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任石油工业部的副部长，一生深耕国家能源事业，享年85岁|副部长|李人俊|石油工业部|石油部|能源事业

1914年的温州鹿城，瓯江的水汽裹着烟火气，夹板船的橹声摇碎街巷的昏暗，刚亮起的电灯微光，映着江边人家敢闯敢拼的模样。这一年，李人俊降生在这片土地上，没人能想到，这个普通温州子弟，日后会用一生，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扛起千斤重担。

钱庄网图

15岁那年，李人俊告别学堂，走进厚康钱庄当学徒。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家人深知，“管钱、识势”比死读诗书更能安身立命，这不是走投无路的谋生，而是一场深思熟虑的历练。钱庄的日子，没有波澜壮阔，只有熬不完的枯燥和容不得半点差错的严苛——天不亮就起身对账，深夜还在整理堆积如山的票据，一个小数点的偏差，换来的就是掌柜严厉的斥责。

换做旁人，或许就抱着“熬出师”的心态敷衍度日，可李人俊偏不。他骨子里的“不将就”，不是天生的倔强，而是在动荡年代里，对“安身立命”最朴素的理解：手里的事做不精，脚下的路就站不稳。别人核对一遍的账目，他要翻来覆去核对三遍，不是因为格外谨慎，而是怕出错、怕失去这份能让自己立足的底气；别人不愿钻研的银钱换算，他主动凑上去摸索规律，不是因为热爱，而是明白，多一份本事，就少一份被时代淘汰的风险。

不到两年时间，这个年轻的学徒，竟能精准预判银价波动，深得钱庄老板赏识。没人知道，这份认可背后，是他在无数个深夜里的默默坚持，是在枯燥乏味中对抗迷茫、在严苛要求下锤炼心性的结果。那时的李人俊，心里没有什么宏大理想，只想着学好本事，当一名合格的钱庄掌柜，守着一份安稳，护着家人周全——这是那个年代，每个普通人最卑微也最真切的愿望。

可时代的洪流，从来不会给普通人“安稳度日”的选择权。九一八事变的炮火击碎了山河安宁，百姓流离失所，温州的街巷也再无往日的平静。看着眼前的苦难，李人俊的内心，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挣扎：放弃钱庄的安稳，就等于放弃了多年的积累，放弃了看得见的未来；投身进步运动，前路茫茫，甚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九一八事变

他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没有无所畏惧的勇气，也有过恐惧和犹豫——谁愿意主动告别安稳，奔赴未知的险境？可每当看到流离失所的百姓，想到破碎的山河，那份藏在骨子里的不甘，那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朴素情怀，终究压过了所有恐惧。他心里清楚：如果连家国都没了，再安稳的日子，又有什么意义？

1939年，25岁的李人俊，毅然放弃了钱庄的工作，报名参加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这一次，他没有太多犹豫，却有着清醒的认知：自己精通银钱账目，从未摸过枪，没法像战士一样冲锋陷阵，但他可以用自己的本事，为革命出一份力。一年后，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选择，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在颠沛流离中找到的信仰——跟着党，跟着志同道合的人，才能真正救中国，才能让百姓过上安稳日子。

真正让李人俊在革命队伍中站稳脚跟，也最让人动容的，是他筹建江淮银行、创办印钞厂的故事——这是他用钱庄本事，为革命筑起的“经济长城”，也是他一生最难忘的绝境坚守。

江淮银行纸币网图

1941年，李人俊被任命为新四军江淮银行副行长兼印钞厂厂长。彼时，新四军刚在盐城立足，日伪的经济封锁层层收紧，根据地军民缺衣少食，甚至连军需物资都难以保障。筹建江淮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就是要粉碎日伪的经济封锁，守住根据地的经济根基。据说，当时给银行取名时，有人建议叫“淮南银行”“两淮银行”，还是刘少奇同志提议：“新四军要面向大江南北，横跨淮河两岸，就叫江淮银行吧！”这个名字，也承载着他们守护一方山河的决心。

可创办印钞厂的艰难，远超所有人的想象。日寇的封锁，让印钞机、印钞纸、油墨成了稀罕物，甚至连专业的印钞技术人员都找不到。李人俊没有退缩，他和战友们商量后，把印钞厂定名为“华光公司”，打着“私营印刷厂”的幌子，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开展工作。厂址更是几经迁移，从东台县裕华镇的棉花仓库，到阜宁羊寨镇的洪庙，每一次迁移，都是一次生死考验，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日寇发现，满盘皆输。

