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正月刚过，北风还带着些寒意。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的一间小派出所里，门一推开，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快步走进来，没寒暄，也不绕弯子，只说了一句：“我要改名。”户籍民警一愣，还没问缘由，只见他已经在纸上写下四个字：爱新觉罗。后面又添了“恒钛”二字。
这一幕，在当时很多人看来，不过是年轻人一时“图新鲜”。可对于这个叫“金建华”的小伙子来说，却等了整整二十多年。因为在他心里，这并不只是换了个名字，而是认祖归宗，把一段被尘封的家族史重新接了起来。
有意思的是，恒钛走进派出所的那一年，恰好是清朝灭亡后第六十八个年头。旧王朝早成历史，可那个曾经站在九重之上的姓氏，却又以这样一种朴素、几乎有点安静的方式，回到了一张普通人的户口簿上。
一、“皇上都没了，还要什么爱新觉罗？”
时间要往前拨回到1911年。那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统治土崩瓦解。第二年，隆裕太后以太后名义颁布退位诏书，年仅六岁的宣统帝溥仪不再是“天子”，却暂时保留在紫禁城内生活。
溥仪的日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看上去似乎没什么改变。吃穿用度皆按旧制，小朝廷的礼仪也还在，袁世凯每到过年，还要派人专门进宫“拜年”，摆出一副对“旧皇室”依旧恭敬的样子。宫门内外，两种时代的气息短暂并存。
1917年7月，张勋挥着清军旗，闯进北京城闹了一出复辟闹剧。十二岁的溥仪再次穿上龙袍，端坐龙椅。短短十几天之内，北京城里忽然又有人接上“辫子”，从箱底翻出旧朝官服，一时竟像回到了从前。
可是戏终究是戏。十来天后，复辟草草收场，溥仪再次被迫退位，继续待在紫禁城里，被各方势力监视、挤压。他和弟弟溥杰、老师庄士敦曾悄悄计划离开紫禁城，却始终没能走出去。
1924年，冯玉祥派鹿钟麟率兵入宫，直接把小朝廷连根拔起。溥仪先搬到父亲载沣的住所，旋即又进了日本公使馆寻求庇护，辗转搬到天津。到了这里，“皇帝”已经成了别人嘴里的称呼。外国人在场面上对他颇为客气，生日时还会来庆贺，却在经济上鲜有实质帮助。
反复受挫之下，溥仪终究一步一步走向日本人。他接受扶持，去了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成为名义上的“皇帝”。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土崩瓦解，溥仪第三次退位，被苏军俘获，后来移交中国，成为战犯。
不得不说，这几十年间的溥仪，几次登上帝位，又几次被赶下台，从“天子”变成普通战犯，个人命运的起伏，和那个时代的动荡几乎重叠在一起。对很多人来说，“爱新觉罗”这四个字，也就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褪去了光环。
1928年，另一件事对这块旧皇室的“尊严”打击极大。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慈禧太后陵、乾隆皇帝陵被洗劫一空，棺椁被砸得一片狼藉。溥仪得知后，派载泽、宝熙前往清东陵，负责重新安葬祖先。同时，他还给蒋介石发通电，希望严惩孙殿英。
蒋介石在字面上给予回应，命令阎锡山处理此事，实际却并未动真格。孙殿英仍然逍遥无事。很现实的一点在这里暴露无遗：在新的权力格局中，这位末代皇帝已不再重要。
再往后，全国各地接连发生排满风潮。许多满族旗人改姓避祸。叶赫那拉拆作“叶”“那”，赫舍里改成“高”“康”“赫”，钮钴禄有人改成“郎”。到爱新觉罗这里，因“爱新”在满语中有“金”的含义，不少后人便干脆改姓“金”或“毓”。
“皇上都没了，还要什么爱新觉罗？”这样的想法，在当时并不少见。大王朝倒塌之后，那个高不可攀的姓氏，就这样在各地慢慢散开、隐去，融入千万个普通汉姓当中。
二、新中国的“特赦001号”，走下龙椅进户籍簿
如果说，辛亥革命之后的几十年，是旧王朝残影的缓慢消失，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爱新觉罗家族再度出现在公众视野，意义却完全不同了。
