多了一个平庸的官僚，历史上却少了一位震撼人心的诗人。
他把那些没法施展的抱负，没处发泄的愤懑，全都揉碎了，酿进了酒杯，化进了诗行。
那些“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悲愤，那些“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叹息，哪里是在评说历史，分明是在哭他自己。
人还在红尘里打滚，魂早就在云端上独行。
这笔人生账，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恐怕只有九泉之下的杜牧自己心里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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