李人俊不是印钞专家，面对陌生的凹版印刷工艺，他只能带着钱庄里懂记账、会刻章的伙计，一边摸索一边试验。白天，他们要躲避日寇的“扫荡”，藏在芦苇荡、庄稼地里，不敢有半点动静；晚上，就在农村的草屋里、海船上加班加点，一张钞票要反复印刷几十次，才能达到合格标准。凹印印刷需要高纯度酒精烘版，材料短缺时，他们就用土烧酒提纯应急；没有专业设备，他们就自己动手改造；没有技术人员，他们就一点点摸索规律，哪怕熬到深夜，也不肯停下。

最让人敬佩的，不是他们克服了多少困难，而是他们在绝境中，始终守住的“诚信底线”。当时印出的江淮币，每一张都要加盖钢印、编号，还要有三人签字确认，工作量极大。在游击环境中，没有安稳的办公条件，李人俊就带着大家坐在田埂上、躲在草堆里，一笔一笔签字、一张一张清点，有时候一天要签几千张，手指磨出了血泡，就缠上布条继续干，从来没有半点敷衍。

抗币网图

有一次，日寇突然发动“扫荡”，印钞厂的伙计们急着转移，有人提议把没印完的纸张和半成品烧掉——留着这些东西，一旦被日寇发现，所有人都可能丧命。可李人俊却坚决反对，他红着眼眶说：“这是根据地的‘救命钱’，是百姓的希望，哪怕拼上性命，也要保住！”

这句话，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藏着他最深的坚守。他当然怕，怕自己丧命，怕多年的付出付诸东流，怕辜负根据地百姓的信任。但他更清楚，这些钞票，关系着根据地的生死存亡，关系着百姓的温饱，一旦烧掉，根据地的经济就会彻底崩溃，百姓的日子就会更加艰难。

他带着大家，把印钞机和纸张装进木桶，小心翼翼地沉入河边的芦苇荡，自己则留下来掩护战友转移。直到确认日寇走远、安全无虞，他才连夜带着大家返回，把木桶从水里捞上来，不顾浑身湿透，立刻投入到赶印钞票的工作中。

抗币网图

在李人俊的主持下，江淮印钞厂在稳定期的5个多月里，生产抗币约947.55万元，加印“盐阜”“苏中”等字样后分区发行。让人动容的是，百姓们宁愿饿着肚子，也要把粮食、布匹换成江淮币——不是因为这钞票有多“神奇”，而是因为李人俊守住了“诚信”二字。他从钱庄学到的，不仅是管钱的本事，更是“诚信为本”的道理，这份道理，贯穿了他的一生，也成了他最鲜明的底色。

从温州钱庄的学徒，到抗日根据地的“财魂”，李人俊用自己的坚守，在绝境中为革命点亮了希望之光。他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一个在时代洪流中，不愿退缩、不愿妥协的普通人，用自己的本事，扛起了家国的重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山河初定，百废待兴。李人俊的人生轨迹，也随着国家的需要，再次转向——他告别了战火纷飞的战场，随部队进驻上海，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委秘书长，接手了一个“烂摊子”。

上海解放

当时的上海，刚解放不久，物价飞涨、经济混乱，投机分子囤积居奇，百姓苦不堪言。大米、布匹的价格一天一个样，普通人家辛辛苦苦攒下的钱，转眼间就贬值大半，连温饱都难以保障。接管上海，整顿经济秩序，不仅关系着上海百姓的生计，更影响着全国的经济稳定，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更大的混乱。

李人俊临危受命，没有丝毫退缩。他沿用了在根据地的务实作风，不搞花架子，不喊空口号，一头扎进了整顿经济的工作中。一边，他严厉打击投机倒把，查封囤积物资的仓库，严惩哄抬物价的投机分子，哪怕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面临各种威胁和排挤，也从未动摇；一边，他稳定货币发行，积极协调粮食、布匹等生活物资的供应，让百姓能买得起、用得上基本生活用品。

