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概念与方法丨万建中：重建民俗生活世界的故事学|万建中(农学家)|故事学|民俗学|民间故事|生活

主持人语

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已一个多世纪了，翻检这些著述，能够过滤出诸多有学术价值的概念。这些概念被制造出来以后，大多数的境遇是被悬置，没有得到有意识地言说和阐释，便无以演绎成学说和思潮。本土概念的空虚是中国民间文学理论难以深化的病灶。概念需要不断地阐释，以构建概念之间的关系图式，这是建立中国特色民间文学话语体系的必由路径。而如何增加概念出现的频度并丰富其内涵又是最值得诉诸于学术实践的关键问题。

——专栏主持人：万建中教授

主持人及作者简介

万建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出版学术专著三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三十余篇。曾获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宝钢优秀教师奖，第六届和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两次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奖。

重建民俗生活世界的故事学

故事学之故事绝非一种文体，“人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故事当中，这里的‘故事’就溢出了体裁。每个人之所以愿意过民俗生活，在于每个人与民俗生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故事”。其实，故事学的学术指向及愿景远非民间文艺学，目前的民间文艺学难以涵盖故事学，故事学必然突破文艺的范畴，挺进广阔的民俗生活世界。

一

故事诗学嵌入田野书写

民俗生活蕴含故事性，缺少故事的生活便不是民俗，因为唯有故事能够体现和透示生活之美。既然民俗生活世界是由故事构成的，所有的民俗之民都是“故事的歌手”，那就有必要在民俗生活世界重建故事学。这样的故事学与当下民间文学视域的故事学迥然不同。

民俗田野作业及其书写应该是故事学的，将故事学引进民俗田野，才能还原民俗学的本真，民俗学不是考古学，也不是社会学，而是洋溢浓郁的生活气息，充满欢愉情愫的故事之学。“故事由处在时间和因果秩序之中的、尚未被形诸话语的事件构成。”“形诸话语”亦即讲述故事，就是故事学。在民俗生活的层面发现、言说故事，或者从故事学视域进入民俗田野，这就是故事诗学。故事诗学不只是让民间故事回归文学或艺术世界，而是直抵民俗生活世界。民俗学者的立身之本是田野作业。田野原本就存在，似乎先于作业。田野不是自在和自足的，也不是既定的，需要被发现，被建构，被赋予某种指向明确的学术意义。“生活经验自身并没有自足的意义，其意义要通过表达才能实现。”田野诉诸表达，意义方可形成。既然田野是由民俗学者建构出来的，那么如何建构就成为作业的关键。然而，时至今日，田野作业仍为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及实证主义所掌控和把持——充分掌握资料及事实依据，凭借某种理论加以分析、论证，直至归纳出某种“主义”，田野的“他者”身份袒露无遗。民俗主义、神话主义、遗产主义乃至结构主义大行其道便是一个明证。在以往的田野作业观中，田野是确定的、必然的，“作业”旨在得出一个富有创见的严谨的结论。殊不知田野具有难以预测的偶然性及不确定性，任何对田野的“主义”性判断都不可避免带有武断的成分。基于此，“解构民俗生活”便提到议事日程。近十多年来，民俗学发生转型或转向成为学界共识，这种转型实际上是对整个学术界回归生活、回归田野、回归民间的一种呼应，至于如何回归，并没有超越传统的学术路径。回归并非目的，关键在于“作业”应转向人文、体验、理解、阐释、解构，突出田野书写的主观性、建构性、话语性及意义的创造，使故事诗学成为田野作业的一种实验方法。故事诗学之所以能够嵌入田野书写，在于主客体两方面的基本驱动：一方面，“生活文化的整体性，其实是与作为生活实践主体的主观感受性联系在一起的，民俗作为交往的语言和手段最丰富和最充分地凝结了当地人心心相通的生活感受”。“生活感受”是故事诗学的根本追寻和落脚点。另一方面，民俗学者对田野的认知是一个由感觉到感触、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因感而受，感受贯彻田野的始终。所谓“有感而发”直截了当地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发”可理解为“感触”后的故事学过程，这种过程充溢“诗性的意味”。

