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东京，出了一桩奇闻。
七十五岁的东史郎站在了法庭的被告席上。
这事儿听着就荒唐，告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跟他一起扛过枪的战友；而他要对抗的，其实是年轻时的自己。
这场官司不是因为他撒了谎，反倒是因为他把真话全抖搂出来了。
就在这一年，东史郎把自己的日记公之于众。
那里面，没遮没掩地记下了他在中国战场上干的那些勾当。
这日记一出，就像往死水里扔了颗雷，把日本右翼那块遮羞布炸得粉碎。
这帮人急了眼，围攻他的住所，恐吓他的老伴，最后还把他告上公堂，扣了个“损害日军名誉”的大帽子。
官司打得昏天黑地，从地方法院一直闹到最高法院，耗了整整十三年。
直到2000年，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右翼的请求，这才算变相承认了日记里写的都是大实话。
一本发黄的日记，怎么就把日本右翼吓成那样？
说白了，那里面记的不光是杀人放火，更是一套能把大活人变成野兽的“操作手册”。
咱们把时针拨回到1938年3月，河南汲县。
豫北平原上，平汉铁路边，有个不起眼的小村子。
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的一个中队，摸到了这儿搞“扫荡”。
那天对东史郎那个中队来说，原本就是个照章办事的日子。
天没亮就围村，见着反抗的男人就开枪，粮食布匹统统抢光。
这套业务，鬼子们熟练得很。
可搜着搜着，出了个意外情况。
大兵们从地窖和土屋里，硬生生刨出来十三个人。
这些人脸上抹得乌漆墨黑，头发推成了板寸，身上穿的也是男人的破袄子。
这是那个年头，中国女人为了活命想出来的下下策——女扮男装。
可惜，这点伪装在鬼子眼里根本不够看。
当兵的一眼就瞅穿了她们的底细。
人被推推搡搡拉到了空地上，中队长面临着头一个岔路口：杀，还是留？
就在这档口，鬼子内部有了点不同动静。
中队长本来手都按在刀把上了，打算直接处理掉。
这会儿，还是上等兵的东史郎壮着胆子站了出来。
他跟长官求情，理由找得很实在：“这些人看着不像本地的，没必要弄死。”
在东史郎看来，这是在积德。
可中队长心里的算盘打得是另一码事。
在他那套逻辑里，眼前的老百姓要么是“物资”，要么是“隐患”。
想活命？
那你得有活着的“用处”。
于是，中队长把刀插回了鞘。
这可不是因为他心软，而是他脑子里冒出了这十二个女人的另一种“用法”。
除了一名少年被当场砍死，剩下的十二个女人被押进村边的一间木屋。
紧接着，第二个岔路口来了。
要是换成一帮没规矩的土匪，这会儿估计早就乱哄哄地扑上去了。
但这帮人是日军正规军。
面对手无缚铁的女人，他们居然表现出一种让人头皮发麻的“秩序”。
屋门外，大兵们排起了长龙。
这队是怎么排的？
不是谁跑得快谁在前面，而是严格按肩膀上的牌牌来。
军官打头，士官跟在后头，最后才是小兵。
这种排队方式，把日军骨子里那种变态的等级观念照得透亮。
在他们看来，这种残忍的暴行压根不算犯罪，而是一种“福利分发”，是长官才能先享受的特权。
东史郎在旁边看着，心里那道坎过不去了。
队伍里头，既有上了岁数的妇人，也有才十三四岁的小丫头片子。
他咬咬牙，又去了一次。
他找到中队长，说这也太不是人了。
这回，中队长没给他好脸，张嘴就骂他多管闲事。
旁边的战友——也就是平日里称兄道弟的那帮人，甚至开始起哄，嘲笑他假正经，让他“先去爽一把”。
这场景把一种恐怖的同化机制展露无遗：在这个圈子里，你讲人性，你就是异类；你变野兽，才是“自家兄弟”。
这通暴行，从大中午一直折腾到太阳偏西。
中间还有个插曲。
另一个小分队抓了六个老农，在打谷场上严刑逼供。
又是大耳刮子又是恐吓，可那几个老农死活说不出游击队在哪儿——因为他们压根就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