1959年，中央决定对一批确已悔过自新的战犯实行特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特赦。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溥仪，起初并不敢抱太大希望。他始终觉得，自己过去的错误太多，未必够得上“特赦”这两个字。
那年12月，首批特赦大会召开，宣读名单时，爱新觉罗·溥仪排在“001号”。听到这个号码，他忍不住当场落泪，一连说了好几句“没想到”。在他看来，这个社会给了他一个重新做人、重新融入集体的机会。
第二年，他的弟弟溥杰也在第二批特赦中获释。此时的新中国，已经是一个全新的国家。爱新觉罗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代名词，原先的“皇帝”“王爷”，要像普通公民一样上户口、办登记。
溥仪第一次带着“五妹夫”万嘉熙走进派出所，眼看着户籍簿上一笔一划写下“爱新觉罗·溥仪”六个字，那种复杂的感觉，恐怕连他自己都很难完全说清。一边是过去身份的尾声，一边却又是作为新中国公民的起点。
特赦之后，溥仪和溥杰都进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对他们的生活情况始终有所关注。1961年除夕前后，周总理在全国政协礼堂请溥仪、溥杰、载涛等人一起吃年夜饭，这一顿年夜饭，足足吃了三个多小时。
饭桌上再无君臣之分，只有几位经历了不同时代的人，对过去与未来的平静交谈。周恩来询问他们的身体情况，也很诚恳地问对今后生活有什么打算、有什么困难。溥仪七叔载涛在座，总理还当众请他帮溥仪操办婚事，让他能在新生活中组建一个普通家庭。
言谈间，周恩来提到溥仪的父亲载沣。他坦率地说，慈禧太后为了垂帘听政，选一个三岁的孩子来当皇帝，把二十七岁的载沣推上摄政王的位置，这是制度的安排，不应把责任都算到个人头上。载沣执政时虽尽力而为，却难以阻挡封建制度的终结，这在历史发展面前，几乎没有个人可以改变。
这番话，既有历史的冷静判断，又带着一种难得的体谅。溥仪听着，眼圈忍不住红了。他很清楚，清朝的覆灭，是一个时代大势的终点，与其说是谁“失职”，不如说旧路走到头了。
同一年，毛泽东在颐年堂接见溥仪。那天溥仪穿了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中山装，脚上是一双朴素的帆布鞋，戴着眼镜，显然准备得很仔细。一见到毛主席，他就有些哽咽：“今天能得到主席亲自接见，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这一句，没有任何“皇帝”的架子，只是一个普通人在表达激动。
两人坐下来一起吃饭时，毛主席一边关心他的身体、精神情况，一边也在谈历史的因果。溥仪说，如果当年不是被推上皇帝的位置，也许不会有那么多后来的事情。毛主席劝他别总往自己身上揽，“皇帝”是旧制度造出来的角色，那套制度既然已经结束，那么类似的故事就不会再重演。
席间还有一段小插曲。毛主席笑着问他：“御膳房的饭菜到底好不好吃？”这半带玩笑的问话，既拉近了距离，也在不动声色地把那层帝王光环化开，让它彻底落到寻常烟火味中。
后来，得知溥仪的月薪只有一百八十元时，毛主席特意托人送去两千元，还轻描淡写说了一句：“他是皇帝嘛。”这话听上去略带调侃，却也透出一种对旧人物命运的同情。
国家领导人并不仅仅关注溥仪一人。溥仪的妹妹爱新觉罗·韫颖，清廷倒台后境遇相当艰难。1945年溥仪逃亡、被俘之后，她更是带着年幼的儿子在街头摆摊卖香烟，生活拮据。后来，文史界老前辈章士钊在担任中央文史馆长时，偶然看到她写给哥哥的信，从信中读出这位昔日格格如今的窘境，便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毛主席很快批示，让周恩来协调处理。不久，韫颖被安排到北京市东城区担任政协委员，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溥仪得知后，颇为感慨，对国家的关照心怀感激。
从这种种细节来看，新中国对这一家人的态度，有清晰的原则，也有人情味。一方面，对过去的历史是非有明确判断；另一方面，对于这些在旧制度中被裹挟的人，也给出了重新融入社会的空间。这一点，在后来的许多故事里，都能看到影子。
三、“金”“毓”“爱新觉罗”：被拆散的姓氏与家谱
说到那位1979年走进派出所的年轻人，就不得不从家谱和姓氏混乱讲起。