二

故事诗学嵌入田野书写

刘铁梁教授曾提出“民俗学是一门感受之学”的创见。此创见获得学界普遍称道，主要是揭示了民俗学的真谛。民俗主要特征是日常性，所谓日常性就是重复性和相对的稳定性。黑格尔定义为“日渐采取按照一般常规的机械方式”。这种机械方式牢固得像“铁笼”。缺乏刺激因素的日常往往令民俗学者习以为常，以至昏昏欲睡，毫无感觉。击碎“铁笼”的方式莫过于“感受”，即对民俗生活彻底的诗意改造和征服。维柯在《新科学》中把感觉和情欲视为“诗性智慧”的核心要素，“诗的最崇高的工作就是赋予感觉和情欲于本无感觉的事物”,故事诗性则“以肉体感觉和情感体验为认知的基础、以想象为思维的动力”。如果用诗意的眼光去观察体会民俗生活，当故事的思维方式成为一种习惯，那生活便随即愉悦灵动起来。同时，作为感受之学的民俗学也便变得趣味盎然，并注入强劲的生命活力。

除了赋予民俗生活诗意的感觉，感受之学的另一面就是充分表达出来诗意的感觉。格尔茨认为人类学家所写的民族志必须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异族文化，确信作者到过此地。而要达到此般书写境界，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将所有的诗意倾注于故事当中。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方式比讲述故事更令人身临其境。民俗生活离不开故事，“故事”是民俗之民的一种倾诉，一种依赖，一种寄托，一种安慰，“故事”是民俗生活最为生动的存在形式。民俗学者唯有运用故事才能诠释民俗文化，并“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地的民俗文化。罗兰·巴特曾这样突出叙事即讲故事与人类生活的密切联系：叙事以人类历史为起始，从来不曾有过没有叙事的地方、没有叙事的民族，所有阶级、人群都有自己的故事……如同生活本身。在民俗生活世界中，叙事即讲故事成为最具魅力和生命意义的活动及行为，遍布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麦金泰尔所说，“生活已经拥有了一种叙事形态”，或者说，民俗生活世界是诉诸故事的。

但故事并不是现成的，需要去发现、建构和讲述，这是故事学的任务。故事学就是研究故事的，或者说以故事文本及故事行为为研究对象，旨在探寻故事的结构形态和生存规律，这似乎不言自明。其实不尽然，想象故事、建构故事、运用故事、讲述故事、故事表达等都属于故事学的基本职能。这些基本职能概括起来即叙事(叙述)。“故事”这一概念似乎过于客体化，为纯粹的体裁指称，将“故”置换为“叙”,便涵盖了主客体及其行为、过程。显然，“叙事”肇始于“故事”，叙事学源自故事学。“故事形态学”的始创者普罗普被奉为叙事学的鼻祖之一，也足以证明两者的渊源关系。叙事离不开故事，所叙之事必定是故事。关于过去的想象与回忆，关于情节的描述和创造性虚拟，关于事件的可能性情境的再现和表现所构成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性过程就是“故事”。顺便指出，近些年，“民间叙事学”这一概念频频出现，至于什么是民间叙事学大多语焉不详，其实，民间叙事学的核心是故事学。由此，故事学的学术重心转移为“叙什么事”和“如何叙事”。

三

民俗研究的故事学范式

在民俗生活的田野中，如何经营故事学，故事学如何植入民俗生活世界呢?根据田野的实际情况及以往田野书写的经验，无外乎以下三种方式和途径。

一是关注民间故事的讲述活动。民间故事传承和讲述活动是生存和生存经验的本质体现，当地人是在美感的世界里寻求到愉悦身心的方案和自我满足。基于故事学立场，一方面，当地人生存的诗性本质并不在于民间故事本身的精彩和生动，而是出自对口头传统的精神依附和眷恋。一个地方的人对故事文本津津乐道，热衷于故事讲述活动，与其说是被故事文本所吸引，不如说为了祖先口头经验的延续。从根本上而言，好听故事及好讲故事，并不取决于故事的人物与情节，而是故事的性质，即过去的事情。建构故事实际上是建构过去，即自己的历史。故事被定义为娱乐的叙事，并不十分恰当。除了娱乐的一面，故事同样具有神圣性和真实性，否则，故事诗学便难以成立。

