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八年已经过去三百多年了，但若把时间拨回到顺治十八年五月，紫禁城里的那场议政王大臣会议，仍然称得上是清初政局中的关键一笔。就在那一次会议后，以年仅八岁的玄烨名义，一道旨意飞往江南——原本庞大的江南省，被正式拆分为江苏、安徽两省。
这一步，看似只是地图上的一条分界线，背后却牵动钱粮、军政、科举、人心，层层叠叠，远非一句“地方太大”可以解释。更有意思的是，江南省这个名字，在大清的史书中出现得很短暂，从顺治二年设省，到顺治十八年分省，不过十七年，就匆匆谢幕。
要弄清这件事，得从更早一点说起。
清军一入南京，南直隶的命运就已经开始改变。顺治二年（1645），豫亲王多铎攻占南京后，朝廷内部对这座“前朝都城”该如何安置，争论相当激烈。一部分大臣倾向于沿袭明制，把南京继续当作陪都，保留南直隶的特殊地位。但另一边，以摄政王多尔衮为代表的满洲权贵，对这种安排始终没什么好感。
原因很现实。明太祖朱元璋起家于淮右，定都南京多年，南直隶既是祖龙兴之地，又是百年政治中心。对于刚刚入关、统治基础还不牢固的清廷来说，让这样一块地继续保持“陪都”身份，多少有些心里不踏实。多尔衮等人认为，南直隶如果不降格，将来极有可能成为反清力量的精神旗帜。
于是，在顺治二年七月，朝廷下诏：废南直隶，改设江南省；应天府改称江宁府，原本规格极高的应天府尹一并裁撤，改由知府为最高长官。南京从“陪都”跌落为一座普通府城，这一步，等于是主动切断了前明制度的延续。
然而，新设的江南省，注定只是一个过渡形态。
不难发现，从一开始，江南省的“体量问题”就摆在那儿。大致按明代南直隶的范围看，北到徐州，南抵松江，中间还跨过黄河、淮河、长江三条重要水系。把现在的版图代入一下，当时的南直隶及江南省，不仅囊括了今天江苏、安徽的大部，还曾经延伸到江西婺源、湖北英山及浙江北部的一些区域。
这种幅员，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已经接近“超载”。从徐州到松江，直线距离超过一千二百里，陆路行走、加上渡河，换成当时的驿传体系，办件急事，文书跑一圈都能耗掉半个月。有人调侃说“江南不江南”，其实也是在指出一个尴尬事实：按传统的地理观念，江南本该是“长江以南”的区域，可江南省中有相当一部分地盘却在江北。
如果以长江为界来划分，江南省有超过一半的地方应该归入“江北”；若拉起秦岭—淮河这条经典分界线，徐州、宿州一带，甚至更接近中原“河北”范畴。气候不一样，农事节奏差距也很大，文化习惯、方言口音，更是南北两重天。把这些地方一股脑儿塞进一个“江南省”，名不副实，也很难在行政管理上做到精细统筹。
所以，说“地方太大”是分省的一个理由，并不冤。只是，这个理由之下，还藏着更敏感的东西。
有意思的是，在江南省设立后的最初几年，朝廷对这块地方的管理，一直处在“捏着鼻子硬顶”的状态。一方面，江南是全国赋税的重心，另一方面，这又是反清势力最活跃的地区。两股力量叠加，谁来管，怎么管，考验的不只是官员能力，更是统治智慧。
清初的江南，被不少档案记为“反复不靖之区”。从顺治年间的抗清武装，到后来各种名目繁多的“复社余人”“遗民结社”，多多少少都能在江南一带找到影子。究其根源，很难绕开“前明正统”的心理影响。
明太祖朱元璋的发迹地在凤阳，大明建国初期以南京为都城，这一点在当时的士人心中，是极难抹去的印记。哪怕明朝已经亡了，从情感上讲，江南士大夫仍普遍把朱明视作“正统王朝”，把清朝当成“胡虏新政”。顺治年间，新朝在这里推行赋役改革和剃发易服之类的政策时，阻力极大，不少地方出现了激烈对抗。