那些日子，他日夜操劳，食不知味，夜不能寐，甚至一度因为过度劳累而病倒。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歇一会儿，他却笑着摇头：“百姓还在受苦，国家还在艰难起步，我歇不起啊！”他的辛苦没有白费，短短几个月，上海的物价就逐渐稳定，经济秩序慢慢恢复，百姓的生活也渐渐有了起色。

网图

如果说整顿上海经济，是李人俊为新中国建设交出的第一份答卷，那么主持上海“二万户”工人住宅建设，则是他用真心，为百姓筑起的“幸福家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也是他一生都引以为傲的事。

1952年，李人俊担任华东建筑工业部部长，当时的上海，大量工人住在低矮潮湿的棚户区里，一家几口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雨天漏雨、冬天漏风，阴暗潮湿，卫生条件极差。国家决定投资兴建“二万户”工人住宅，既是为了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也是为了稳定民心、凝聚力量，让为国家建设出力的工人们，能有一个安稳的家。

可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没有先例可循，总投资有限，还要在短时间内建成，难度极大。有人劝他，“差不多就行”，没必要太较真，可李人俊却不答应，他提出“既要省钱，又要让工人住得舒心”，这句话，成了他主持建设的核心准则。

他亲自带队勘察场地、制定规划，每天泡在工地上，风吹日晒，皮肤变得黝黑粗糙。从建材供应到施工质量，从户型设计到细节布局，他都亲自过问、严格把关。当时，总投资有限，最终要建设1052幢楼房，总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平均每户只有27.675平方米，建成后划分为17个工人新村。

在有限的空间里，李人俊费了不少心思。他主导设计出了卧室、厨房、卫生间齐全的户型，哪怕面积小，也尽量保证工人的居住舒适度；他还特意在每层楼设置了公共晾晒区，解决了工人晾晒衣物的难题。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藏着他对工人百姓最深厚的情怀——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而是真正站在百姓的角度，为他们着想、为他们办事。

为了节省建材、缩短工期，李人俊带头研究新型建筑材料，优化施工工艺，和工人们一起加班加点，硬生生把建设周期缩短了3个月。1953年，近10万上海工人及家属搬入新居，看着宽敞明亮、干净整洁的新房子，老工人们握着李人俊的手，热泪盈眶，喊他“陈书记”（当时李人俊仍用原名陈仲坚），哽咽着说：“这辈子，终于能住上像样的房子了！”

面对这样的场景，李人俊没有居功自傲，只是笑着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你们为国家建设出力，理应住上安稳的房子。”在他眼里，这份成就，不属于他个人，属于所有为之付出的人，属于国家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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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李人俊调往北京，出任燃料工业部副部长，从此正式踏入能源领域；1955年，石油工业部成立，他出任常务副部长。这一次，他面临的，是一个更艰巨的挑战——当时的中国，石油产量极度匮乏，1957年全国石油产量只有146万吨，被西方列强讥讽为“贫油国”，就连老百姓点灯用的煤油，都要靠进口，被称为“洋油”。

看着国家被“卡脖子”，看着老百姓用“洋油”时的无奈，李人俊心急如焚。他不是能源专家，踏入石油领域，意味着他要从零开始学习；面对“贫油国”的标签，意味着他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与质疑。他也曾迷茫、也曾无助，可骨子里的不甘，再次被点燃：中国这么大，不可能没有石油；我们这么努力，不可能一直落后。

他主动请缨，参与组织大庆、华北等石油会战，常年扎根油田一线，与石油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油田的条件极其艰苦，没有像样的办公场所，他就把帐篷当办公室，把煤油灯当台灯；白天，他跟着工人一起钻井、勘探，风吹日晒，浑身沾满油污；晚上，他熬夜整理数据、制定规划，有时候一连几天都睡不上一个安稳觉。

石油会战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李人俊代表石油部登台发言，这一幕，成了中国石油工业史上的一段佳话。起初，他坚决推让发言机会，对着部长余秋里辩解：“你是部长，发言有权威，我人微言轻；石油战线的职工都等着新部长鼓劲，你讲话才是好时机。”他的推让，不是谦虚，而是底气不足——当时冶金部年产钢已达530万吨，口号是十年赶超英国，而石油部1957年的产量只有146万吨，“一吨钢一吨油”的承诺，看似铿锵，实则沉重，一旦无法兑现，不仅是他个人的耻辱，更是石油部的耻辱，是国家的遗憾。