另一方面，交流是故事讲述活动的核心功能，“所谓的故事文本并不重要，它们仅仅是这一交流活动的附属品，或者说是让交流活动持续下去的话语。给在场者带来身心愉悦的并非‘故事’，而是‘故事性’的交流活动”。其实，所有的民间文学活动都释放出交流的功能，不只是故事，民间戏曲和说唱等莫不如此。其他民间文学文类的演述同样是故事性的，演述时间长度都是由其中的故事决定的，故事给予演述过程的逻辑性，也是吸引观众(听众)欣赏下去的关键动因。

民间文学范畴的故事学亟待突破学科的拘囿，将学术视野投向其他学科，民间故事不仅是文学的、审美的、娱乐的，也是历史的、政治的、伦理的、教育的、法律的和哲学的，在如此广阔的学科领域把握和运作民间故事，才能步入故事诗学的学术境界。

二是关注民俗生活世界中的事件。平时，各种关系都是隐藏的，难以被捕捉，田野当中能够观察到的都是些直观的行为和表现。而事件一旦爆发，各种潜在的人事关系便袒露无遗，故事自然生发。叙事学中，事件是指构成故事的元素，指的是故事“从某一状态向另一状态的转化”。事件必须是一个过程，一种变化。

已故乌丙安先生曾讲述了他的一次亲身经历：有一家庭有兄妹三人，长兄一直在家务农，悉心照顾弟弟妹妹，并供弟弟读书，弟弟大学毕业后留在城里工作，由于能力出众，担任了处级领导。这一年，妹妹出嫁，弟弟回到村里。婚宴上，亲戚朋友簇拥着弟弟，因其职位最高，一定要他坐在主桌上位。长兄则被劝告，暂时不要落座，因熟悉自家环境，应多多帮持家务。于是，长兄忙于上菜端菜，在厨房进进出出。与此同时，弟弟坐在主位上眉飞色舞，得意忘形地大谈自己的从政业绩，令同桌的亲友仰慕不已。最后一道菜是汤，端至主桌时，长兄气愤地将整盆汤泼向了弟弟。乌先生称之为“民俗事件”。“泼汤”行为导致婚宴程序发生急剧变化，突如其来的“麻烦”暴露了潜在的因果关系。“一个故事(虚构的或是实际发生的)至少要求有一个行动者，他为了达成一个目标，在一个可认知的场合中，通过某种方式，采取了一个行动……驱动故事产生的是五要素之间的某种不适应状况：麻烦(Trouble)。”长兄作为一个行动者，何以制造“麻烦”,追问起来便可扯出一连串故事。

民俗事件多发生在仪式场合。日常，关系结构往往是颠倒的，而长幼有序的铁定仪式程序则是正义的，不容被篡改。田野作业应做好应对“麻烦”的准备，因为意外的“麻烦”越复杂越出乎意料，悬念随即得以形成，也就越能超出“机械方式”，各种关系便不可抗拒地涌入故事当中，叙事水到渠成。可见，民俗研究落实于故事学，才能真正触及民俗生活的深层实质。

三是关注民俗现象背后的关系。客来敬茶，这是一种基本礼仪。当调查者了解到双手端茶给客人是一种尊敬表示和礼节行为，便以为理解了这一民俗事象。其实，民俗意义并不由“双手端茶”演绎出来，而是取决于主客之间的相互关系，故事隐藏于这种关系之中。所有的民俗活动背后都有故事，客来敬茶的民俗意义既有共同认知的，更是蕴含于一个个具体生动的故事当中。在日常生活世界，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关系的维系，都是通过故事得以实现的。主客之间的故事通过“双手端茶”的民俗行为表达出来，就这一维度而言，故事学是民俗学最终的归宿。

故事由时间、空间、关系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缺某一要素，故事无从形成。到目前为止，故事研究仍聚焦于故事本身，诸如故事的内涵、结构形态、流变、母题、异文、传播、讲述过程、讲述现场、价值意义、叙述方式、故事家、故事村等方面，从三个基本要素进入故事生活世界的研究十分罕见。引入语境概念之后，置于具体时空的故事研究流行开来，但依旧没有顾及故事背后的故事，即人与事、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故事既是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也是认识、理解和阐释人的存在方式的方式。唯其如此，才是真正的故事诗学。

文章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11月第57卷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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