不得不说，从康熙到乾隆，六次南巡都绕不过这一层考量。表面上是“览胜”“问政”，实际上，笼络江南人心才是要务之一。康熙十七年第一次南巡时，特意到明孝陵祭拜朱元璋，行礼极为隆重，这种安排本身就是一种姿态——既承认前朝功业，又借此缓解江南士林的敌意。
问题在于，情绪不能硬压。新政权既没办法彻底抹去人们对前明的记忆，也很难用简单的命令消除“遗民心态”。在这种背景下，江南分省就不只是地理划界，而更像是一种政治拆解。把原来明王朝意义上的“心脏地区”拆成两块，实际上是在打散原有的凝聚力。
凤阳划入安徽，南京归入江苏，两地分属不同省份，各有一套官场体系。这样一来，“老朱家龙兴之地”和“旧都城”之间，不再属于同一行政单位，地方士人纵有情感共鸣，在现实的官场路径上也难以形成真正统一的力量。有人曾私下感叹：“不在一省，终少同乡之谊。”这句话或许略显夸张，却点出了分省背后的用心。
江南拆成两省之后，从宏观统治角度看，多了一层缓冲。哪怕某一省出现零星动荡，另一省也不会立刻形成呼应，这对于统治者来说，无疑更安全。分省后的江苏更偏重江南沿江、沿海富庶地区，安徽则上承淮河、下接长江中游，地理和人文分界也随之清晰。
不得不提的是，当时的江南，绝不仅是一个“文化符号”，更是财政意义上的“命根子”。有史料记载：“江南田赋之供，当天下十之三；漕糈，当天下十之五；又益江淮之盐策，关河之征榷。”简单说就是，江南一省的田赋、漕粮、盐税和关税，加起来，几乎撑起了大半个国家的收入。
清初国库捉襟见肘的时候，江南的赋税收入，占到全国岁入的近一半。等到乾隆朝国力上升，两江地区的财赋仍然保持在全国三成左右的高比重。如此庞大的财力集中在一个行政单位，既是经济优势，也容易成为政治隐忧。这就像把国库的钥匙交给一位“大管家”，时间长了，谁都要多想几层。
明代的时候，南直隶因南京为陪都，钱粮征收由南京户部主抓，下辖各巡抚听其节制。这套体系在实践中运转得还算顺畅。到了顺治朝，江南省取代南直隶，南京“降格”，原有制度被打破，以江南总督为最高长官。但那时清廷主力精力都放在军事征服上，江南总督多半要兼顾军务，分身乏术。
具体民政事务，落在两个巡抚肩上。一位是驻苏州的“江南巡抚”，管理江宁、苏州、镇江、松江、常州等府，基本覆盖传统意义上的江南腹地；另一位则是驻淮安的“凤庐巡抚”，负责江北诸府。布政使、按察使也各设两员，按地域划分，分别处理钱粮与刑名。这种安排，说白了，就是在一个省内部又人为划出南北两块，实际工作中分开管理。
问题随之而来。名义上是一省，实质上是“省中有二省”，但总督只有一人。具体落实到日常政务，长江成了天然界线，南北之间容易出现推诿。比如赈济灾荒时，江北水患，江南旱灾，开仓放粮到底先救哪边？巡抚议案一旦分歧，谁也不肯让步，总督又不可能天天亲临各地协调。结果就是，拖延、扯皮成了常态。
更麻烦的是，在这么复杂的架构下，财政流向和责任划分也经常模糊。江南的赋税丰厚，江北却穷困些，调剂使用本属正常。但在众多中层官员眼里，这样的“内部平衡”，多少带点不公平的味道。久而久之，小矛盾累积成大问题，朝廷内部关于“分省”与否的讨论，就愈发多起来。
从这个角度看，顺治十八年的分省，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对已有治理模式的“正式承认”与制度化落实。既然省内已经按照江南、江北两块运作，不如干脆划成两省，各自设总督、巡抚，权责更清楚，扯皮空间也就小多了。
一、从“南直隶”到“江南省”：短命的行政实验