可余秋里的坚持，让他不得不扛起这份责任。最终，他当着全场代表的面，掷地有声地喊出：“1957年，我们的石油产量只有146万吨，这个数字，配不上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我们承认落后，但绝不甘心落后，我们要在15年内赶上钢产量，冶金部生产一吨钢，我们就生产一吨油！”

当毛主席在主席台上问出“你们行吗？”时，他与余秋里同时站起身，大声喊出“行！”——这一个字，喊出的不仅是决心，更是破釜沉舟的勇气，是压抑已久的不甘，更是中国人不服输、不低头的骨气。

余秋里

会战期间，李人俊因为过度劳累，多次晕倒在工地上。他有严重的胃病，发作时疼得直冒冷汗，却依然不肯休息，只是吃几片止痛药，就继续投入工作。身边的人劝他，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他却说：“国家缺油，老百姓等着用‘国油’，我歇不起，也不能歇！”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李人俊和全体石油工人的努力下，中国的石油产量逐年攀升，1963年，大庆油田建成投产，中国终于实现了“洋油”自给，彻底摆脱了西方列强的经济封锁。那一刻，所有的辛苦、所有的坚持，都有了回报；那一刻，李人俊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眼中却满是泪光——他终于没有辜负国家的期待，没有辜负老百姓的期盼。

从上海的“筑家者”，到石油工业的“破局者”，李人俊始终跟着国家的需要走，哪里艰难，就扎根哪里；哪里需要，就奔赴哪里。他用自己的务实与坚守，在新中国的建设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十年运动网图

“文革”期间，李人俊也未能幸免，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从部委领导，沦为普通的劳动者，这种身份的落差，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很多人以为，他会在逆境中消沉，会抱怨命运的不公，会放弃自己的信仰。

可李人俊没有。他从不抱怨，主动承担最繁重的劳动，种地、养猪、修农具，样样都干得有模有样。有人问他，遭受这么大的挫折，后悔吗？他摇摇头，语气坚定地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后悔过跟着党、跟着国家走，哪怕再苦再难，只要国家需要，我就愿意付出一切。”

这句话，看似简单，背后却藏着他一生的赤诚与坚守。他不是圣人，面对不公与挫折，他也会难过、也会委屈，也会在深夜里独自舔舐伤口。可他从未放弃信仰，从未忘记初心，闲暇时，他就看书、思考，梳理自己几十年的工作经验，琢磨国家工业发展的方向——他知道，总有一天，国家会需要他，他要做好准备，随时待命。

唐山大地震

邓公复出后，李人俊得以重返工作岗位，先后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76年唐山大地震期间，他担任国务院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副组长，此时的他，已经62岁，本该安享晚年，却依然主动奔赴抗震一线，指挥救灾工作。

抗震一线，断壁残垣，尸横遍野，余震不断，条件极其艰苦，也极其危险。他不怕吗？他当然怕，怕余震夺走生命，怕自己再也回不去，怕辜负灾区百姓的期待。可他更清楚，灾区的百姓需要他，需要有人站出来，为他们撑起一片天。他不顾年迈，深入灾区的每一个角落，查看灾情、协调物资、安抚百姓，用自己的坚守，给灾区百姓带去了希望。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能源工业依然落后，尤其是石油加工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极大。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突破1亿吨，但由于部门和地方分割的管理体制，资源无法合理配置，1亿吨石油创造的价值，比工业发达国家相差甚远——1981年的数据显示，每1000美元国民生产总值的耗油量，中国为0.31吨，印度为0.26吨，日本仅为0.17吨，日本的耗油量比中国少47%。

为了扭转这种落后局面，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组建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整合全国分属石油部、化工部、纺织部等部门管理的炼油、石油化工和化纤企业，实行集中领导、统一管理。李人俊作为筹备小组核心成员，具体负责筹备工作，后被任命为中石化首任董事长、党组书记——这是他人生中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他晚年最艰巨、最难忘的使命。

