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是在冬至那天接到电话的。
电话是部队打来的。他握着话筒，听那边的人说话，一直听到最后，没说一个字。挂掉电话，他在院子里站了很久。天很冷，风从海上吹过来，把他的旧棉袄吹透了。
他儿子小陈，三个月前刚满二十岁。
邻居张婶从门口经过，看他站在那儿，问：“老陈，咋了？”
老陈没回头，说：“没事。”
张婶走了。老陈还站在那儿。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挂着儿子的迷彩服，洗得发白了，是去年回来探亲时落下的。风把那件衣服吹得一晃一晃，像有人在招手。
那天晚上他没吃饭。第二天也没吃。第三天，他妈从老家赶过来，一进门看见他，什么都明白了。
她没哭。她走到院子里，把那件迷彩服收下来，叠好，抱在怀里，在门槛上坐了很久。
太阳落下去，又升起来。
三百公里外的另一个村子，阿凤也在等。
她等的是丈夫。丈夫走的那天，女儿刚满月。她抱着孩子送到村口，丈夫回头看了她们一眼，说，等我回来。
她等了八个月。
八个月里，她学会了一个人带孩子，一个人种地，一个人修漏雨的屋顶。夜里孩子哭，她就抱着在屋里走，一边走一边说，爸爸很快就回来了，很快。
那天村里来人，不是丈夫，是一封信。
她不识字，让人念给她听。念信的人念到一半，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停下来，看着她。
阿凤说：“念完。”
那人念完了。
阿凤把孩子抱起来，走出门，走到村口。就是丈夫走的那天站的地方。她站在那儿，看着那条路，一直看到天黑。
孩子哭了，她就抱着晃一晃。
海的那边，厦门。
老周在码头干了三十年，每天看着船来船往。那边是金门，再那边是台湾海峡，再那边是台湾岛。他没见过，但总觉得不远。
他的一个老战友，就是那边的人。
那还是八十年代，他们在海上相遇。两条渔船，一条从这边来，一条从那边来，隔着几百米，互相看了看。后来不知怎么的，就认识了。再后来，就成了朋友。
逢年过节，那边的人会托人带话过来。老周也托人带话过去。话不多，就是问问身体咋样，家里还好吗。
前年，那边的人托人带了一张照片。是他全家福，儿子儿媳妇，两个孙子，都笑着。老周把照片压在枕头底下，睡觉前看一看。
今年，托话的人说，那边的人的儿子，上前线了。
老周拿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照片上那两个孙子，一个十岁，一个七岁，都咧着嘴笑。
他不知道那边的人现在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他儿子在干什么。他只知道，那孩子长什么样，笑的时候露出两颗小虎牙。
厦门到金门，坐船只要半个小时。
但有些人，再也回不来了。
台北，某条小巷。
阿珍在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听见两个老太太在聊天。
一个说，谁谁谁家的儿子，前几天走了。
另一个问，去哪儿了？
第一个说，还能去哪儿。
两个人都沉默了。阿珍站在旁边挑菜，手顿了顿，又继续挑。
她儿子也走了。三个月前。走的时候说，妈，别担心，很快就回来。
她每天买菜都买两份。一份自己吃，一份留着，等儿子回来做给他吃。儿子爱吃她做的红烧肉，每次都能吃两大碗。
冰箱里的肉一直冻着，她舍不得做。
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她就坐在客厅里，看着儿子的房门。门关着，和儿子在家时一样。她想象着那扇门随时会打开，儿子从里面走出来，说，妈，我饿了。
门一直没开。
厦门，老陈家的院子里，那件迷彩服还挂在晾衣绳上。
他妈来过又走了。走之前说，把那件衣服收了吧，别老挂着。
老陈说，再挂两天。
他妈看着他，想说什么，没说出口。
老陈知道她想说什么。她想说，挂着也没用，人回不来了。但老陈就是舍不得收。那件衣服是儿子最后碰过的东西，洗的时候能闻见他的味道。收起来，就什么都没了。
有时候风大，衣服被吹得啪啪响，老陈就站在院子里听。那声音像脚步声，像有人从远处走过来。他听着听着，就觉得儿子快到家了。
台北，阿凤的女儿会爬了。
她在地上铺了一张席子，让女儿在上面爬。女儿爬得很快，一转眼就从这头爬到那头。阿凤坐在旁边看着，看着看着就笑了。
笑完之后，她又看着那条路。
那条路还是空的。
她每天都会抱着女儿到村口站一会儿。女儿不知道在等什么，只是睁着眼睛看来看去。阿凤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但她不说。
村里有人劝她，别等了，想开点。
她说，我知道。
但她还是每天去。
厦门，老周听说了一个消息。
那边的人，托话过来说，他儿子没了。
老周拿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那两个孙子还在笑，不知道爸爸没了。
他想托话回去，但不知道说什么。说什么都没用。
最后他只托了一句话：保重。
那边的人回了一句话：你也是。
老周把那张照片从枕头底下拿出来，看了最后一眼，又放回去。
他想，等这事完了，他要过去看看。不为别的，就为当面说一声，你儿子，也是我儿子。
海峡两岸，有很多这样的人。
他们在等。等儿子回来，等丈夫回来，等父亲回来。等一扇门打开，等一个电话响起，等一条路不再空着。
他们吃的是一样的饭菜，说的是一样的口音，过的是一样的日子。他们会在清明上坟，在中秋团圆，在过年包饺子。他们会给孩子讲祖先的故事，会教孩子认汉字，会告诉孩子，咱们是中国人。
但现在，他们在等。
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回来的明天。
厦门的那条老街上，有一家开了四十年的小吃店。老板姓张，厦门本地人，做的沙茶面远近闻名。
店里墙上贴满了照片，有老顾客的，有游客的，还有几张是从那边过来的客人留下的。张老板说，那边的人来了，就爱坐在靠窗那个位置，说看着海，像回了家。
现在那个位置空着。
张老板每天擦一遍桌子，把椅子摆正。他说，说不定哪天就有人来了。
台北那条小巷里，阿珍还在每天买菜，每天买两份。冰箱里的肉冻了三个月，她舍不得做。她说，等儿子回来再做。
厦门那个小院里，那件迷彩服还在晾衣绳上挂着。老陈每天看看，每天不收。他说，再挂两天。
台北那个村口，阿凤每天抱着女儿站在那儿。女儿会叫妈妈了，会叫爸爸了。她叫爸爸的时候，阿凤就看着那条路。
那条路还是空的。
但她在等。
等一个人从那头走过来，走过那条路，走到她面前，说，我回来了。
海很宽，宽到看不见对岸。
海也很窄，窄到能听见那边的风声。
当那边的风吹过来的时候，这边的树就会摇。当这边的雨落下去的时候，那边的花就会开。
本来是这样。
本来应该一直是这样。
但现在，海的那边，有人在哭。
海的这边，也有人。
老周那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坐着船，过了海，到了那边。那边的人站在码头上等他，还是年轻时候的样子。
他们握了握手，没说话。
然后老周醒了。
窗外有风，吹得晾衣绳上的迷彩服啪啪响。
他躺在黑暗里，听那声音听了很久。
天快亮的时候，他起来，走到院子里，把那件衣服收了下来。
叠好，放在枕头边。
他想，等儿子回来，穿上一定很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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