回头看看江南省诞生的整个过程，可以发现，它其实是清廷探索南方治理模式的一次短期尝试。顺治二年废南直隶，改设江南省，本意是冲淡南京的特殊地位，削弱前明制度的延续。改名、降级，这一系列动作，带明显的政治意味。
但当时朝廷并没有立即想到“分省”这一步，一方面是因为全国局势尚未完全平定，需要一个相对简单的行政框架来过渡；另一方面，刚入关不久的清政权，对南方复杂局面的了解还有限，并不清楚江南在经济、文化、人心上的复杂程度。
顺治三年开科取士，江南省首次以一个整体出现在科举制度中。乡试榜单一出，江南府县考生几乎占据绝大部分名额，尤其苏州、江宁、常州、镇江、徽州等地，人才辈出，声势压倒江北。这一情况，很快引来江北士人的不满，牢骚话在地方上不绝于耳。
可以想见，那几年里，不少地方书院和私塾里都曾出现类似的抱怨：“同在本省，凭什么江南府县几乎包揽名额？”这种情绪一旦积累，不止是科场之争，更会影响到地方之间的心理平衡。对一个尚在巩固统治的新朝来说，这类不均也隐含风险。
顺治中后期，随着战事逐渐缓解，朝廷对南方的统治策略开始从“军政优先”转向“文治、财赋兼顾”。在这个过程中，江南省的尴尬越来越突出：名称上代表“江南”，版图上却远超传统江南概念；财政上是天下重地，治安上又屡出波澜；科举上人才密集，心理平衡却严重失衡。
有意思的是，清廷对江南的态度也悄悄发生变化。早期重在压制，到康熙年间则逐渐转向“怀柔与规范并用”。江南分省，就是这套思路的一个重要环节，把原本过于庞杂的区域拆开，重新分布权力与名额。
从顺治二年设江南省，到顺治十八年分为江苏、安徽，时间不长，却足够让朝廷认识到，这块地方不能用一把尺子量到底。
二、钱粮、人心与科举：分省背后的三重考量
如果把江南分省的原因往细里拆，大致可以看到三个相互交织的层面：地理与行政效率、人心与安全考量、科举与地方平衡。
地理问题前面已经说过，范围太大，南北差异明显，让一个省的制度在内部变得“失焦”。具体到政务执行，江南总督权大而忙，两个巡抚互相掣肘，布政使、按察使又各自为战，遇到灾荒、军务、税收调整这种大事时，很难做到统一调度。
人心这一块，就更加微妙。江南士林受明代影响深厚，对前朝有情感，也有现实利益。清廷既需要他们替新政权出力，又不能任由这种“前明情节”转化为对现实统治的抵触。拆散地域联系，重组行政界线，是一种温和却有效的方式。
试想一下，如果凤阳和南京一直同属一省，再加上徽州、松江、苏州等传统文化重镇，形成一个在文化与精神层面高度一体的区域，那么一旦出现大的政治风波，这片区域可能具备的能量，就不容小觑。分省之后，地域认同被重新划分，某些原本“天然连接”的共鸣被切开，这一点，对统治安全而言意义不小。
至于科举，这看上去是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实则带有强烈的政治属性。顺治三年乡试，江南省有固定的举人名额——六十三名。问题在于，这些名额大多落在江南府县，江北读书人虽然数量不少，却很难挤进榜单。
会试时，江南考生被归入“南卷”，录取的进士大量出自苏、杭一带，江北读书人怨气越攒越多。有人据此指出，若放任这种名额倾斜不管，迟早会在地方埋下祸根。朝廷并非不明白这一点，科举制度本身就是统治工具，一旦失去公平感，对统治的伤害极大。
江南分省之后，江苏、安徽分别拥有自己的乡试名额，科举体系在形式上实现了“各省自守”。对江苏而言，竞争可能更激烈了，但总体不至于出大问题；对安徽而言，由于江北、皖中、皖南整体文风尚可，获得单独名额后，士人心理上明显平衡许多。统治者在这里做的，是精细化调节，而不是简单切割。
