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14日那个下午，日头毒辣。
在堂二里大庙底下，冀中九分区的战士们正挥汗如雨地掏着地道。
突然，有人停下了手里的铲子——隔壁土层里，隐隐约约传来了一阵闷响。
那是金属撞击泥土的声音，对面也有人在挖。
大伙儿心里咯噔一下。
这动静说明墙那边治安军十九团那帮人没闲着，他们不但察觉到了地下的动静，还打算来个“反向爆破”，想直接挖进庙里，把咱们的进攻点给一锅端了。
这种地底下拼速度、抢命门的场面，可以说是整个大清河北战役里最让人手心冒汗的一幕。
那会儿，日本人的日子已经倒着数了。
为了把沦陷区压缩到最小，冀中军区搞了一次大动作。
可到了霸县境内的十几个战场，带兵的指挥官们却碰上了一个棘手的麻烦：敌人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但这最后的窝点却修得比乌龟壳还硬。
硬冲，那是拿战士的命去填；不冲，这帮家伙就赖着不走。
摆在指挥员面前的账很清楚：到底是拼消耗，还是动脑子找巧劲儿？
四个战场，四种不同的打法，结局也是天差地别。
霸县县城那边最先动手，他们选了一条理论上最划算的路子：策反。
算盘打得挺精：城里蹲着两千多号人，墙高沟深。
真要硬碰硬，伤亡没法估量。
可要是能把伪警备联队副联队长刘凤泉拉过来，让他从里面把门一开，那就是兵不血刃。
十分区专门派了敌工部的屈绍建和韩勇混进城去，聊得挺投机。
刘凤泉不光交了布防图，还拍着胸脯保证配合。
7月13日晚上10点，战斗打响。
四十三区队和三十三区队按约定从南面和西面扑上去。
刚开始挺顺手，四十三区队甚至已经冲破了南门，跟敌人搅在了一起。
可偏偏就在这节骨眼上，出事了：说好的内应，连个鬼影都没见着。
后来才搞清楚，这就是个连环套。
刘凤泉这小子不讲武德，早就溜去天津卫了，还反手把攻城计划卖给了治安军十八团团长郑西成。
这下麻烦大了，战士们等于是自己往这帮人张开的口袋里钻。
从西面进城的三十三区队先头连吃了大亏。
他们冲得最凶，结果被伪县政府外头那条深不见底的新战壕给拦住了，紧接着就被早有准备的交叉火力压得抬不起头。
更狠的是，到了14日下午3点，敌人开始玩阴的。
他们把棉花团浸透了汽油煤油，裹在手雷上扔出来。
一瞬间，战士们守着的院子成了火焰山。
这笔指望“里应外合”的买卖，最后赔了个底掉：咱们伤亡了80多人，还有71人被俘。
虽说也干掉了近百个敌人，但这却是四个战场里，唯一一个没把城拿下来的。
血淋淋的事实告诉大伙：把胜算全押在敌人的良心上，这事儿不靠谱。
就在霸县城那边打得惨烈的时候，煎茶铺据点却是另一番景象。
这里的头头是伪警备联队第二大队的刘举庵，手里家伙什不少，有轻机枪还有百十条步枪。
按说，这也不好打。
但县大队政委赵克眼毒，一下子抓住了刘举庵的软肋：这人心里慌得一批。
刘举庵这人有点意思，早年跟八路军有过交情，后来想图富贵跟了日伪。
眼瞅着日本大势已去，他正处在“想跳船又怕水深”的纠结劲儿里。
既然他不想拼命，那就好办，咱们聊聊。
敌工干部孟子珍连着去了三次据点，话术就一套：你是想给日本人陪葬，还是给自己留条活路？
刘举庵在那儿装哑巴，既不点头也不摇头，他在观风向。
7月13日夜里，四面八方枪炮声响成一片，大清河北全线开锅。
这种“被包了饺子”的感觉，彻底击穿了刘举庵的心理防线。
转过天来14日凌晨，据点里那帮人绷不住了，主动喊话要谈判。
这会儿，用不着吹冲锋号，一个人进去就够了。
敌工干部贾雨轩单枪匹马闯进去，对着刘举庵和何义林把利害关系掰开了揉碎了讲。
话说明白了，路自然就通了。
结局皆大欢喜：全员带着枪支弹药出来，去下码头村接受改编。
