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初，北京的风还很冷，东城一带的胡同里却时常能听到一种略显特殊的脚步声。不是卫兵，也不是机关里来去匆匆的工作人员，而是一批刚刚结束劳动锻炼、即将回到工作岗位的“特赦战犯”。他们走得不快，也不愿走得太响，好像生怕惊动了什么旧事。
这一年，是全国第二批特赦战犯在北京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会劳动满整一年的节点。按照安排，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要结束农田里的劳动改造，重新被分配到党和国家机关从事具体工作。站在这个关口，许多人心里都不免犯嘀咕：新生活要开始了，可过去的账，真能一笔勾销吗？
在这些人里，有一个名字格外刺眼——沈醉。曾经的军统少将、戴笠的得力干将，如今的“特赦人员”，即将变成一名“文史专员”。这道跨度，不得不说有些戏剧性。
有意思的是，他未来的顶头上司之一，恰恰是早年被军统列入黑名单、差点惨遭毒手的老地下党员阎宝航。命运拐了一个弯，又把他们安排到了一张办公桌的前后。
一、从军统要员到“文史专员”
1962年，这批在旧宫劳动的特赦人员满训期，中央有关部门开始研究他们的去向。根据当时已经形成的政策原则，对已经受到改造、认罪态度较为诚恳的原国民党战犯，可以有组织地安排他们参加适合的工作，但岗位性质要慎重选择，多以文史、资料整理这一类为主。
沈醉心里明白，最有可能的去处，无非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因为就在前一年，第一批特赦人员里，已经有人被安排到那里担任文史专员。他对这套流程并不陌生，却说不上期待。
原因有两点。
一方面，全国政协云集了大批民主人士、党外知名人士和社会贤达，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或多或少都被军统跟踪、监视乃至迫害过。沈醉在军统时，长期在重庆、南京活动，面对面见过的“对象”，就有不少在政协任职。想到今后要低着头在同一座楼里擦肩而过，他心里说不出地别扭。
另一方面，他更希望留在北京政协机关，或者干脆回湖南，和国内唯一的女儿住在一块。这个念头，说出去也许会引人非议，但在人到中年之后，家人之情总归越发看重。他很清楚，自己不方便主动提出调配要求，怕惹出“挑三拣四、不服从组织安排”的闲话，只能把想法憋在心里。
最终的决定没出意外。下达的文件里写得很清楚：沈醉，与范汉杰、罗厉戎等人，一并分配至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按月发给工资一百元。就那个年代的标准而言，这个待遇并不低，事实上可算优厚。但待遇之外的那些心理关口，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
他拿着介绍信和文件，按程序报到，领到了文史专员的医疗证，还发了政协礼堂俱乐部的出入证。手续很简单，几道章盖下去，一位昔日军统少将的社会身份，就这样被重新定义成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从那天开始，他要面对的，不再是密令、暗号，而是一页页发黄的档案、一段段尚待梳理的历史材料。看似轻松，实则考验更重。
二、旧相识在北京重逢
沈醉心里并非没有准备。自从被特赦走出监狱那天起，他给自己立下了一条规矩：凡是被军统迫害过的人，凡是因军统行动受过伤害的家庭，只要碰见，不管对方是骂是怨，是冷面还是怒目，他都不还口、不争辩，只认罪，只道歉。不讲条件，不讲面子。
这种念头看上去决绝，落实到日常，其实并不轻松。讲理不难，挨骂不还嘴却要咽下很多口气。尤其对于一个在旧社会习惯发号施令、习惯“抓人”的军统军官来说，这种转变几乎等于性格重塑。
到政协报到没几天，他就遇到了心里一直忌惮的人。
那天，他从政协礼堂后门准备去餐厅吃饭。走到门口，一抬头，看见两位熟面孔：全国政协副主席高崇民，政协常委阎宝航。两人正要入内，工作人员小声提醒他：“这是高主席。”其实不用提醒，他早在重庆时代就远远看见过。
场面一时有些微妙。过去与现在，一前一后的身份差距，让空气安静了几秒。
阎宝航主动打了圆场，对高崇民说道：“这位是沈醉，特赦以后到我们这儿工作。”语气平和，看不出半点翻旧账的意思。
高崇民伸出手，很自然地同他相握：“你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我看过了。有些材料，对研究那段历史很有用。有条件的话，你还可以再多写一点，把你们军统内部的情况讲清楚，让后人有个真实的了解。”