清王朝灭亡后，满族旗人面对的现实压力并不小。各地出现的排满风潮，让不少人不得不在姓氏上做文章。有人为了躲避歧视，也有人只是为了顺应新的环境。总之，在这股浪潮中，许多原本显赫的姓氏被拆分、改写，慢慢混入了寻常人家。
爱新觉罗在满语中，常被解为“金氏”。这一点，后来成为不少后人改姓“金”的理由。还有一部分，则取其中辈分字为姓，如用“毓”作为家族标记。时间一长，外人看过去，只会觉得是普通的“金某”“毓某”，很难联想到“末代皇族”。
载沣一支，是清室中较为重要的一脉。他有四个儿子：溥仪、溥杰、溥倛、溥任。溥倛三岁夭折，留下的主要是三兄弟的后人。溥仪生平娶过多位妻子：皇后婉容，淑妃文绣，祥贵人谭玉龄，福贵人李玉琴，以及特赦后成婚的李淑贤。然而，这几段婚姻都没有留下子嗣，这一点在史料中有清楚记载。
溥杰与日本妻子嵯峨浩婚后，育有两女。长女爱新觉罗·慧生与同学大久保相恋，因母亲强烈反对，内心冲突难解，十九岁时与恋人殉情，自杀身亡。这段悲剧一直是研究清末皇族命运时绕不开的一笔。次女爱新觉罗·嫮生后来嫁给日本人福永健治，婚后改姓为“福永嫮生”，过上平静的家庭生活，育有五个孩子。
更为关键的一支，是最小的弟弟溥任。他后来改名“金友之”，在北京过着相当低调的生活。溥任这一支，被许多人视为“末代皇族中最为正统的一支后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溥仪在日本人的控制下前往东北，溥杰也在那边。载沣带着溥任去东北看望两位儿子，见到他们在日本人安排下做“傀儡”的状态，心里非常难受。他曾对溥任说过一句颇为刺骨的话：“当人家的儿皇帝有什么好处？连石敬瑭都不如。”
这句话并非简单的情绪发泄。五代十国时期的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依附契丹，自称“儿皇帝”，在历史上一直被视为屈辱的象征。载沣用这个比喻，既是对现实的愤慨，也是在提醒儿子，做“皇帝傀儡”，不仅改变不了局势，反而难免背负骂名。
伪满洲国覆灭后，载沣和溥任好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溥仪、溥杰的确切下落，只能在惶惶不安中熬日子。溥任后来回忆那段时间，说“度日如年”并不夸张。
溥任有五个孩子：长子金毓嶂、次子金毓峑、幼子金毓岚，长女金毓琨、次女金毓珵。长子金毓嶂1942年出生，从小在祖父载沣和父亲身边长大，对家族旧事耳濡目染。1959年溥仪特赦回京，与弟弟溥任重逢时，金毓嶂第一次见到这位“传说中的伯父”。后来他回忆，觉得这位末代皇帝有点“傻乎乎的”，见到每个人都主动伸手问好，连小孩子也不例外。这种略显拘谨又努力示好的姿态，实际上反映了他面对新环境时的紧张心理。
成年后，金毓嶂刻意远离政治相关职业，被北京地质学院录取，后来分配到青海地矿局第二地质队工作。那时候，他已经更像一名普通地质工作者，而不是“皇族后裔”。
不过，家族姓氏和身份的余波并没有完全散去。金毓嶂的侄辈金鑫小时候，经常看到有人上门找爷爷溥任合影。起初，溥任来者不拒，态度和气。但没过多久，那些合影就出现在报纸上，被人拿来当“证据”，说自己是“皇族后代”。骗子越来越多，爷爷和父亲后来干脆很少再接待这类人。
金建华，也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小时候只知道自己姓“金”，周围也没有人刻意讲起“爱新觉罗”的故事。直到二十多岁那年，他才在一次家常聊天中，突然接触到被遮掩多年的那一层身份。
那天，父子俩坐下来随口谈祖辈。金毓峦对他说：“咱们本来不是姓金，是清道光帝第五子敦亲王奕誴那一支的后代，本来姓爱新觉罗。爱新，就是金的意思，所以才改成金。”紧接着，他又补了一句：“你原来的名字，其实早就起好了，叫‘爱新觉罗·恒钛’。”
这番话，对已经二十五岁的建华来说，无疑是扔进平静生活的一块石头。原本习以为常的姓氏，忽然变成一个时代的缩影。家里不爱多说，课本上涉及这部分内容也不多，他只好一遍遍回想父亲给他讲的那些零散故事，试着把它们串成线。
1979年，建华有机会去北京，见到了溥杰、溥任等亲属。面对这些在书本和传闻里出现过的人，他有些紧张，也有种“人到其间”的真实感。等从北京回到内蒙古后，他下了决心：要把自己的名字改回按照家族辈分起的那个——爱新觉罗·恒钛。
父亲提醒他：“这事可得想清楚。”建华却说：“我考虑好了，都二十多岁了，应该认祖归宗。”于是才有了开头那一幕——大年刚过，他走进科右中旗派出所，简洁地说了一句“我要改名”，在纸上郑重地写下祖上留下的那个名字。