咱们这边一个人没伤，煎茶铺就拿下了。
这就叫攻心的四两拨千斤。
再看看胜芳镇。
这地方号称“北国苏杭”，水网密布，有钱，碉堡也多。
伪军大队长柳小五是个死心塌地的汉奸，装备全是日式货色，修了十三个岗楼不算，外头还有条宽护城河。
这地方简直是个铁桶，靠内应不行，靠嘴皮子也说不动。
7月12日半夜，部队没走旱路，而是淌水直接插到了镇子里面。
这一手玩得绝，直接把敌人分割开来，让他们成了瓮中之鳖。
等到13日天刚亮，敌人发现自己已经被切成了一个个孤岛。
这时候，咱们做出了个关键决定：不着急啃最硬的骨头，先“熬”这只鹰。
包围圈一直锁到14日上午。
七月的大热天，断水断粮，让敌人没吃没喝。
对守在里面的人来说，那厚实的岗楼立马变成了闷罐子，热得要命。
当活下去的本能压倒了顽抗的念头，防线也就塌了。
最后只剩个东河口据点还在死撑。
可当伪军中队长张芬探头一看，周围据点全是白旗，他也知道这戏唱完了。
下午4点，他下令扒开据点一角，一头钻进芦苇荡跑路了。
这一仗，干掉和抓了敌人近200个，缴获长短枪180多支。
最后，咱们再回到开头那个让人心跳加速的时刻——全歼治安军十九团的硬仗。
这是整个战役里最难啃的一块骨头。
信安镇和堂二里，那是碉堡连着碉堡，铁丝网配着深沟。
指挥部本来想在外围设伏，把敌人引出来打，但这帮老狐狸缩在壳里死活不露头。
既然你不出来，那就连壳一块砸了。
13日晚上9点，强攻开始。
枪炮声震天响，火光把天都照亮了。
战士们冲得猛，但这帮伪军仗着碉堡死扛，局面一下子僵住了。
这不行，得换个招。
既然地上走不通，那就走地下。
在堂二里，挖坑道成了胜负手。
回到14日下午那会儿，发现敌人也在反着挖、甚至冲进庙里放火的时候，九分区政治部主任刘光裕脑子转得快，搞了个“迷魂阵”。
战士们一边在好几个地方故意弄出挖土的动静，让敌人听不出哪儿是真哪儿是假；一边在主攻方向上拼了命地往前掘进。
15日凌晨，两条地道不偏不倚挖到了敌人主碉堡屁股底下。
炸药塞得满满当当。
上午8点，轰隆一声，“北楼”直接坐了土飞机。
中午12点，又是一声巨响，“南楼”也没了。
这种来自脚底下的毁灭性打击，把敌人的魂都吓飞了。
据点被炸开大口子后，连长刘法田和边润德带着人嗷嗷叫着冲进去，展开了最原始的刺刀见红。
下午3点，堂二里战斗结束。
部队马不停蹄，转头去支援信安。
信安那边的敌人团长孙寅宇还在那儿硬挺。
这边的打法更绝：一边挖地道，一边玩“火攻”——不是烧人，而是点起火堆干扰视线，掩护地下作业。
同时，还干了一件要命的事：把敌团部院里唯一的一口甜水井给炸了。
那是7月18日，暑气逼人。
嗓子眼冒烟，屁股底下坐着炸药包，别说团长了，神仙也扛不住。
到了中午，孙寅宇只好举了白旗。
治安军十九团从团长往下900多号人全当了俘虏，十九团彻底成了历史。
这四场仗，说白了就是1945年夏天中国战场的一个缩影。
有时候你得有流血的胆气（像霸县攻城），有时候得有谈判的脑子（像煎茶铺），有时候得有封锁的耐心（像胜芳），而有时候，得靠实打实的技术活（像信安、堂二里的土木作业）。
到这儿，霸县全境除了县城，日伪据点被拔得干干净净。
过了一个月，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23日晚上，缩在霸县城里的残兵败将也没了念想，弃城跑了。
霸县全境彻底光复。
回过头看那场战役，胜利不光属于那些敢堵枪眼的勇士，也属于那些在黑漆漆的地道里、在谈判桌前、在地图旁边精打细算、权衡利弊的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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