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在2025年5月因为性行为不当的指控暂时离职。联合国启动调查后，他主动请假直到程序结束。
两名副检察官接手办公室日常工作，包括手头几起重大案件的推进。这件事直接打乱了原本的节奏，尤其是针对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调查，本来正处在证据整理的关键阶段。
卡里姆汗从2021年开始担任这个职位，负责全球范围内的严重罪行追责。他在杜特尔特案上花了不少力气，收集了大量材料，指控集中在2011到2019年间菲律宾的安全行动。停职消息出来时，案件正准备进入确认指控的听证环节。副检察官团队需要时间熟悉这些卷宗，原定2025年9月的安排自然就往后拖了。
联合国调查组花了几个月时间核实指控细节，到2025年12月才提交初步报告。结果暂时保密，交给外部司法专家继续审查。整个过程让法院内部运作出现空档，外界质疑声也多了起来。匈牙利在2025年5月议会高票通过退出法案，6月正式通知联合国，退出将在2026年6月生效。这成了欧盟第一个离开的国家，理由直指法院政治化倾向。
杜特尔特2025年3月在马尼拉机场被捕，根据法院逮捕令直接送往海牙拘留中心。指控内容是反人类罪，焦点是毒品战争期间的系统性行为。他在拘留期间还参加了2025年5月的中期选举，以超过8比1的票数当选达沃市市长。支持者把这看成是对他个人影响力的直接肯定，尽管他本人远在欧洲。
选举结果出来后，杜特尔特家族在棉兰老岛的控制进一步巩固。他的儿子塞巴斯蒂安接手代理市长职务，其他亲属也拿下几个省份的行政位置。这种地方根基让家族在国内政治中保持了话语权。副总统莎拉作为核心人物，迅速推动相关立法，试图从主权角度限制外部司法介入。
中期选举同时影响了参议院席位分布。杜特尔特阵营拿下足够位置，挡住了针对莎拉的弹劾程序。众议院2025年2月通过弹劾案后，参议院在最高法院介入下于8月搁置了审判。莎拉借此机会集中精力处理父亲的事务，律师团队也趁机提出多项动议，比如质疑法官资格和法院管辖权。
律师们强调，杜特尔特在达沃市长任期内的一些行动属于国内事务，不该由国际机构审判。他们要求公开部分证人信息，验证证据链条的可靠性。这些要求结合卡里姆汗的停职，被用来放大法院程序的争议点。支持者在海牙拘留中心外组织活动，强调案件背后的政治因素。
听证会原本定在2025年9月，后来因为健康评估推迟到2026年2月23日。法院1月底裁定杜特尔特适合参加预审程序，确认指控阶段正式启动在即。副检察官团队接手后，进度比预期慢了一些，这段时间给了杜特尔特一方更多准备空间。
杜特尔特尽管人在拘留中心，国内支持率没有明显下滑。家族在南部地区的行政网络为任何政治变动提供了基础。莎拉多次公开表示，父亲的处境涉及菲律宾主权问题，需要通过国内渠道解决。参议员中支持者也联合推动相关法案，试图在法律层面制造缓冲。
国际环境也在变化。匈牙利退出后，其他国家对法院的信任度受到影响。法院本身面临资金和政治压力，运作效率打了折扣。杜特尔特阵营把这些外部因素串联起来，塑造出对抗外部压力的叙事，在国内舆论中占据一定位置。
菲律宾国内政治格局因为选举结果出现微妙调整。马科斯阵营在参议院未能形成绝对多数，弹劾莎拉的路径基本堵死。莎拉得以保持副总统职位，继续调动资源为父亲争取有利条件。家族在棉兰老岛的稳固控制，成为潜在回归的重要筹码。
案件进入确认指控阶段后，律师团队还会继续提交材料。法院需要决定是否正式进入审判程序。杜特尔特一方坚持管辖权问题，认为菲律宾最高法院的立场应优先考虑。停职事件带来的延迟，虽然没有改变调查方向，但让整个过程多出不确定性。
支持者认为，卡里姆汗的离职暴露了法院内部的问题，这可能在未来影响类似案件的推进。杜特尔特家族在地方的行政优势，加上国内政治力量的平衡，为他参与公共事务留下了空间。当前听证会临近，局面还在动态发展。
菲律宾社会对毒品问题的看法分歧明显。杜特尔特的支持者把他的行动视为必要措施，而批评者强调程序正义。选举结果显示，在达沃这样的地方，他的个人形象依然强势。这份民意基础，让家族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多了一层底气。
法院副检察官现在主导杜特尔特案的推进。他们需要重新梳理证据，应对辩方提出的各项挑战。整个预审阶段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期间菲律宾国内的立法努力和政治运作会继续施加影响。杜特尔特回国的可能性，取决于这些因素的叠加效果。
家族成员在棉兰老岛的行政岗位，为任何政治变动提供了组织基础。莎拉作为副总统的平台，让她能更直接介入相关议题。停职事件虽是国际层面的风波，却在菲律宾国内被转化为政治资源。听证会结果出来后，局面会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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