手续办得出奇顺利。只是身边熟悉的人已经习惯叫他“建华”，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个名字并行不悖。到了1993年，他调到河北三河市文化馆工作，新的环境里，同事们都照身份证叫他“恒钛”，这才真正让这个名字扎下根来。
四、宗谱、真假与“千家万姓中的一个”
改名这件事，引出一个更棘手的问题：谁，才算是“真正”的爱新觉罗后人？
在社会层面，随着“皇族”光环逐渐变成一种猎奇符号，一些人开始主动往上面贴，拿出一张合影、一段模糊的口述，就敢对外宣称自己“出自皇室”。金鑫说得很直白：那些人上门合影，是冲着将来“多一层卖点”去的，不少人觉得只要攀上这层关系，画画能多卖钱，作品能多添几分噱头。
这种现象，客观上也让真正的后人觉得困扰。金毓嶂后来回忆，骗子实在太多，连他们自己都懒得一一分辨。可问题在于，如果不想混乱加剧，就必须重视宗谱这套东西。
清朝皇家家谱，即《玉牒》，每十年续修一次，记载了宗室成员的世系、封号、婚配等情况。1936年，伪满洲国时期，溥仪曾下令再修一次《玉牒》，这也是清室宗谱最后一次官方续修。此后，随着政权更迭、战乱迁徙，宗谱工作彻底中断。
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间，这部家谱更多只是史料保存在档案中。到了改革开放前后，社会再度对“末代皇族”出现兴趣，一些真正的后人也意识到，如果不把这条线理一理，很容易让骗子钻空子。
金毓嶂便萌生了重新整理宗谱的念头。只是，当他真正开始着手，才发现难度远超想象。时间隔得太久，老一辈能说清楚的已经不多。很多姓“金”“毓”的人跑来寻根，“说是皇族后代的人太多了”。恒钛就说过一句实话：“现在只能问，你父亲叫什么，你爷爷叫什么。他要是说记不清，那就没法证明。”
这话听上去有点无奈，却很现实。族谱的价值就在于清晰记录每一代人的信息，一旦中间断档，即便有血缘，也难以用可靠的方式对上号。更何况，不少当年改姓的人，出于安全考虑，刻意把前尘一笔抹去，子孙们多半也是在成年后才偶然得知“原来祖上还姓过爱新觉罗”。
沈阳的一位满族联谊会负责人洪海波，曾做过大致估算，认为目前各地的爱新觉罗后人，可能有三四十万之众。这并不夸张。一个大王朝延续两百六十多年，宗室枝繁叶茂，后人散居各地，本就是正常现象。关键在于，大部分人在改姓之后，再也不以“皇族”自居，很自然地融入了周围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搞清楚谁是谁，几乎成了一道无解题。洪海波的态度很干脆：“一个朝代过去就过去了，历史就是这么走的，皇上都没了，还什么爱新觉罗。”话虽直白，却点到了一层关键：姓氏可以追溯，生活却没有必要被姓氏绑住。
金毓嶂的看法也颇有代表性：“不要以为自己是皇族，其实什么都不是。”这句话并不是自我贬低，而是一种认清时代后的冷静。他这一辈和下一辈，虽知晓家族来历，却更清楚，今天的社会里，“皇族”二字并不意味着特权，只是一个历史概念。
在年轻一代爱新觉罗后人身上，所谓“皇家印记”越来越淡。他们大多知道祖辈的故事，会在某个家庭聚会上听长辈提到“当年”的片段，但日常生活，与街坊邻居并无二致。有人在学校做老师，有人在单位做普通职员，还有人像恒钛一样，在地方文化馆埋头做文化工作。
试想一下，如果在街上偶遇一个姓“金”或姓“毓”的人，旁人又怎会想到他们背后可能连着一串复杂的家谱。对外人而言，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两个汉姓；对当事人而言，那些藏在名字里的一点过去，也慢慢变成心里的私事，而不是需要反复拿出来展示的“身份标签”。
的确有少数人愿意公开强调自己“出自皇室”，但在更多后人眼里，这样的做法并不值得羡慕。与其围着旧日光环打转，不如老老实实把眼前的日子过好。这种朴素的想法，反倒更能说明一个时代的变迁已经完成。
从辛亥革命到特赦“001号”，再到1979年派出所里那一笔“恒钛”的签字，六十多年间，同一个姓氏经历了从权力之巅到人间烟火的全过程。如今，那些散落在“金”“毓”等姓中的后人，走在大街上，不再需要解释自己的来历。爱新觉罗，也就自然变成了“千家万姓中的一个”，静静地留在史书里，留在家谱中，留在少数人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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