这话不多，却意味很足。一方面点到了军统，一方面又把重心落在“历史研究”上，既没有追问个人恩怨，也没有当场翻旧案，只是提醒：事情要说清楚，要留下记录。
沈醉简单客气地应了几句，心里却五味杂陈。告别之后，他突然没了去礼堂餐厅的胃口，只转身到小卖部买了些东西，绕回机关食堂，一顿饭吃得索然无味。
高崇民这个人，他并不陌生。早在1941年，他第一次到重庆时，就听说这位“东北救亡总会”的领导人之一要在重庆成婚，结果戴笠却送去一大笔贺礼。对当时的军统人员来说，这简直像是一个谜。
军统一向对东北进步团体戒心极重，对所谓“救亡总会”之类组织更是反感。戴笠本人对左翼活动更是避之不及，甚至极力打压。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给高崇民送去巨额礼金。这事，沈醉当时也纳闷了很久。
谜底没有马上揭开。到了1942年，他被调到军统局总务处任处长，出入戴笠办公室成了家常便饭。有一次，“东北特别工作组”的组长对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知道吗？高崇民把戴局长送的那笔钱，拿去办了一个进步刊物。”
沈醉顿时愣住，追问一句：“这种事写报告了吗？”
对方当然回答：“写了，怎么可能不写？这是正经情报。”
按理说，这样的“重要情报”，军统内部会高度警惕，甚至迅速采取行动抓人。可迟迟没有动静。直到某一天，他拿文件进戴笠办公室请示，刚好听到戴笠与人谈到这件事。忍不住插一句：“这人为什么不抓？”
戴笠脸色一沉，只甩下一句：“你懂个屁！”便不再搭理。他只好讪讪退下。
事情真正有了进展，是在抗战胜利后。某天，新华社广播里传出消息：高崇民被任命为东北某省省长。广播一出，军统那边迅速作出反应，戴笠下令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立即逮捕。
那时，高崇民仍住在重庆郊区。特务上门，扑了个空。接着，他们又在水路检查站设卡搜查，结果依旧无功而返。后来才查明，高崇民是借助军统内部人员王化一的帮助，悄然离开重庆，躲过一劫。
多年以后，政协礼堂后门的短暂握手，仿佛给这些旧事画上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括号。当年的“抓捕对象”，成了如今的副主席；当年的军统处长，却成了他的下属文史专员。政治格局的变化，浓缩在这一握之间。
三、黑名单上的顶头上司
在全国政协机关里，沈醉真正要天天见面、打交道的顶头上司，不是高崇民，而是阎宝航。
这个名字，在军统内部并不陌生。早在抗日战争中后期，军统已经把他列入重点监视对象，甚至列入黑名单。只是那时社会上普遍知道他是张学良部下的骨干，却不知道他早已是中共地下党员。
抗战期间，蒋介石想把东北一批上层人士牢牢抓在自己手中，多次找机会与阎宝航接触，试图拉拢。戴笠也很上心，专门设宴邀请这些东北军出身的要人到重庆。这些饭局上，沈醉曾多次见到阎宝航，都是在大桌子上隔着好几个人，彼此不过点头示意，很少交谈。
后来，阎宝航脱离那种表面的“周旋”，主动到重庆一家兵工厂为工人办福利事业，表面看是做统战工作，实际上更有利于他从内部配合中共的抗日活动。对军统来说，这一举动极其敏感。几乎每一家兵工厂，军统都有自己的特务组织，密切监视人员出入和内部动向。
阎宝航所在的兵工厂，也在重点盯防之列。可长期侦查下来，军统始终没能抓到确凿证据。人是盯着的，线索也有，却总差一步。这样的人物，在特务机关眼里就更加危险。因此，在军统内部的黑名单上，“阎宝航”三个字被重重划了一道。
时间拉到1946年2月，地点在重庆较场口。那一年的旧政协庆祝大会，本是群情振奋的场合，却被国民党特务的暴力行动搅得一片混乱。特务们冲到现场，对民主人士和爱国群众大打出手，场面极其狼狈。阎宝航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也在现场，险些被打伤。
多年以后，他在全国政协的办公室里，说起这段经历时，语气依旧沉着，却不难听出那份刻在记忆里的愤慨。他对沈醉说：“那天要不是有些群众和工作人员挡着，说不定就要挨上一棍子了。特务下手的时候，是不认人的。”
面对这样的讲述，沈醉只能一次次道歉。有时一句：“那时候我在军统局任职，虽然不一定直接参与，但责任难辞。”有时干脆只说：“那都是罪行。”话不多，却是真心认帐。
阎宝航通常会接着说：“这不是在说你个人。我恨的是蒋介石，没有他的授意，你们那些人也不敢在大白天、当着几万群众的面那么干。你们算是执行命令的人。”
