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民国实拍旧影，藏着百年前最黑暗、最刺骨的民族伤痛——有天灾肆虐下底层民众的饿殍遍野，有人祸横行中日军的毫无人性；有饥荒里的绝望挣扎，有屠刀下的无声控诉。每一张照片背后，都藏着一段浸着血泪、永不能忘的民国往事。
民国时期，陕西大旱。这张照片的标题是“臨潼災民餓斃之一八”，意为“临潼灾民饿死的第十八例（或第十八位记录在案的饿死者）”。这只是被记录下来的第十八位饿死者，而未被记录的悲剧更是不计其数。
画面中，一个瘦骨嶙峋的灾民倒在砖墙根下，衣衫褴褛、肢体扭曲，皮肤干瘪得紧紧贴在突出的骨头上，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这不是艺术化的表达，而是1928—1930年陕西大旱期间，临潼县灾情的真实记录。
这场旱灾席卷陕西、甘肃等西北省份，持续三年，粮食绝收，树皮被啃尽，“人相食”的记载屡见于地方志。作为关中平原的重要县份，临潼在此次灾荒中受灾极重，饿殍遍野，这张照片是当时的纪实影像，被用来向外界传递灾情、呼吁赈济，它像一把冰冷的刀，剖开了近代中国在自然灾害与社会动荡双重压迫下，底层民众的生存绝境。
这张照片的价值，在于它没有美化、没有修饰，只留下了最残酷的真实——在那个年代，“饿死”不是遥远的新闻，而是每天都在街头、田埂、墙根上演的日常。
民国时期的某个墙根下，阳光像一把钝刀，割在他裸露的胸膛上。这不是一具无名的尸体，而是乱世里一个乞丐在街头饿晕的瞬间。他的破衣烂衫挂在嶙峋的骨头上，像一张被撕碎的纸，而脚下的砖地，比他的骨头更冷。
在那个年代，“饿晕”从来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每天都在上演的现实。当粮价涨过人头，当树皮被啃光，当“观音土”成了最后的口粮，无数像他一样的人，倒在墙根、街头、田埂，连一声呻吟都来不及留下。
1936-1937年，“丙子丁丑大旱”期间四川的灾民的真实惨状，照片中挤满了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灾民，其中以老人和儿童为主。孩子们大多赤身裸体，腹部因长期营养不良而胀大，眼神空洞地望向镜头。他们手中拿着的植物，正是在饥荒中用来充饥野菜。
这场饥荒的直接原因是长达10个月的严重旱灾，导致四川150个县中有141个受灾，约3500万人沦为灾民。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民国时期四川军阀混战、横征暴敛，以及国民政府对农业的忽视，使得本就脆弱的农村经济在天灾面前彻底崩溃。
饥荒导致饿殍遍野，据记载，仅1936年，四川就有超过100万人死于饥饿和瘟疫。灾民们被迫以树皮、草根、“观音土”为食，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
极具讽刺的是，就在这场饥荒最严重的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四川作为“大后方”，以一省之力承担了国统区三分之一的粮食需求，无数饥肠辘辘的四川子弟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毅然出川抗战。
这张照片的英文描述为“The banks of the Qinhuai River at the western gate of Nanjing, strewn with the bodies of Chinese civilians executed by the fascist Japanese army, December 13, 1937.”（南京西门秦淮河畔，散布着被法西斯日军处决的中国平民尸体，1937年12月13日。）
秦淮河是南京著名的内河，当时流经城西一带，河滩泥泞，简易木架和成堆的圆木随处可见，河滩上堆积着大量中国平民和士兵的尸体，层层叠叠、横七竖八，许多人姿势扭曲，显示出被机枪扫射、刺刀刺杀或集体枪决后的惨状。尸体大多穿着普通衣物或军装，有的裹着毯子，缺肢断臂、血迹斑斑。
一艘木制小船搁浅在尸堆中，船身破损，周围散落木板、竹竿等，仿佛受害者试图用船逃生或转移，却在河边被围杀。照片右前方站着一位身着军装的日本兵，面向镜头，表情冷漠，站在尸堆旁。这张照片很可能由日军自己拍摄，作为“战绩”或“纪念”照。
1939年，江西，两名手无寸铁的中国男子被日军士兵绑在木桩上，成为他们训练刺杀的活靶子。一名日军新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正准备刺向无辜的生命，而另一名日军老兵则在一旁“指导”，按住受害者的头，强迫他们面对刺刀。
1939年，日军正加紧对江西的侵略，南昌等地相继沦陷。在占领区，日军为了锻炼士兵的“兽性”，经常抓捕平民或战俘进行刺杀、砍头等残酷训练。这张照片不仅是对两名无辜受害者的纪念，更是对日军侵华暴行的无声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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