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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太平年》反映的是我们五代十国的事儿,也就是公元10世纪末。

而公元10世纪末的960年赵匡胤建立大宋之后,我们的发展方向就完全倾向于为维持大一统而不断强化单线程的自上而下的,将个体牢牢绑定在制度框架内。“存天理,灭人欲”成为每个人最高的行为准则,集团优势被强化,个体创造力被削弱。

就是说我们和更看重强化统一体制带来的强大组织能力对维持社会稳定所起的作用及在抵抗外敌入侵时具有的超强韧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蒙古帝国可以向西完成对几乎整个欧亚大陆的横扫,但在我们这里却屡屡碰壁,最终只是维持名义上的统治,而且很短时间内便被朱元璋反推了回去。

制度优势看上去似乎很明显,我们很难被征服,但这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历史悠久,共同的文化基因和庞大的人口体量使我们的血槽足够厚,在人类科技封印没有被再次打开,出现跳跃式发展的情况下,世界其他文明对我们根本构不成威胁。

这同时也产生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个人的创造力被极限压制。岳飞为什么会死,本质上是大一统体制不可能允许如此牛X的人存在。

太平年》还原了当时历史背景下人们的乱世焦虑,以及强烈要求实现大一统的愿望,并在之后的历史时期不断在文化和制度建设上将其强化。以具有历史偶然性的满清突然入关,清朝建立后达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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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如今的西方,在公元10世纪还是以庄园领主制为主要社会结构,散得像堆沙子。所以200年后的三次蒙古西征对他们那就是降维打击。

在东方是少数民族的蒙古人,即使西征也没有人口优势,因此他们必须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技术来加强军事打击能力。结果就是来自我们东方的人才和技术迅速流入西方。

西方在自己没有历史积累,反过来也就没有历史拖累的情况下,迅速抄袭、模仿、借鉴、创新,开展启蒙运动,发动工业革命,通过400余年的努力,在完成对我们东方古典科技的补课和大航海的掠夺完成原始积累后,在技术和效率上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制度体系,反过来对我们东方实现了超越。

从世界范围看,西方从12世纪末开始,走的主要是一条纯技术路线,虽然从科技发展的角度看,起步比我们晚了至少上千年,但在东方蒙古帝国强大势力的冲击下,极度缺乏安全感,人口劣势明显的西方爆发出了极大的潜力。

而我们从宋朝开始,知识、科技、百业等大爆发,但封建王朝强大的大一统堡垒抑制这些大爆发转变为制度变革。

从历史现实的角度看,这也不是宋朝统治者自身的错,毕竟他们是五代十国那个杀得人头滚滚,吃人和会餐差不多的时代亲历者,维持稳定避免再次分裂几乎就是唯一选择。

但文化信仰的绝对统一在不断技术升级的暴力面前终究会失去抵抗力,于是在西方技术进步的同时,我们这边蒙宋战争和明清战争两次打断了技术萌芽的进程,崖山跳海,南明的苦苦挣扎,文化信仰优势终究是挡不住帝国崩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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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场战争不是简单的朝代更迭,而是伴随着巨大的杀戮,武力征服与路径依赖下的文化禁锢进一步强化大一统的同时,拖住的是科技进步的脚步。

在我们躺平的情况下,西方16世纪后迅速崛起,以被我们长期鄙视的奇技淫巧完成了对我们的全面压制。以整个人类历史为参照的话,西方几乎是一夜之间创造出了新世界。

如今经过百年屈辱被打醒后的超强纠错能力,使我们已经完全有能力在文化信仰和科学技术层面应对所有外来势力的威胁。

应该承认西方在科技层面还是具有很大优势的,但在我们开启双线程模式,坚持传统文化信仰,同时注重发展科学技术的前提下,重新回到全球领导地位只是时间问题。

这是西方绝对无法容忍的,因为他们缺乏一个统一的能保持稳定的文化信仰,靠与科技文明有本质矛盾的宗教信仰是不可能整合整个西方世界的。

当科技不再领先,无法依赖科学技术带来的产品溢价作为粘合剂把西方世界粘合在一起,他们将面临的一定是比《太平年》那个历史背景更为悲惨的结局,而且无解。

这是西方对我们充满敌意的根本原因,在他们的世界观里,是我们拿走了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上帝也救不了,撕破脸做最后的反扑是肯定的。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对于文化信仰还停留在千年之前的西方而言,这个是绝对无法调和的。我们得想开了,招人恨其实恰恰是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