结果怎么着？
那个小队长把手一挥，六个大活人就被刺刀捅成了马蜂窝。
对此，中队长的评语就三个字：“干得好。”
等到队伍准备拔营走人的时候，第三个，也是最要命的岔路口摆在了面前。
那十二个被关在木屋里、已经被折磨得只剩半口气的女人，咋办？
还有这一整个村子，咋办？
东史郎做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努力。
他跑到中队长跟前，差点都要跪下了，哀求道：别造孽了，留个活口，好歹还能收买点人心。
这是正常人的脑回路：凡事留一线。
可中队长的脑回路是“战犯标准”。
比起“收买人心”，他更在乎的是“斩草除根”和“制造恐慌”。
要是把人放了，她们没准会去报信，没准会成游击队的眼线。
上面定的“三光政策”摆在那儿，毁尸灭迹才是标准作业流程。
于是，中队长反手给了东史郎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一巴掌不光打在东史郎脸上，也把他那点天真的幻想全打碎了。
中队长下了他的枪，罚他去队伍屁股后面扛行李，还撂下一句狠话：再敢废话，就按通敌罪论处，直接毙了你。
这就是那个系统的底线：你可以跟着一起作恶，但你绝对不能拦着别人作恶。
转头，机枪就响了。
木屋被扫成了筛子，紧接着一把火点了。
十二个女人，连同整个村庄，化成了一片焦土。
这回屠村，除了抢来的粮食，鬼子没留下任何活口。
东史郎算不上什么英雄。
他在日记里也老实交代，自己在战场上也杀过中国人。
他不过是在那个疯狂的绞肉机里，偶尔闪过那么一丝人性的挣扎，然后立马被体制的大轮子碾得粉碎。
但这恰恰是这本日记金贵的地方。
战后几十年，日本政府和右翼那帮人，在那儿拼命洗地，非说这些暴行是“个别士兵脑子发热”或者是“战场上的意外”。
甚至在教科书上动手脚，把“侵略”改成“进入”，硬说“慰安妇”是自愿的。
可东史郎的日记，白纸黑字把那个系统的“源代码”给扒了出来。
那哪是意外啊，那是流程。
从按军衔排队糟蹋妇女，到为了保密杀人灭口，再到把“求情”当成“通敌”，每一个环节都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这就是一台精密运转的杀人机器。
那个中队长天生就是恶鬼吗？
也许是。
但让他能这么肆无忌惮地作恶，还能因此升官发财的，是日军那个从上到下烂透了的体制。
1938年的河南汲县，不过是无数个遭殃村庄的一个缩影。
就在同一个月的3月，在新乡县东王村，因为两个鬼子兵在强奸妇女时被反抗的村民打死了，日军第二天就把全村给烧了个精光。
这是一种系统性的报复逻辑：只要你不顺从，就是死路一条。
东史郎后来在法庭上的败诉和最后的胜诉，其实是一场迟到了太久的审判。
虽说老爷子2006年走了，但他留下的证据，特别是关于邮袋尺寸、手榴弹实验这些在法庭上辩论过的细节，把那些想翻案的谎言死死钉在了耻辱柱上。
1998年，这位老兵来到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他在那儿鞠躬谢罪，憋出一句：“对不起中国人。”
这句道歉，来得太晚了，也换不回汲县那十二名妇女的命。
她们被糟蹋、被杀害、被烧成灰，连个名字都没留下。
但历史记住了这一刻。
它在提醒咱们，当一个组织开始把残忍当勇敢，把人性当软弱，把杀戮当业绩的时候，身在里头的每个人，不管原来是好人坏人，最后都得被吞噬干净。
那十二名妇女的悲剧，不光是因为碰上了几个坏蛋，而是因为她们面对的，是一整套把人变成鬼的战争机器。
信息来源：
《东史郎日记》，东史郎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新华网《东史郎：一位勇敢忏悔的侵华日军老兵》。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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