很多人不知道，这家后来跻身世界500强前三的企业，初创时的条件，简陋得让人难以想象，堪称“从草棚里起步”。筹备办公地点狭小简陋，正式成立后，机关办公场地是向燕山石化公司借来的几百平方米的二层小楼，墙壁斑驳、地面不平，100多名工作人员挤在里面办公，连像样的办公桌都没有；外出办事没有汽车，就向上海驻北京办事处借了一辆老旧的上海牌轿车，有时候几个人挤在一辆车里，颠簸几十公里去办事。有人开玩笑说：“这哪里是中国最大的公司，分明就是一个小作坊。”

可李人俊却不这么认为，他召集全体工作人员，语气坚定地说：“条件简陋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信心、没有干劲。我们今天挤在小楼里，是为了明天让中国的石化工业，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让中国人不再受别人的制约！”

他带头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办公室里的灯光，每天都是最晚熄灭的；他从不搞特殊化，和工作人员一起在食堂吃饭，一起挤公交车外出办事，甚至有时候加班晚了，就直接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凑合一晚。他心里清楚，中石化的起步，承载着国家的期待，承载着中国石化工业的未来，每一步，都不能马虎，每一份努力，都至关重要。

面对中国石化工业的落后现状，李人俊没有气馁，也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坚持“务实创新、循序渐进”的思路，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首先整合全国的炼油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引进先进的炼油技术和设备，提高石油加工的深度和效率；同时，大力发展石油化工和化纤产业，延伸产业链，提高石油产品的附加值，让1亿吨原油，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鲜为人知的是，李人俊在中石化期间，还力主推动“产学研结合”，与国内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建立了石油化工科研基地，培养了一批专业的科研人才。他常常对科研人员说：“技术创新，是企业的生命线，只有掌握了核心技术，我们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才能真正摆脱别人的制约。”

在他的推动下，中石化的科研水平不断提升，先后攻克了多项石油化工领域的技术难题，为中国石化工业的自主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些年，他走遍了全国的各大炼油厂、化工厂，每到一处，都深入一线，查看生产情况，倾听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意见，解决实际问题。他的务实作风，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也为中石化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1992年，李人俊退居二线，此时的他，已经78岁。很多人以为，他终于可以放下肩上的担子，安享晚年，可他依然没有停下忙碌的脚步。他担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继续关心中国的石化工业和能源事业；他时刻牵挂着家乡温州的发展，多次回到温州，为家乡的建设出谋划策，还专程去了桥头纽扣市场参观，鼓励家乡的企业家“敢闯敢拼、踏实做事，把温州的产品卖到全世界”，不忘家乡的根。

这位曾经的国家高级干部，一生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他没有什么奢侈品，衣着朴素，饮食简单，退休后依然保持规律的生活，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10点睡觉，保证充足的睡眠。他曾经烟瘾很大，抽了40多年的烟，但当得知吸烟有害健康后，就下定决心戒烟——没有依靠外力，只是每天逐渐减少烟支的数量，凭着自己的毅力，最终成功戒掉了烟瘾。

晚年的李人俊，兴趣十分广泛，褪去了官员的光环，他只是一个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普通人。他喜欢唱京剧，尤其擅长唱《萧何月下追韩信》，字正腔圆、韵味十足，闲暇时，就会拉着京胡，自己边拉边唱，享受晚年的惬意时光；他喜欢看书写作，每年都会看十几本书，既有政治理论、人物传记，也有小说散文、生活科学，近20年来，他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发表散文、随笔等文章230余篇；他还喜欢旅游，先后去了英国、法国、加拿大等51个国家和地区，每到一处，都会用相机记录下当地的风光，整理成厚厚的照相簿，闲暇时拿出来翻翻，与亲朋好友分享旅游的快乐。

即便退休在家，李人俊依然没有忘记国家的能源事业，尤其是农村能源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他就积极参与农村能源相关工作，出席全国家用太阳能热水器、农村太阳灶评选交流会，鼓励科研人员研发适合农村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帮助农民解决做饭、取暖等能源问题。他常说：“农村是国家的根基，只有让农民用上清洁、便捷的能源，农村才能发展，国家才能安定。”

1999年11月17日，李人俊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这一年，与他并肩作战的石化战线领导人余秋里、孙晓风也相继逝世，三位老人，用一生的时光，为中国的能源工业和国家发展，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官方评价他“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尤其在能源、工业、计划经济领域作出重要贡献，是中国石油化工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这份评价，他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