这几句话里，既有清晰的政治判断，也有一种出奇宽厚的态度。他区分个人责任与体制责任，却并没有抹去实质上的罪行性质。这种分寸感，对当时刚刚从高墙之内走出来的特赦人员来说，影响不小。
不得不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旧账不会被反复翻来覆去地表演，却也不会被简单遮盖。当年的事会被平静地提起，会被当事人亲口讲出，也会要求记录成材料。既不纵容、也不刻意侮辱人的尊严，这种处理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教育。
四、在文史工作中“抵债”
时间往前走。随着在全国政协工作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沈醉原本紧绷的心，慢慢松了几分。机关里的民主人士，不少早年都尝过军统的厉害，现在却在日常相处中表现得颇为宽厚。有的碰见他，只点点头、淡淡寒暄几句；有的谈起当年的遭遇，也只是陈述事实，很少借机羞辱。
这种态度，让他一方面感到愧疚，一方面也逐渐放下了那种被“围观”的紧张。毕竟，在这里，他只是一个负责整理史料、写回忆、写调查笔记的普通专员。
值得一提的是，对特赦战犯的生活待遇，党和政府制定了相对合理的保障。每月一百元工资，在当时足以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还不时组织体检，发医疗证，提供就医保障。这些安排，让不少人心理上的防备渐渐减弱，开始认真面对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整日活在昔日的阴影和怨气里。
在文史资料工作中，沈醉开始系统梳理自己在军统的经历。这不是闲来无事写几段笔记，而是有组织、有要求的口述史整理。他需要把军统内部的机构设置、人员构成、行动方式、对敌政策，一条条说清楚，再同历史档案比对核实。许多细节，只有亲历者说出来，才有真实质感。
在这个过程中，他写下了《沈醉日记》、《沈醉自述》、《沈醉回忆录》、《沈醉“狱”中趣闻》等一系列材料。这些文字，从文笔上看并不追求修辞华丽，更多是一种交代与剖析。写到某些特务行动的经过，他不得不把曾经亲自签过字、甚至亲手安排的行动一一摊开。这不是简单“回忆”，更像一次次在纸面上面对自己的过去。
从历史研究角度看，这些材料价值不小。军统机关的内部运作，长期处在遮蔽状态，档案也不可能完全自洽。沈醉这样的当事人，既掌握内部情况，又愿意提供细节，有助于后人理解那段复杂历史的来龙去脉。
但从个人层面看，这种书写过程无疑也是一种“抵债”。每写一段，就等于承认一次当年的所作所为。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是出于现实环境的压力，是为了表现“改造好”。然而从他后来多次在文章里反复交代的语气来看，那种悔意并不全是姿态。
试想一下，一个在旧时代被视为“能干”“忠诚”的特务官员，在新社会里，只能把过去的“成绩”当作罪行逐条写出，这种落差，本身就足以让人颇多感慨。尤其当他在办公室里听到阎宝航平静地讲起“较场口被特务冲击”那件事时，这种反差就更加刺眼：同一时刻，两种角色，一方记得的是棍棒与血迹，另一方记得的是命令与执行。
时间久了，他对政协机关中的这些民主人士的敬意反而更多。不是那种口头上的恭维，而是因为在日复一日相处中看到一个事实：受害者并没选择以牙还牙，而是愿意让这些“昔日的敌人”在新的制度下活下去、干实事。这种胸襟，不是靠一两句口号就能撑起来的。
从1962年起，直到后来，他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做文史工作，持续不断地写、不断地讲。那些年他完成的稿件数量不少，若逐一加总，篇幅颇为可观。可以说，他晚年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解释和反省过往这件事上。
回过头看，1962年的那次工作分配，表面上只是几个特赦战犯被安排进某个机关的行政程序，实际上却标志着另一个阶段开始：曾经隐秘的特务系统，开始由内部参与者自己拆解；曾经血腥和阴影笼罩的秘密行动，开始被还原在公开的纸页上。这种变化，既是国家政策的结果，也是个人命运被重新安置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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