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深秋，香港的海风带着咸味扑进窗来。七十四岁的关麟征披着灰呢大衣，捧读《人民日报》里一篇有关徐向前近况的报道，眉头一挑，提笔蘸墨，在信笺上写下第一句话：“老同学，那一仗把我打得丢盔卸甲的蔡申熙，如今可还健在？”
这不是寒暄。半个世纪前的霍邱失守，仍像硝烟般缠绕在他的回忆深处。那一役，国民党第四师独立旅旅长关麟征，被红二十五军伏击得狼狈不堪，整整一个旅在砖佛寺被撕开缺口。指挥那次伏击的，正是与他同窗三年的黄埔一期同学——蔡申熙。
黄埔一期的学员名册上，两人名字只隔了短短几行。课堂上，孙中山先生叮嘱学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关、蔡并肩站得笔直。一个沉稳寡言，写得一手好字；一个快意恩仇，操着陕北口音，爱替同学抱不平。谁也没想到，四年之后，他们会在皖西的麦田里拔刀相见。
关麟征的起点并不高。十九岁那年，他还在陕西白水县给地主放牛。为了家里的几亩薄田，他跑到西安报考军校，屡试屡败。1924年南下广州，才抓住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的尾巴。走进长洲岛那条青石路，他像是攀上命运的缆车，一路直升：北伐时任排长、连长，1928年已是警二团团长；长城抗战立功，1935年晋升第五十二军军长。
蔡申熙则是另一条轨迹。毕业后即秘密加入我党，几番辗转，1930年随红四方面军开赴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元气大伤之际，他被推上军长之位。彼时他不过二十六岁，却硬是凭借山地作战天赋与敢打敢拼的劲头把残部凝成铁拳。
一九三二年八月，蒋介石调集重兵“第四次围剿”鄂豫皖苏区。关麟征奉命封堵红军南下通道，率独立旅急进霍邱。他熟悉对手的打法，却未料到蔡申熙会把主阵地设在砖佛寺。三面都是松软稻田，唯一的土路被有意留出缺口。关部以为逮住了退却的红军，便催马直插谷地。半夜，“砰”的一声枪响，伏兵齐起，山头火光连成一线。独立旅前队瞬间被割断，整整两营人马困在稻田里，枪声、吆喝、马嘶声混成一片。关麟征骑着骏马冲杀，依旧无法稳住崩溃的阵形。他后来回忆道：“真是兵败如山倒，连盔都没顾上捡。”
独立旅挫败后，红二十五军趁势突围，破坏了国民党东线合围计划，也为鄂豫皖苏区赢得宝贵喘息。遗憾的是，几个月后，蔡申熙在黄安河口镇突围战中腹部中弹，年仅二十八岁。牺牲的消息很快被密报到南京，但忙于川陕战事的关麟征并未第一时间得知。
多年过去，抗战硝烟散去，解放战争帷幕落定。关麟征随胡宗南败退，1955年辗转定居香港。与政坛渐行渐远，他把时间埋进甲骨文和瘦金书，也常在黄昏海边踱步，遥望北方。偶尔宴席相逢旧日同学，有人谈起蔡申熙早殉，他总是不语，只轻轻摇头。
“他若在，也是一方名将。”这是关麟征私下的评语，当时只字未传出。但对蔡的结局，关始终心有不甘。一九七九年农历七月，他终于给徐帅写下那封信。徐向前比他年长四岁，解放后任国防部长，对黄埔同学的生死有更详尽的掌握。
半月后，徐帅回信。纸张不过数页，却字字沉重：“蔡申熙于黄安河口突围中壮烈，葬于大别山。其余将士多已改编或牺牲，愿兄珍重。”关麟征展信良久，将信折好，放进随身的藤箱里，自此不曾再提。
关麟征逝世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并未等到再次渡海北上的机会。消息传至北京，徐向前让人送来挽联：“黄埔同窗，志在救国；故人远去，隆情长存。”七个大字“流血报国，铁骨丹心”写得遒劲。香港灵堂内，挽联悬于案前，宾客驻足默然。
黄埔一期的名单如今黄卷残简，可那张薄薄的纸背后，是无数人的生死沉浮。关麟征留下的疑问，后来有人补充：如果蔡申熙能活到抗战全面爆发，华中战场或许会出现另一位悍将；但历史不写假设。黄埔校歌里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他们身上以不同的方式应验，悲欣交集，俱成过往。
关麟征的信、徐向前的回函，以及大别山间那座无名墓，像三根若隐若现的线，把共和国前夜的烽火与其后的风云悄悄缝在一起。岁月流转，纸墨会旧，留下的却是人们口口相传的兵事：黄埔同学，一枪一马，竟能在战场两端，让彼此记挂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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