从财税角度讲，分省还带来了一个附加收益：便于核算与监管。江南财赋庞大，原先集中在一个省里，不仅地方调拨空间大，腐败的缝隙也更难堵。拆成江苏、安徽两块之后，账目分列，户部在核对、稽查时，有了更清晰的对象。哪一省征收不足、哪一省虚报夸征，对比起来更直观，责任追究也更有依据。
归纳起来，“地方太大”只是表层说法，背后实则是这几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地理格局、财政重点、人心倾向、科举平衡，层层叠加，最终推动了那道分省旨意的下达。
三、安徽的迟到“落座”：一省两府的尴尬年代
说到江南分省，还有一个细节常被忽略：安徽建省之后，起初的“省会”并不在今天的合肥，而是迟迟没能真正从江宁独立出来。这段经历，多少有点“寄人篱下”的味道。
江南一分为二，江苏、安徽各自设省名，看上去界线分明，实际上，在人员与机构的具体安排上，并没有一下子理顺。安徽名义上独立成省，但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主要官员长期驻在江宁，与江苏共用同一座城市。这种情况，对安徽而言，地位难免显得有些尴尬。
安徽的地理重心偏西偏北，安庆在长江中游一带有一定战略意义。只是从顺治到康熙初年，朝廷对这一点的调整速度并不算快。大约在康熙六年左右，安徽巡抚才算真正入驻安庆（也有说是康熙元年即已迁驻，史料记载略有歧见，但时间大致在这个区间之内），省级长官开始在本地办公，才算迈出“独立行走”的第一步。
乾隆二十五年，安徽布政使司正式移驻安庆，财政、行政的中枢功能才完全从江宁脱离。算一下时间，从顺治十八年分省开始，到布政使正式迁驻安庆，整整接近一百年。也就是说，在将近一个世纪里，安徽虽然在名义上是一个单独的省，但省级管理核心，却一直在“隔壁”的江苏地盘运转。
这种“名实不符”的状态，对地方士绅的心理影响不容忽视。有人就曾半开玩笑地说：“安徽省在江宁办公。”这话虽有调侃成分，却准确道出了那段时期的行政现实。直到康熙、乾隆年间，随着南北交通改善、地方秩序稳定，朝廷才有余力把安徽的省级机构逐步向内地搬迁，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建省”。
从另一面看，这种迟疑，也说明了江南原有格局的复杂。无论是习惯上，还是在现实利益上，江宁长期占据优势，安徽要从中“抽身”出来，本身就需要一个较长的磨合过程。朝廷选择渐进而非骤然变动，在当时来说，算是一种稳妥路线。
回过头看，从明代南直隶，到清初江南省，再到江苏、安徽分治，这一连串变动折射出的，是一个新王朝在旧格局之上的重构过程。名称在变，界线在变，但背后牵扯的，始终离不开三个关键词：版图、财赋、人心。
江南一分为二，不只是地图上多了一条线，更是清廷在确立南方统治秩序时做出的一个关键取舍。将政治记忆拆散，把财政重担分摊，将科举名额重新分配，这几步叠加起来，使得江南这块原本复杂到近乎失控的地方，逐渐被纳入一套更便于操控的框架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江南省的短命并不意外。它更像是新旧制度之间的过渡形态，短暂出现，完成使命，然后让位给更稳定、更符合统治需求的省份格局。江苏、安徽的故事，由此展开，而“江南省”三个字，则留在了史书的一角，成为研究清初政治布局时无法绕过的一段注脚。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